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强拆而发生激烈冲突的事件不时见诸媒体。最近，由吉林作家李发锁创作的揭露拆迁种种乱象的长篇小说《动迁》引起了读者的瞩目。业内人士评价《动迁》是“一部直击国计民生热点、焦点、痛点的书，这是一部深度解析城市开发和拆迁过程中的潜规则的书，更是一部为弱势群体执言、给人希望和安慰的书。”  

　　《动迁》的作者李发锁曾经担任长春市政府秘书长10年之久,现任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为了写作这部小说，他调查了近20个拆迁案例，没有漫画化被拆迁居民，也没有妖魔化拆迁工作人员。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他说：“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拆迁故事。”而这又是写作中最大的困难。

　　《北京晚报》：《动迁》的腰封上写着：“这是一部深度解析城市开发和拆迁过程中潜规则的书”。您身为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出于什么考虑选择写“拆迁”这个题材？

　　李发锁：围绕拆迁所发生的矛盾和事件，已经成为社会的热点、焦点和痛点问题。拆迁是一个敏感且容易惹祸的题材，又是一个具有挑战和社会价值的题材。我在长春市政府任秘书长、办公厅主任近十年，曾参与过多次拆迁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处理，包括爬塔楼、堵马路以及个体极端事件都处理过。对一些问题，以前在政府工作没有时间思考，调到了人大常委会，有了相对空闲时间可以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于是就有了表达想法的愿望。怎样表达呢？在位领导说话要对政治负责。其实我比较喜欢文学，但是当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的时候，我的主要职责是当好官员，写字也是写好报告，不能不务正业去附庸风雅。处在现在的岗位上，用小说这种形式表达观点和看法，相对比较稳妥，也较容易与读者沟通。  

　　写作《动迁》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李发锁：(沉吟)说真话。实话实说，有时候很难。

　　为什么领导讲话都要拿个稿子念？因为字斟句酌过的稿子不容易出错。说实话往往要付出代价，因为实话有时不中听，要遭人骂，有时还要得罪人，有时可能会丢乌纱帽。

　　我认为，写小说同做人与做事一样，一定要真实。但小说中的真实并不是完全的真人真事。写《动迁》我分析了20余个典型案例，其中有长春的，也有全国其他城市的，最后形成故事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要由数个人物行为和细节的叠加创作而成。

　　另外要掌握很多法律法规，同一个被拆迁区段为什么会出现两个拆迁许可证？砖混和框架结构的房子相差多少钱？同一个地段为什么拆迁补偿费不一样？还要熟知政府各部门的职责权限以及运行程序，一个完整的开发、拆迁、回迁过程，几十道工序都要弄明白，不然写出外行话，小说就会有硬伤。更重要的是读者以为你在瞎编，使作品打折扣。

　　我以前以为自己是个万金油干部，什么都能写，写政府公文是老手，自诩文章可辣了；写小说呢，才三年半，为新手，作品可嫩了。书出来了，才发现有那么多遗憾。如果再写5至6万字就好了。现在要我给自己打分：60分，包括《动迁》与本人创作水平。  

　　您说写小说要讲真话，当官有官场生存之道。您会感到痛苦吗？小说出版后，您在工作中有压力吗？

　　李发锁：说出了真话就不痛苦。真实就是力量。写小说也一样。真话能站得住脚，写了真的当下现实，会有一吐为快的感觉。《动迁》出版后，政府官员和读者群众总的看还都能接受，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因此没有什么压力。

　　面对急骤的社会变化、凸显的各阶层利益诉求，我们社会的沟通机制不畅，人与人彼此理解很难。这也表现在政府与市民、政府与开发商、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前边我说了，拆迁是一个容易惹祸的题材，作为现职官员写拆迁，有朋友为我担心。我认为，对社会敏感问题，不能回避，要正视它，并有勇气介入。难点突破了，就会有大收获。我希望用小说的方式加强社会各阶层的沟通与理解。  

　　有评论说您写的偏“主旋律”，作家张笑天说写高层太少。您有顾虑吗？

　　李发锁：任何作家都不能离开自己的环境，《动迁》反映的主要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拆迁场景片断。说实话，近几年我写的几部长篇，虽然多半是自己身边的事，但主要还不是自己亲力亲为的幕僚经历，我当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的事，准备等退休以后再写。我要强调的是，看了不少官场小说，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站在局外臆想编造的多，并未真正渗透进官场。比如官场腐败不可能像那些小说里写的明目张胆，一点掩盖都没有，贪官哪有那么弱智傻帽？我不赞成文学作品把官场说得一团漆黑，也不赞成把我们的官员说得“高大全”。

　　说到遗憾，对房地产开发领域腐败导致居民被违法拆迁、超期回迁揭露得不够。不是不想写，因为我手头不掌握这类案件，不能凭想象去编造故事，也不能把道听途说的信手拈来，那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我也就写到一个规划局的副职腐败，因为我了解，这是从外地移植过来的一个案例。现在一提主旋律有些人就反感，尤其是官员写，人家会说王婆卖瓜，自个涂脂抹粉。其实写主旋律也很不容易，要写得真实，一字一句、一个人物、一个情节都要有根有据，立得住脚，还要让读者喜欢看，不容易的。《动迁》最早在《中国作家》上以《拆迁办主任》的标题发表，10万字，正式出版是27万字，等于重写。

　　我的几部小说都是关注现实的题材，比如城管和商贩问题、农民工工资问题、农田保护问题、百姓住房问题。我希望能置身局外，站在公允和中间立场，沟通政府与市民的看法。当然，作为小说作者个人的话语权极其微弱，应当说影响力极低，或者起不到什么作用，说到家不过是个人情感的一种宣泄而已。

　　为什么围绕拆迁时常发生纠纷，有的地方甚至发生极端事件、恶性事件？

　　李发锁：我可能又要说被人骂的实话了。比较而言，现今的恶性事故比以前少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时不少房地产开发公司本身就有自己的拆迁公司，所以自焚、自残、互残事件发生的比现在多。国务院在全国公开严肃处理了几起，当时都见诸了媒体，大家可以查一下看。应当说，近几年政府管的相对严了。为什么感觉多了？我认为媒体网络从未像现今这样发达与透明，出了事件谁也别想瞒住，会立即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我要说明的“多与少”是比较而言，历史走到今天，我们的拆迁事件就应当少，或者不应当再发生。

　　由拆迁引发的矛盾事件，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管理、法理、伦理三个方面，都存在问题。

　　第一，我们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包括个别领导人政绩观还不那么端正，急于求成，盲目攀比。也有决策不慎办了差事或坏事。看别人创建了卫生街区和城市，看别人的广场大、马路宽、办公大楼气派，都会对自己形成压力。不是有媒体报道说，有一个乡镇政府办公楼面积同美国白宫一样大吗。

　　还有就是发展的压力。说实话，我要当市长，屁股一定指挥脑袋，碰到好项目，我也得拆迁。好不容易大财团来了，几十个亿的投资，GDP、财政收入，就业全上去了。人家就要这块地，还要求零地价，给不给？虽然中央三令五申不让零地价，不过没关系，把土地费先收上来，再设法补还给你，反正不能让大项目跑了。

　　说拆就拆，拆错了不怕老百姓有意见吗？当然也怕。有些地方官员的乌纱帽主要不由老百姓说了算，形式上是选举的，实际上不是。决定官员升迁的是谁？是官员的上级。老百姓说你干得不好，想罢免你，不容易。所以老百姓与上级比起来，官员更怕的是上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