现在的中国教育重分数，而不重美育教育，现在太多的中国年轻人的国学基本算得上是文盲了。在美育教学上，一到初三艺术类课程就停了，有的学校音乐课是数学老师兼的，这样“书傻子式”的教育给整个中国社会留下许多后患。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三俗”并非大众文化的必然  

　　抵制“三俗”现象，得警觉文艺创作的一味娱乐化，重视人文关怀，提倡心灵阅读；还应关注一些媒体的“稚化”现象。正是一些媒体的“稚化”现象，将观众绑架了。他们低估了观众的眼光，俗化了人民的心灵

　　日前，中央研讨文化体制改革，提出抵制“三俗”，十分重要。在我看来，“三俗”中，庸俗是要害，低俗是现象，媚俗是集中表现。因为，庸俗的后面是一个人、一个社会失去向上向好、自强自立自新的目标，进而跟着流俗走，甚至讨好、献媚于这种低端的价值取向。

　　抵制“三俗”现象，得警觉文艺创作的一味娱乐化，要重视人文关怀，提倡心灵阅读；要强调艺术创作服务大众，在反映生活和人民感情方面充分大众化的同时，强调文艺创作在精神上陶冶人心，在强调艺术语言浅显明白之时，也要强调思想的深刻性，担负好文化引导人们向上向好的使命。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三俗”现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观众喜欢，仿佛“三俗”是大众文化的必然结果。这点，我们尤其要甄别清楚。

　　文化艺术有两个衡量标准。一个是历史的：一首诗一首歌，千古绝唱，一本书一张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时代高峰，这就是历史的评价；一个是人民的：人民喜欢，人民传颂，它成为人民的心灵表达，成为一个民族的心灵特征。

　　但人民不等于大众。人民是历史性的概念，大众是日常生活的概念。大众的文化往往带有一时一地的风俗气象，但不等于低俗、媚俗、庸俗。只有当流俗中的某些低端的东西，在市场机制中被夸大复制，才成为“三俗”。

　　要抵制“三俗”，还应关注一些媒体的“稚化”现象。有些媒体人太年轻，对许多事情缺少准确的判断。他们在心里构建了一个虚拟的大众群体：这个群体是不喜欢读书的，不喜欢讲大道理，是乐于嘻哈打闹的。上个月，我应邀参加一个电视台的吴冠中先生专题节目的录制。当我介绍吴先生的艺术和精神时，一位编导冲上台要主持人闭嘴，说边上的青年学生快睡着了。但边上的学生却齐声答复：我们没有睡着，我们愿意听。

　　正是一些媒体的“稚化”现象，将观众绑架了。他们低估了观众的眼光，俗化了人民的心灵。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在今天这个媒体社会与大众文化相纠结的时候，青年朋友尤当注意。

　　我一贯主张，文化工作者要做到八个字：行健、居敬、守律、常乐。我们文化工作者应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珍惜大好时机，领认时代的使命，努力学习，自觉与“三俗”划清界限，在文化传承与普及中，与人民共同提高。  

反低俗如何不被低俗化  

　　所谓“三俗”，就是低俗、庸俗和媚俗。“反三俗”在时下已成了一个热词，但对“低俗”这一概念应如何定义，由谁界定，还众说纷纭。“运动式”管理的思路也曾在中国的文化领域很盛行，只是公众已经学会了对打着各种旗号和名义的运动进行反思和嘲讽，郭德纲一句“您一高雅，我就低俗地笑了”就让有关部门的权威在观众的笑声中轰然倒塌。    
  

　　值得警醒的是，非理性的情绪对抗很难带来社会的实质性进步，媒体也不应对此推波助澜。谢丽尔·吉布斯在《新闻采写教程》一书中提出“公共新闻学”的观点，认为媒体不应只报道极端对立的双方观点，而是应着重于更为温和的中间意见，将目光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  

　　笔者认为，寻求社会道德的“最大公约数”，同样离不开民众的充分讨论和参与。应该看到，“俗”本是人性的一部分，俗并不等于低俗，没必要将其一棍子打死，因其并不危害社会。而对于公共领域的低俗现象，可通过作品分级制度限制其传播范围。  

　　凤凰网曾作过一期关于“反低俗”的民意调查，有57.6%人主张采用法律规范的方法，支持政府管制和媒体自律的分别为16%和24.3%。在一些研讨会上，也有学者认为对待不同层面的低俗信息应当有不同的治理手段，不宜笼统一刀切。  

　　其实，通过立法来谋求共识，行政部门依法而行，让民间成为反低俗的主力军，反低俗才能不被低俗化。    

   　在抵制低俗文化的声音中，人们几乎都对准了一个自称什么“姐”的女孩子。然而，她的实话实说“我是社会大众捧出来的，是一个个网民顶帖顶出来的，所以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低俗，而是社会”。犹如一颗炸弹，响在人们浅层思考的深处。    

　　她说得不错。事实上没有媒体和公众这块土壤，“三俗”怎会从天而降？既然是反“三俗”，我想主体首先应该反省。

　　只要有土壤，一粒种子就是一片森林。所以，我认为，反低俗当先向内看，要把土壤中的“低俗”元素清除掉，才能把土壤这个大地母亲的怀抱，送还给中国文化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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