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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潘金莲》8月初出版
发起人:petev  回复数:0  浏览数:10094  最后更新:2012/8/4 22:18:30 by pet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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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8/4 22:18:30
pet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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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潘金莲》8月初出版
  08月04日,首部女性题材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出版,刘震云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昨日,记者从长江文艺出版社获悉,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获茅盾文学奖后的第一部长篇,也是他第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即将在8月初推出。

  刘震云就这本备受关注的新书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他告诉记者,“大多数中国作家还在与历史和灵魂对话时,我愿意坚持为现实中的小民呐喊。”

  “潘金莲”书名不影响形象   

  刘震云说,他的一些朋友不赞同《我不是潘金莲》这个书名,认为这有损刘震云的作家形象,或是深度水平远不及刚刚获了茅盾文学奖的书名“一句顶一万句”。为此刘震云曾想:《我不是潘金莲》其实可以有另外一个名字:《一万句顶一句》。因为《一句顶一万句》是说只因为在人群中想说一句话,而把这句话说出去是非常困难——并不是说这句话说不出来,而是找不到听这句话的人,所以哪怕飞越千山万水也一定要找到说的着的人。

  刘震云说:“以前我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男的。我对女性缺乏了解,但是我并没有放弃这种努力。在现实中我做不到,但我可以用一本书来接近她。”小说中的女性主人公从村里一直纠正到北京,越纠正越糊涂,本来是一件特别小的事,是一个家庭离婚案,最后闹成了国家大事。刘震云就是想把这芝麻变成西瓜、蚂蚁变成大象的一万句的过程写出来,没有比“我不是潘金莲”更直接的话了。

  中国说话最“绕”的作家

  刘震云用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讲述真切的生活常理。和《一句顶一万句》一样,《我不是潘金莲》也写一个戴了绿帽子的人想杀人的故事,不同的是,这本书中是一个戴绿帽子的女人,从杀人到折腾人,不过是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这个顶了潘金莲冤名的妇女经历了一场荒唐的离婚案后,要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更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走上告状路……

  接受采访时,刘震云坦承:“我确实是中国最‘绕’的作家。”他分析他的“绕”是受国人思维影响的——特别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接着又说成第三件事。“你要说清一件事,必须说清八件事;每件事里又有八个道理,要说清这件事就要说清八八六十四个道理,说话就变得特别费劲。不把六十四个管道打通,这个事情说不清楚。”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所有人的思考习惯特别容易大而化之,说“这事说不清楚”。而从别人说不清楚的地方开始,把事说清楚,正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当刘震云想把事情说清楚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你绕!”

  “在生活中,我喜欢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不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变复杂,这是我们村的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复杂的事变简单。能否明白一个非常简单和不绕的道理,就看你能否做到听不同的意见,我能做到,我的生活就变得更加的愉快。什么叫愉快?就是两个字:明白。要把一件事搞明白。对一件事糊涂的时候,我们是郁闷的;把一件事想明白的时候,我们突然豁然开朗,我们是愉快的。所以孔子的话就是说过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说的不是‘朝闻道,朝死可矣’——你让我明明白白活一天,我就非常愉快。”

  好书一定是畅销的书

  对于如何界定一本好书,刘震云不同意关于“好书是给少数人读的”说法,他认为好的书一定是畅销的书。《我不是潘金莲》首印50万册,着迷于与书中人物对话的刘震云说:“如果你的书只有5个人读,和有50万人读,当然是非常不一样的。在50万的这个数字里边,肯定能够找到更多在人群中想听这句话的人。通过‘编瞎话’能够让人知道这个‘瞎话’背后可能比真话更接近真实,以这样的途径跟大家交流。如果一辈子能有那么十来次,甚至二十来次,我觉得我生活得挺好。”

  谈到畅销书与茅盾文学奖关系方面的话题、关于作品与获奖本身之间是否有关联的问题,刘表示,这不一定有关系。他说,“之前的作品《一地鸡毛》、《手机》都改编成了影视剧,受很多朋友的喜欢,但是没有获奖。现在再看像《新兵连》、《一地鸡毛》、《温故1942》,还能有温暖的感觉。温暖是我创作时候的年龄感,当时我才20多岁,我的情感流露是那么的质朴。转眼20多年过去了。现在我有50岁了,但有时候做梦做的还是20多岁的梦,那时候我的外祖母还在,我经常梦起我外祖母,跟她一块过中秋节。就在我们的村子里,就在我们家的院子里,枣树上面,月亮那么大,那么明亮,我突然觉得我特别的幸福。”

  对话刘震云:好的作家应是倾听者

  广州日报: 您写《我不是潘金莲》的缘由,创作初衷、创作背景是什么?

  刘震云:过去我总是觉得自己有话要说,才写东西的。到了《一句顶一万句》我发现作者要说什么是不重要的,作品中的人物要说什么是重要的。当我由一个写作者变成一个倾听者,我每天写作不是在写,不是在听,而是在倾听,我突然发现我写作获得了极大的自由。《我不是潘金莲》就是在倾听的状态下写成的。

  广州日报:《我不是潘金莲》与《一句顶一万句》在写作特点上的相同和区别是什么?

  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还可以有一个书名,叫《一万句顶一句》。《一句顶一万句》写想在人群中找到一句话是难的;《我不是潘金莲》写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更难。《我不是潘金莲》看上去荒谬,其实比《一句顶一万句》更直逼现实。

  广州日报:您认为除了畅销,好作品还有哪些要素?

  刘震云:一、得对世界有新的发现,说的是不同的话;二、书中的人物,是自己的知心朋友,说的是知心话;三、技术层面,用宋朝的话说,“端的写得一手锦绣文章”。

  广州日报:你做到了吗?

  刘震云:没有。要做到这三点,还得加上一点:有非凡的胸襟和气度。作品考验到最后,技术层面已显得很不重要了。技术层面是多数人能达到的,非凡的胸襟和气度,却是少数人才能修炼出来的。或者说,前三点,都是从这一点来的。这个道理,是我的小学老师,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读了一辈子《论语》,得出的心得,又无私转告给我的。

  广州日报:您的写作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写作有什么不同?

  刘震云:许多作家假装是“知识分子”,实际上他们只是“知道分子”,有知识,没见识。他们一写到劳动大众,就写他们的愚昧和无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百十来年没变过。采取的姿态是俯视,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就像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场慰问演出。或者恰恰相反,他把脓包挑开让人看,就好像街头的暴力乞讨者,把匕首扎到手臂上,血落在脚下的尘土里,引人注意。一个站在河岸上的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他关心的不是鱼,而是他自己和他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找人没有问题,但想找到相互知心的话就难了。

  最好的写作者不是写作者,而是倾听者。世上有四种话是有力量的,朴实的、真实的、知心的、不同的。你总觉得有不同的话要说,所以开始了写作。一定阶段你突然发现自己的言说对写作是非常不重要的,渺小的。谁有言说的企图心,就说明你还没有体味到写作的味道和小说的本性。到一定阶段,不是你要说什么,你说的不重要,你也说不出什么。当你在生活中找知心朋友困难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另外的途径,就是写作,你会发现你笔下的人物都是朋友,写作就是交朋友的过程。

  广州日报:得了茅盾文学奖之后的心境与以前有没有什么不同?

  刘震云:作品获奖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它又一次得到了承认,同时也不说明什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作者和作品应该是分开的。像茅盾文学奖评的是作品,获利的是作者,作品并不因为获奖多一个字,或少一个字。对于作者的说法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一定要清楚,作品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我现在仍是一个倾听者。

  广州日报:最近都在忙些什么事情?

  刘震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在忙《温故一九四二》电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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