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来说，2009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因而，在一个如此特殊的历史节点上，回顾与总结成为许多人所选择的年度主题。中国当代文学在肯定与否定的交叉注目下走过60年，此刻，也同样面临着为历史做结、为当下寻找定位，为未来明晰方向的必要。杂糅着欣喜、喝彩、反思、忧虑、怀疑、愤怒等种种复杂的情绪，中国文学界在2009年，试图正视自己，试图厘清疑问，但是，最终呈现的景象依旧是充满争论和困惑。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拥有一批被海内外肯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另一方面，文学市场和创作群体的混沌与无序，也令当下的文学蒙上了令人迷茫与不解的尘雾。

　　中国当代文学是否已经站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还是陷在泥淖中难以自拔？当两种南辕北辙的评价同时指向中国当代文学时，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它？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的争论，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便已经开始了，当时，文学批评界出现了“中国再也没有好的文学”的指责声音，有关争论一直持续至今。另一方面，随着大众媒体的日益发达，文学这一精英化的名词，也摆脱不掉被炒作、被戏谑的命运，无论是说好，还是说坏，当媒体介入后，便增添了被放大和渲染的可能，于是，文学无形中具有了社会话题的属性，甚至最高端的研讨也可以“幻化”为最市井的话题。中国当代文学享受着或者说忍受着各种应当出现和本不应出现的关注，2009年，被众多外部力量所裹挟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一次最集中的他审和自审的过程。

　　顾彬，无疑是在总结“中国当代文学评价之争”时无法绕开的名字，这位来自德国的汉学家从几年前开始，便成为“炮轰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今年2月，顾彬又来了，在受聘为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的受聘会上，他提出，“德国人对中国当代作家的看法是，‘他们是真正的作家，还是商人？  ’‘真正的作家是不会去写剧本的，但是中国许多作家去写剧本’，“中国小说在德国是遭排斥的庸俗文学”，“中国当代作家普遍古文不好，而且他们基本上不会外语”。这场争论引发了包括作家、评论家、翻译家等在内的一大批文学界人士的回应，其中有宽容的声音，也有反驳的声音。其后，顾彬在接受国内媒体专访时，又称：“中国当代作家不知道人是什么。  ”

　　6月，被顾彬多次批评的中国当代作家群体集体卷入了一份名为《中国当代作家排行榜》的网络榜单中，排行榜以《水浒传》天罡星36员的排名方式，对36位中国当代作家进行了排名论座，不过不少网民却回帖称“有一半没听说过”，于是，关于“当下作家多过读者”的批评声随之而起。同月，著名文艺批评家孟繁华在“社会与文化论坛”举行了一场题为《怎样评价这个时代的文学》的讲座，对于社会普遍存在的对当代文学的低评价，他表示了不赞同的意见，并且认为这种评价是基于大众对当代文学生产的真实状况和高端作品的不了解，大众普遍在拿当代文学中的低端作品和古典、现代文学中的高端文学做比较。

　　9月18日至22日期间，第二届当代中国文学高峰论坛在大连举办，与会的日本文学批评家谷川毅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提出：“中国当代作家太封闭，不具有开放感，真正被日本文学界关注的中国当代作家只有三位，包括莫言、阎连科和残雪。  ”该报道刊登后，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媒体纷纷将其作为外国学者再度炮轰中国当代文学的新闻加以处理然后转载。不过，到了10月中旬，著名作家王蒙在法兰克福文学馆举行演讲力挺当代文学，又再度掀起了新的话题，他在演讲中说道：“中国文学发展很快，读者的口味发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  ”此语一出，争论即起，有评论先后以《这是中国文学最好的时代吗？  》等文章予以反驳。

　　10月30日至11月1日，世界汉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举行的圆桌会议集中讨论了有关“中国文学界应该如何看待海外汉学研究”的问题，作为会议主持人的顾彬再次提出了他曾经屡次强调的观点：中国作家应该学习外语。他表示：“我为什么要求中国当代作家多学外语呢？因为，一个作家应该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其他语言，同时也应该把其他国家的作品翻译成自己的母语。”著名文艺批评家陈晓明在发言时提出了“中国立场”的概念，他问道，中国文学60年的历史，有没有办法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中来给它确立一个价值？有没有办法去看待和评价它？“我们在这一世界性的语境中的立场是非常混乱的。我们没有办法在世界文学的价值体系中解释这60年。到底什么是我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国学者对中国的20世纪或者60年来的文学史有多大的阐释能力？到底要持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立场？  ”针对陈晓明的发言，著名文艺批评家肖鹰则认为：“我觉得对中国文学60年的定位应该在中西学者和中西文学的对话中才能完成。  ”此次会议结束后，陈晓明和肖鹰的争论并未随之落幕，在陈晓明发表文章《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后，肖鹰随即发表文章予以反驳。于是，在2009年岁末，如何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出评价以及批评家言说的立场究竟是什么，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究竟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不同的人，不同的身份，可以给出不同角度的答案，即便对于具体作家，具体作品的评价，甚至都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希望为中国当代文学界的各种角色提供言说的机会，用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当下的文学。  

      陈晓明：这个时代的文学让我感到骄傲

   　陈晓明  1959年2月出生于福建，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十余年，2003年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先锋派文学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等。出版有《无边的挑战》、《不死的纯文学》、《德里达的底线》、《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等10多部著作。并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等职。

　“首先我要说明，我提出的‘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说法是有时间范畴的，所说的是新中国建立60年来，并不是要与鲁迅、沈从文所在时代的中国文学高度相比较。”11月27日，记者专访了著名文学批评家陈晓明，2009年岁末，他是中国文学界的焦点人物之一。

　　与陈晓明的交谈从一杯茶、一本书开始，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从容、宽厚的，同时也是严谨和审慎的，因此，在有关“中国文学高度”的话题开始之前，他首先厘清了自己提出那样一种观点时所在的语境。

　　那么，陈晓明视角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究竟何以用“前所未有的高度”来加以修饰呢？为什么在几乎人人唱衰中国当代文学现状的时候，他却反其道而行之？

　　作为一名研究了30余年中国文学的批评者，陈晓明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分析，以四个方面的理据作为个人观点的支撑，它们分别是：

　　其一、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例如，阎连科的《受活》。其二、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能够穿透现实、穿透文化、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如贾平凹的《废都》与《秦腔》。其三、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永远的异质性，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汉语自身的写作，按汉语来写作：例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其四、汉语小说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例如，莫言的小说，从《酒国》、《丰乳肥臀》到《檀香刑》、《生死疲劳》。

　　“西方文学在西方的浪漫主义传统下是‘向内走’的，深刻揭示了人的内心情感、自我等等心理上的东西；而我们中国的历史是一个充满了悲剧命运的历史，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当中，和历史如此之深地结合在一起，个人不可能疏离出来，所以我觉得，‘向外写’是我们中国的文学所发展出的自己的经验。但是，它依然面临一个难题，我们很难去写社会主义，从整体上去考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转型，以及它所具有的可能性。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一个问题：如何处理社会主义革命遗产的问题。  ”陈晓明说，阎连科的小说《受活》出版后，他认为中国作家已经具有了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的能力，“《受活》的主题太深刻了，甚至超出了作家本身所构思的东西，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最关键的转型和变化。我认为《受活》将作为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来。到现在为止，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这部作品的重大价值。如果真的存在所谓的文学的世界水平，我觉得阎连科代表了一种非常具有高度的后现代的文学表达方式，丝毫不逊色于《百年孤独》，这种作品给人的震撼和冲击是非常强大的。  ”

　　同时，贾平凹的《废都》与《秦腔》也是中国文学高度的体现，陈晓明认为，贾平凹解决了一个问题，即，中国的作品如何能够回到本土，在本土的基础上，写出汉语言文学的魅力、特点。他说：“《秦腔》是非常独到地表现了中国当下的历史，而且那种叙述方式很难转译为外语。他的作品充满了中国汉语书写的诡异之气，这点要从汉语书写的意义上去理解他才能够把握他的力量。  ”

　　陈晓明发现，当下的几位一流作家，如阎连科、莫言、刘震云等，在最近几年回到汉语书写的意识越来越强。“今天的现代白话小说都是深受西方影响的，包括受西方翻译小说的影响，但是，这些作家始终在寻求汉语的个性表达，这与他们的文化记忆以及他们身处乡土中国的经验是结合在一起的，而这种经验改变了现代白话小说。  ”在他看来，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很“奇怪”，其中描写了无数的人物，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与另一个人牵扯着，人不是被自己所牵扯，而是被外部世界牵扯、被他人牵扯的。  “重要的是，刘震云的叙述是以汉语的方式展开的，其中显示出他强大的、宽广的写作能力，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是活灵活现的，主题充满了历史的反讽，非常深刻。  ”因此，陈晓明表示，这些作家回到了汉语书写中，用汉语的方式来写作，这是对世界文学的贡献。他说：“能够作出这种评价的只有我们身处在汉语中的人，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些作品的伟大价值，这个价值是与我们的传统，我们的经验，我们面对的当下现实相连的。  ”

　　而第四方面以莫言为例，陈晓明认为，莫言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宽广的作家，这个强大在于他深深了解西方的小说；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有意识地把中国传统的文化经验融到自己的写作中去。比如《生死疲劳》《檀香刑》等作品，都可以看出莫言在将传统的东西不断地融进去，试图去寻找汉语言的新鲜的感觉。“比如他的新作《蛙》，书写得依然那么从容和淡定。其中的处理方式完全不是西方小说模式所有的。  ”

　　“我为什么只举这些作家，这些作品，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谈文学的高度也好，还是谈大作品大作家也好，我的态度都是非常慎重的。我只谈这几位作家，这几部作品，至于其他的如何，那另当别论。我认为，一个时代有几位大作家、几部大作品，那么已经足够体现这个时代的水平，能够撑起它的高度。  ”陈晓明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年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出来后，他的“中国文学高度”的想法才完全成熟起来，“能够有这几部作品，我觉得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很让我感到骄傲的。  ”

  肖鹰：中国文学在走下坡路

     　肖鹰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断续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求学，师从著名美学家叶朗先生，哲学博士；1998年至2000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师从著名文学批评家谢冕先生。现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曾应邀在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做客座教授，讲授中国美学和文学。曾出版《体验与历史——走进艺术之境》、《真实与无限》等著作。

   　“最近十年，我很少读作品，可以说从2000年以来，我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读者，我现在只是作为一个对当下中国文学有所关注的学者表达我对当下文学现状的看法。  ”11月26日，著名文艺批评家肖鹰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一家咖啡厅里接受记者的独家专访，他不讳言地表示，自己并没有大量阅读当下的文学作品，“不过，引起争议的，或者是批评家们非常关注和推崇的作品，我基本都阅读过。  ”

　　在肖鹰看来，当下的文学现状并非一番盛景，“现在作者比读者多，批评家的言说处于与民众隔离的状态。有人提出当下是中国文学最好的时期，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假设这种说法能够成立，那首先文学的内在应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且，要对社会具有强大的推动力和感召力。如果文学仅仅是批评家和作者之间暧昧的自娱自乐，连基本的读者群体都没有，如何能称其为文学在当下处于最好时期呢。  ”

　　肖鹰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至今，中国文学陷入内部缺乏动力，对外缺乏吸引力、感召力的状态。因此，面对“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说法，他提出了自己的反驳。

　　“事实上，广大读者是对当下文学普遍不满的。为什么不满？我们真正缺少的是能够介入当下生活，能够感动读者的作品。你如果问我每届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都有哪些？我可以告诉你，我答不出来。我作为一个人文学者都答不出来，普通民众呢？在这个文学基本影响力都没有的时代，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从哪里来？又究竟是什么？”肖鹰强调自己并不是说当下的中国文学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但是，作为严肃的学者，他认为，应该站出来表达对当下文学状况的批评意见，而不是有昧良知地唱赞歌。  “文学面对这许多的问题和困境，需要根本性的突破。对中国当代文学真正的爱护和关心，是应该认真甄别和找出问题，最终解决问题。  ”

　　肖鹰认为当下文学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文学的商业化，唯钱是图。  “这样的作家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的主潮。无论是叙事、题材，还是格调，都在走下坡路，严肃文学极度萎缩。  ”同时，他还指出，严肃文学创作群体更多的时候是在进行极端的自我复制。作家们沉迷于玩无聊、玩深沉、玩技巧，“这不是当代文学应该走的方向。文学的创作当然要有自由的空间，要有作家的独立性和个性，但是，文学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应该将我们社会最基本的人伦观念、最普遍的人文精神输送给读者。作家应当对社会普遍现象有关注、有批评，但是，中国有几个作家在做这样的事？有几本书是在独立深刻地反映当下的现实？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的时期，我渴望文学能够描写这个时代，能够带给我们思想的深度、情感的广度和理想的高度。  ”

　　而面对一些“顶尖”的当代作家，如王安忆、贾平凹、莫言、阿来、阎连科等，肖鹰也表示，对他们的创作现状感到严重失望。  “他们中有些人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曾经有过不错的作品，但是，后期，他们的创作开始玩技巧、自我复制。其中有些作家甚至用反人性的写作手法，把污秽肮脏的元素作为作品的主题，放肆渲染。坦率说，我对这些作家后期的作品评价很低。

　　另一方面，肖鹰提出，当下缺乏严肃认真的批评。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游戏式写作开始出现，批评家们也丧失了自主，失去了真正的立场，在商业大潮的裹挟下随波逐流。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一切文化也变成了商业互动。每本新书出来后，想要进入市场，就要举行以营销为目的的‘作品研讨会’，小集团化的批评家群体到场吹捧，然后媒体跟风热炒。每一部新书问世都被冠以‘前所未有’定义的标签。但是，在这些令人应接不暇的盖世杰作中，真正有几部作品让我们读到了新的人生和深刻的希望？批评家群体不负责任的炒作不但没有提升作家的创作水平，反而在把他们推向更低层次。同时，批评向商业炒作演变，也人为地造成和加剧了文学和读者的分离。为什么今天社会民众对当下文学广泛不满？批评家群体是不能不负责任的。  ”

　　肖鹰认为，以上种种问题足以用来解释中国当代文学究竟是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还是跌落到非常的低谷——令人痛心的低谷。他表示：“批评家应该具有不妥协的批评态度，而不是一味‘唱盛’。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直面问题，批评家应该有独立的意识，要站在对立面来解读文学、引导读者，而不是一味唱好作者，忽悠民众。  ”

　　“中国立场”，是一个近来令中国文学界显得颇不平静的焦点概念，也是引发陈晓明、肖鹰两位学者观点之争的核心话题。一方面，陈晓明认为，清理或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应该有中国自己的立场；另一方面，肖鹰则提出，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中国（人），是一种封闭和拒绝的文化意识形态。本报独家专访两位学者时，两人分别就各自的观点进行了深入阐述，其中还涉及到了中国研究者对海外汉学的态度，中国如何撰写自己的文学史等一系列子话题……

　　肖鹰：当代文学的定位应在中西对话中完成

　　“对中国的研究是不是只能用中国的方法，对西方的研究是不是只能用西方的方法？在这两个问题上，我赞成顾彬的态度。  ”肖鹰所指的“顾彬的态度”，指的是顾彬在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圆桌会议上所说的一段话：“我记得1988年在斯洛伐克开一个‘五四运动’的会，他第一次告诉我郭沫若的‘我是’这个抒情方法是从哪儿来，说是从《圣经》来的。如果高利克说的是对的话，我们不读《圣经》就没有办法研究，用完全‘中式的方法’就没有办法了解这一写法。所以无论是西方的方法还是中国的方法，都应该用。无论是研究中国文学还是德国文学，这都是一样的。  ”因此，肖鹰认为，谈论中国学术文化身份的重建，不能忽略全球化语境的背景。

　　“我们现在简单地划分中国或者是西方，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这是一个梦。海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诠释或者批评与中国的学者是不同的，是存在差异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这种差异理解为一种不同文化的学者或者是作家之间的误读的必然性。  ”11月上旬，肖鹰曾经参加了在成都举办的一次研讨活动，他记得当时华东师大的一位教授在会上大批顾彬，“他说顾彬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就是靠身边有几个中国学者，并没有认真研究中国。听了他的发言，我问了这位教授一句话，我说你懂不懂德语，他说我不懂德语，我说非常遗憾我也不懂德语。顾彬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文学的写作99％都是用德语写的，而且很少部分翻译成汉语。所以你如果不懂德语，只是看了重庆的一个小报就来批评顾彬，你没有权利，就像我没有权利批评顾彬一样。  ”

　　肖鹰与许多海外学者有学术上的交流，他认为，中国的研究者应当尊重来自外部的声音，“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中国（人）”，是一种封闭和拒绝的文化意识形态。他提出，中西学者的互动，首先应当允许和尊重误读的必然性，“如果我们不尊重海外汉学对中国文学的误读的必然性，我们就拒绝了海外汉学对中国文学的发言权。  ”同时，由于误读的必然性的存在，海外汉学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或者批评、解读，与中国本土的作者或者是批评家的解读之间有差异，这种差异是一种有价值的价值，中国的批评家和作家应该认识到这种价值，“但是非常可惜或者说非常遗憾的是，我感觉在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界，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没有真正认识到海外汉学对中国文学误读的必然性和其差异的价值。  ”

　　是否可以寻找到一种“中国的方式”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呢？对此，肖鹰也不禁想问：经历了20世纪后期以来的西风美雨以后，在全球化语境下，怎样去厘定“中国的方式”？而且，“中国当代文学”就只是“中国的”吗？用“中国的方式”，尚且不能解析鲁迅那一代人，更何况20世纪后期以来的中国作家？  “我的观点是，对中国文学60年的定位应该在中西学者和中西文学的对话中才能完成。  ”

　　“至于所谓中国的学者读西方读得已经够多了这种说法，我反而认为，我们这批20世纪后期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对西方的阅读都是快餐式的阅读。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我在内，缺少必要的西方语言能力，对西方文献的接受，多是通过中文翻译中转，但是，在‘语言学转向’的现代西方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和文学研究中，语言是一个非常本质的问题。当然，更严重的，当代中国学者对西方学术的研究制度化的是剪报式、媒体式的阅读。  ”肖鹰认为，当西方文化被重新允许引入的时候，我们几乎是在短短的20年时间内快速阅读了西方150年的文艺理论，这样的阅读必然是快餐式的。同时，他提出，这种快餐式的阅读本应在上世纪90年代就结束，中国的学者理应深入到西方文化的各个层面去研究，但结果是并没有如此，“考察我们的翻译书目就可发现，至今当代中国学者关注的西方学术还是那些宏观的、潮流性的文献，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还是在概念、思潮上滚动，而没有深入到具体问题。一个作家对一个文学作品的接受，尤其不能通过译本。中国现代作家与当代作家的典型区别就在于作家对外语的掌握程度。戴望舒、鲁迅、徐志摩等都是边翻译边写作。当下的作家在模仿西方的时候，接受的是二手货，又怎么会创造出新鲜的东西呢？  ”

　　肖鹰说：“近百年来，我们都承认王国维、陈寅恪作为国学大师的中国学术身份，然而，他们开辟的国学路线就是中西对话和交流的路线。陈寅恪把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概括为‘三证法’，既肯定了文化差异，又肯定了文化互补，它的学术理念是  ‘中国人不能通过自身理解中国（人）’。承认文化盲点，尊重文化差异，以差异修正盲点，是上世纪国学大师们给予我们发展中国学术的重要启示。  ”

　　陈晓明：我们需要中国学者的立场

　　12月12日，陈晓明在个人博客上发布了一篇题为《有一点中国立场如何？  》的文章，他在文章前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最近引起广泛争论的所谓的‘中国当代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招致一大堆的批判围攻。这里是我首先要表达的观点，那就是‘有一点中国立场如何？  ’”陈晓明在接受本报专访时，第一个谈到的问题正是  “为什么需要中国学者的立场”。

　　“西方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很低，将中国的文学看作政治的产物，他们有他们自己标准下的文学。  ”陈晓明说，文学是语言的构造物，“作家每写一个句子，都要修改很多次，甚至标点符号的变化都可能会令文本出现很大不同。中国的文学必须是中国人才能够体味其中的微妙，比如赵树理式的文学语言，那种口语化的、戏曲化的语言，是西方学者很难理解的。  ”

　　在陈晓明看来，历史发展到今天，在评价中国文学的时候，却没有中国理论批评研究者自己的观点立场，这不得不令人有所反省。

　　“夏志清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具有很大的影响，在重新发掘张爱玲、沈从文以及钱钟书的文学史地位等方面，他的论述确有其价值，重写文学史从一个侧面打开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在他之前的中国文学史阐述往往过于简单化，而他把文学性的东西释放了出来。  ”但是，陈晓明提醒说，“重写”只是把被压抑的被放逐的作家重新召回，抬高；而把原来的主流意识形态确认的文学压抑下去，给予政治性的封闭，这与此前的封闭不过是调了一个包。

　　陈晓明认为，反思中国当代文学首先要找到反思的依据，“我们根据什么来下断语我们要反思中国当代文学？我们根据什么要说我们的当代中国文学出了严重的问题，或得了不治之症？我们今天来清理或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就要有清醒的学理的立场，也应该有中国自己的立场。  ”

　　他强调，自己并不是反对学习西方，也不是反对西方学者批评中国当代文学，“这100年来，我们大量地受西方的影响，我觉得应该吸取西方的经验。我也赞成在方法上完全可以大胆学习西方，这个知识的谱系是非常密切地糅合在一起的，没有中西学术的交融是不可能的。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读西方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西方的学者会用2/3的时间来学习中国，而中国的作家，如莫言、阎连科等，都是在充分学习西方的基础上进行个人写作的。不过，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确确实实到今天我们突然面对中国所谓的60年，我们发现我们的中国立场没有了，我们对中国文学的评价找不到中国的立场，也没有中国的话语方式。在今天我们如何看中国立场？我们不能连一点点中国的立场和我们的话语的肯定性能力都没有，我们怎么能从自身的经验中找到确认我们价值的那种途径”。

　　几个月前，陈晓明与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进行了一场小型的对话会。对话会期间，杜维明提出，西方学者都有“知识谱系”，但中国当代学者是没有“知识谱系”的。“这句话是很刺激我的。我觉得我从21岁的时候开始读康德、黑格尔，一直到今年我还出了一本关于德里达的书，我非常清楚我做这项研究面对的知识谱系是什么，但作为中国的学者，我又确实不知道怎么从老子、孔子再到马克思、福科和德里达来建构一个协调而清晰的知识谱系。因为知识谱系的不清晰，我们的立场和方法也并不明确。  ”

　　陈晓明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不可以简单理解为回到世界文化的语境中就了事。他提出，要牢牢记住，中国的文学经验，没有这一点，就无法在自己的大地上给中国文学立下它的纪念碑，“也就是我们永远无法给出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准则，因为，依凭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中国的文学永远只是二流货色。但谁来依凭西方的尺度呢？是我们吗？我们为什么只有这一种尺度呢？是否有可能，有意外，汉语言文学的尺度会有一点例外呢？  ”

　　今年4月，由陈晓明撰写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一书出版，作为身处中国当代文学现场的当事人，陈晓明希望找到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学研究道路。在他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臣服于西方美学的规训和尺度太久了，而后者实际上已经枯竭。  “一方面是客观，西方文学本身给出的可能性已经极其有限了；另一方面是主观，中国的文学累积的自身的经验也已经有一些了，仅就这些也难以为西方汉学家和翻译家识别了。中国的文学如果仅仅参照西方现代小说的经验，永远不会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  ”

　　陈晓明多次强调，自己并不是呼吁抛弃西方现有的理论，而是认为，应当在吸收西方理论及知识的基础上，对由汉语这种极富有民族特性的语言写就的文学，它的历史及重要的作品，做出中国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