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位于北京市共有30余家会馆处在拆迁范围内，还有就是天津文交所的两件艺术品坐了一回“过山车”事件，让我们想到中国文化面临的诸多问题需要去解决。文化作品不同于物质产品，它可以让人通过了解作品开始了解这个族群，甚至从爱上某种音乐开始爱上某个国家，通过对中国文化的喜欢，可以使和中国其他一切领域的合作变得容易。

　　如今，在国外随处可见“中国制造”的产品，但是少见到文化产品，更少见到中国文化精品。什么时候能在世界各地不仅看到中国制造的衣服、鞋子、蜡烛，也能经常看到外国人排着长队买票观看中国的电影、文艺演出呢？

　　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建国：中国的经济真的是强盛了，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日本，中国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但是我们在世界上还没有真正推广自己的文化产品，只有文化的强盛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强盛。30年前推文化产品“走出去”，可能推也推不动，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文化产品出口面临最好的时机。世界对中国的高度关注不可避免包括了对文化的关注，把握这一契机，使文化产品出口从少到多，逐步日益扩大。  

　　全国政协委员蔡建国认为：目前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遍布世界各地。这为我国文化“走出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语言文字的教育与传播是基础性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较高境界是美学意义与价值观念意义上的交流与传播。也就是当我们的文化艺术使异域民族感受到了美，获得价值理念上的认同或提升，那么，我们的文化就会成为有影响力的文化，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成为有软实力的文化。

　　文化“走出去”是不同意识形态的交流，是增进互信、进行公共外交的一种手段。“走出去”是为了“请进来”，然后再更好地“走出去”，而不是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别国，其目的是为了让国外更多地了解中国，也让中国了解世界。因此，文化“走出去”要用心去做，要注重交流与互动。上海世博会就是一个成功典范。此外，还要指出的是，要想让我们的文化得到认同，走得更深、更远，还需要我们不断加强自身文化的建设和文化强国地位的恢复。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万季飞：从现实看，中国文化建设、国际型人才建设未能与经济建设同步快速发展，媒体国际竞争能力还不够强，在争夺和运用国际话语权时往往处于下风。从外部看，现行国际体系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中国不可能从参与者一跃而成为主导者。从内部看，中国对国际话语权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到位，对如何把综合国力转化为国际话语权优势还缺乏全面的部署。

　　宋官林(国家京剧院院长)：“走出去”是一个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的过程。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在世界的文化版图上，我们还没有找到应有的位置，所以“走出去”势在必行。但不能硬走，不能草率、一窝蜂，更不能当成政绩工程，要让国外的观众与我们产生文化认同。每到一个地方，一定要播下一颗中华文化的种子。“走出去”不能蜻蜓点水，要润物无声，最后才能植树造林。

　　周丽娟(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对外文化交流有利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其主要体现在：第一、增强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使中国文化元素为国外公众了解和喜爱。第二、增强了和谐世界价值观的吸引力。软实力的核心是价值认同，“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表述。

　　进入新世纪，对外文化交流的形式主要有：第一、大力发展的孔子学院、布局合理的中国文化中心是传播中国文化重要的海外阵地；第二、参与和举办双边和多边文化交流，全方位展示中国文化；第三、中国图书向世界推介；第四、推动中国传统节日走向世界。

　　此外，中国还应大力发展文化贸易，推动民间文化交流，充分利用电影、电视、网络等主流传播媒介提高中国的文化传播能力，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理解、认同和支持。

光明日报：艺术是否应被资本左右？  

　 近日，天津文交所的两件艺术品坐了一回“过山车”。《黄河咆啸》与《燕塞秋》这两只曾创下在29个交易日疯涨1716%与1705%纪录的“牛股”，如今已经风光不再，目前正被一窝蜂地抛弃。画家白庚延当初在创作《黄河咆啸》和《燕塞秋》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两幅作品在短短一个多月里，身价一度达到张大千、齐白石两位大家作品的三倍。曾疯狂追逐这两幅作品的投资者也一定没想到，一周时间内，原本市值上亿的两幅作品，开始出现大幅下跌，每日徘徊在跌停的边缘。  

　　有专家表示，天津文交所炒作的是实际永远无法兑现的权证。将文化艺术品切分成一定的份额进行交易，实际上是让交易者拥有实物的部分权益。与一般的权证不同，艺术品权属具有不可分割性，将艺术品份额化之后进行市场交易，实际上就是一场永远不可能获得实物的虚拟资金的击鼓传花游戏。  

　　　中国有着最庞大的艺术家后备队伍，成千上万的艺术青年在像北京宋庄这样的城乡结合部忍受着当下的清苦，憧憬着资本的关注。他们心中不仅装满了浓墨重彩的画卷，而且还构思着一张张清晰的线路图，这个线路图由经纪人、策展人、画廊、拍卖市场等错综复杂地连缀起来。笔者认识的一位宋庄的年轻画家，他的妻子兼经纪人关心的是：“他的画行吗？”他的画能否像“杰出”画家一样获得用美元标价出的成功。  

　　比如说，像当代画家叶永青那样，画的一只堪称“简陋”的鸟竟然拍卖出了25万元的高价。许多人说，当代艺术的门槛已经低得不能再低，当代艺术的价格却高得不能再高。面对看不懂的千奇百怪的天价艺术作品，人们不禁质疑，这个真值这么多钱吗？这真不是一件“皇帝的新衣”吗？  

　　有人预言：一旦西方收藏家囤积手中数十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品抛向市场,却无法“套现”,整个当代艺术市场将可能迎来一次较大的震荡,甚至有崩盘的危险。但大量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品的西方收藏家希克却不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有崩盘的危险,因为“中国应该还有20年的经济增长期”。  

　　应该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力的日益强盛，使得一些人有能力用手里的闲钱来购买、收藏艺术品。此外，投资资金的转移，部分原来投资房地产、股票及其他行业的资金流入到艺术品市场；中国文化的价值正在被发掘与重新评估，很多手中握有闲散资金的人为了提升文化品位和精神的需求，也将资金投入到书画的收藏中。  

　　然而，艺术有艺术的规律，资本有资本的原则。在资本投影下被无限放大的艺术应回归其收藏价值的本性，而被通货膨胀预期逼迫的资本也应回归理性，慌不择食不但会糟蹋了一桌美味，也会被鱼刺卡住喉咙。中国艺术品市场要夯实自身基础，让资本真正发挥有效的资源整合作用，推动艺术品市场的繁荣发展，而不是让资本“玩弄”这个市场，过度榨取这个市场的价值。    

人民日报：城市需要完整的文化记忆

　4月6日，有媒体报道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粉房社区的梁启超故居面临拆迁，而在粉房琉璃街、潘家胡同一带，共有30余家会馆处在拆迁范围内。

　　在刚刚完成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国家文物局一直强调要做好北京会馆的全面普查、登记，确定其历史渊源以及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对于具有一定文物价值的会馆建筑，应根据其价值公布为相应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并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改善文物周边环境。可惜现在三普刚刚结束，相关统计还未公布，拆迁已然火烧眉毛地烧到了大批会馆。

　　北京的会馆文化是明清士大夫文化与市井文化的集中体现。在过去被称为“宣南”的地方，是北京会馆建筑最为集中之处，约占会馆总数的七成。会馆为士人的集结、交往提供了空间，也为学术的交流、文化的复兴准备了条件。

　　近代以来，影响中国历史前进的人物莫不与这里的会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林则徐曾住在蒲阳会馆；安徽会馆是由李鸿章一手建成的；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分别住在这里的南海会馆、新会会馆和浏阳会馆；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北上与袁世凯会谈，曾五次莅临湖广会馆，改组同盟会，建立了国民党。还有绍兴会馆，在这里鲁迅发表了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并第一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

　　但一个城市的气质或者一种文化精神显然不能只指望在单个的“建筑”上体现，整体保护的概念已经是世界潮流，也被大家广泛接受。如果仅仅是孤零零地留住几个会馆，像一个孤岛一样被高楼大厦所包围，人们又怎能体会曾经的文化风雷？

　　城市总是在更新中发展。旧城的保护和更新一直是个难题，各地都在探索更为科学合理的模式，但大拆大建肯定是最不可取的一种。专家曾倡导采取“小规模、微循环、渐进式”的有机更新原则，赋予胡同、名人故居、会馆等建筑以新的文化功能，让其逐步融入市民文化生活。现在这仍然是值得听取的好意见。

　　“昔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我们曾经在深厚的历史遗产中自由徜徉，感触先人的思想脉搏，只是在快速变化的今天，我们如何做才能将它们更好地传递给后人呢？

                                      综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