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的桂冠
[align=left]　　季羡林老辞“国学大师”桂冠，不是谦虚，而是不认同

　　文/李楯

　　季羡林老，离我们而去，这本是很平常的事，98岁，非为不寿，以其在今天的地位和影响，全国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发消息，发文章，以示哀悼、追思，本也应该，但诸多文章仍喻之为“国学大师”，恐怕就有些问题了。

　　季羡林老研究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其长项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称其为东方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佛学家都可，称其为翻译家、作家也无不当，而称其为“国学大师”就不那么恰当了。

　先说“国学”，季羡林老自己就不承认自己是“国学大师”，说：虽读过经书、古文、诗词，也在宏观上讲过与国学有关的问题，但自己是“专治”国学之外的其他学术，而并非研究国学的人；说：“自己被戴上了（国学）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希望摘掉桂冠，显露“真面目”，还自己“一个自由自在身”。

　　什么是国学？国学就是中国传统之学吗？我们不称先秦诸子是国学大师，不称许慎、董仲舒是国学大师，不称二徐、程、朱、陆、王等是国学大师，也不称戴震、二王、段玉裁等为国学大师，而以章太炎、孙诒让、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黄季刚等为国学大师，为什么？国学是在中国告别传统文明时代，面向一个开放的整体世界后出现的概念。国学相对的是西学，是接续传承，面对多元，使中国文明、制度能够与世界上其他文明、制度对等交流，共生共存的学问，一方面，它体现了中国固有文明深蕴于语言文字中的思维和认知、交流、表达方式，体现了中国人的“人之为‘人’”及人与人的交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它又是使中国人相互认同，形成凝聚力，且对外开放、尊重别人和自己的不同，包容、吸纳他种文明的根基所在。国学不同于国门未开前书院的讲学，不同于欧洲以中国语言文字及典籍等为研究对象的汉学，不同于共和国时期的古汉语等专业，就在于它兼有文化传承和回应外部的两个方面；国学应使中国人在面对外部世界时既不妄自尊大，以己为是，也不失去根本，而能保持自我，与人共处、合作。

　　在一个特殊的“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时代，国学的传统断绝了。国学原本是生活的学问，做人与做事的学问，这种传统一旦失去，不是靠简单地背背诗词典籍，用现代汉语翻译古文，就能复兴的。

　　再说“大师”，前辈有句话——“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这是在过去的时代说的。今天，作为后学晚辈要说的是：大学，在今天的中国，既非大楼之谓也，也非大师之谓也，乃制度之谓也。大学，应是一个制度化的自由空间，没有了这种制度化的自由空间，就出不来大师，有大师，你也容不下。

　　一个人要成为大师，须天赋、机缘、开悟、勤奋。其中，一些不是可以强求的——如外部的时代环境、具体的机缘等。再说，我们大学中的制度——在今天，你要去搞什么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别人一定会提出要取消你这个专业，因为你教出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不需要，你带的研究生也一定因为找不到“核心期刊”发论文而拿不到学位。

　　在今天，像季羡林老当年做学生时数学只考了4分，能进清华吗？大学生能遇有像季羡林老当年遇陈寅恪、朱光潜那样的导师指引吗？像季羡林老那样清醒而有操守，坐冷板凳，认真学术，能应对大学对教授的评聘和每年的考核，以取得或保有教授职位吗？

　　大学和大师是国家或一种文明的品性的显像，大学应有一种容纳各种不同的思想、探寻、证明、发现、试验、发明、创造、传授的制度化的自由空间，以改变今天的浮躁虚华，刻板教条和追逐功利。否则，在今天，要想像季羡林老那样一不搞两弹一星，二不为重大决策上条陈、备咨询，又不做趋时附势应景文章，搞些谁也不懂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在大学中，能有容身之地吗？

　　季羡林老身后的殊荣，应与国家总理自2003年后五次看望等不无关系，而使季羡林老这样的人能再现于大学的，却不能靠高官慧眼，而要靠大学制度。

　　季羡林老辞“国学大师”桂冠，不是谦虚，而是不认同。前人有言：“身无半亩，心忧天下；书读万卷，神交古人。”今，季羡林老已作古，我与季羡林老今古相隔，而心能相通，故为之文。□

　　李楯：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专家网络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