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陶毂说：“四邻局塞，半空架版，叠垛箱笼，分寝儿女。”宋朝的张仲文在《白獭髓》中也写道，“妻孥皆衣蔽跣足……夜则赁被而居。”说起房子，最有意思的是封建社会那些“吃皇粮”的“公务员”了。秦朝实行“秩石制”，再大的官也不过是多领点粮食而已。西晋后，朝廷才以官品封田。但朝廷给的地与任职地并不在一块，许多官员干脆直接把家就安在衙署里。不过“退休”后，还得让出住房。至于退休后住哪儿，皇帝不管。如南宋，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

　　苏东坡在官场混了一辈子也没能在开封买房，儿子结婚，还是借朋友的房子才算把喜事办了。他的弟弟苏辙说：“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到了七十岁的苏辙想老有所居，于是拿出工作几十年的积蓄，在首都开封的“近郊”——许昌买块地盖了房，“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不过，欣喜之余，苏辙叹息道，“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做啥房奴呢？

　　白居易进士及第后就到朝廷负责校对红头文件(校书郎)，月薪一万六千钱。要是在今朝，弄套房子、商铺估计没问题，但他却在长安东郊常乐里租了四间茅屋，养匹马做平日上下班的交通工具。但租房终究不是长久之策，白居易就跑到陕西渭南买下一处宅子，平时住在单位，逢假期和休息日才能回渭南的家短住。说起来，白居易和今天的都市白领差不多，郊区买房不住，在城里租房上班。

　　据《明皇杂录》记载，唐玄宗的副宰相卢怀慎请长病假，有同僚来探病，但见“器用屋宇，皆极俭陋。”，堂堂副宰相“卧于弊箦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旧唐书》又称，和卢怀慎同任宰相的姚崇是“崇第赊僻，因近舍客庐。”玄宗“诏徙寓四方馆”，但“崇以馆局华大，不敢居。”

　　话到此，再说说在杭州做官的苏轼(相当于现在的杭州市长)。苏轼在《祈赐度牒修廨宇状》中说，杭州的机关用房，多是五代的建筑，“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自后百余年间，官司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机关大院的房屋都是“楼歪歪”，“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及问得通判职官等，皆云每遇大风雨，不敢安寝正堂之上。”

　　说起高房价，我们头疼。其实，明朝弘治年间，南京的房价也很高。有多高呢？繁华的秦淮河畔，一间房能卖到六百两银子。《玉堂丛语》里有南京国子监祭酒买房的故事。是说南京国子监祭酒谢铎手下有30多号人，都是无房户。30多人的房屋租金，就是一笔昂贵的开支。谢铎不愧是最高学府的领导，很快就想到了“团购”。可钱从哪里来呢？从牙缝里省，政府配的勤务员、伙夫、马夫、门卫、抄写员等全部辞掉，活儿有同事和家属代劳。最终攒钱“买官廨三十余区，居学官以省僦直。”终于过上了不用交房租的幸福生活。

　　房子是个永远都欲说还休的话题。但“居者有其屋”并非想象中那么难。比如在朱元璋时代就力争做到了“全国范围内，没饭吃的，国家给饭食；没衣服穿的，国家给衣服；没房子住的，国家给房子。”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七年农历八月，朱元璋给南京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京畿民庶之众，鳏寡孤独废疾无依者，多旧养济院，隘不足容，命于龙江择闲旷之地构260间以处之。从之。”圣旨下，南京官员执行得“很彻底”。月后，朱元璋让华亭县县长对宋朝留下来的居养院进行翻修，修好后让没有住房的人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