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花木兰”到好莱坞拍电影，“孙悟空”到日本玩游戏，中国传统文化才如梦初醒：在发觉自身所蕴含的巨大商业价值的同时，痛感中了发达国家设下的“国际圈套”，反省现行文化保护与利用机制的缺陷。
　　
　　传统文化是知识创新的源泉，并借助知识产品的形式得以流传。发达国家传统文化资源贫乏，但创新能力强，知识产品丰富，掌控着全球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朝阳产业。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得益于高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发达国家在其主导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致力于维系“知识产品”之“流”，而放任污染传统文化之“源”，形成了“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成果不保护智力源泉”的国际规则。在这一“幌子”下，智力源泉悄然地从东方流向西方，文化也从传统走向了现代。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依然蒙在鼓里，认为山歌只能唱在山里，三国仅仅分在书里，基因不过附于身体，有何商业利益可言？在文化民间传承缺乏激励机制的情况下，政府才不得不挺身而出，充当一回“文明使者”。只可惜，在崇尚GDP数值的官场，“文明使者”的历史光环再够显耀，也不会是政绩工程，政府在保护传统文化的经费预算中显得相当理性。如此一来，知识产品之“流”没有截取，传统文化之“源”也未能守住。
　　
　　必须看到，传统文化的“固源”需要行政之力，更要利益之油。文化之水源于民众，流于民间，唯有以利益驱动形成众人合力，方能实现井喷。换言之，借民众之力，实现传统文化的保护，有赖于合理的利益激励，建立知识财产权人与民间文艺传承人、传统文化资源持有人之间的惠益分享机制势在必行。事实上，国家版权局早在1992年即开始着手《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的立法调研工作，并于1996年形成第一稿，但是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有集体性、地域性、世代流传性等特点，利益合理分配存有困难，立法工作面临巨大挑战。该条例虽反复修改，几经催生，仍处于难产状态，其出生之日，值得我们期待。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应再入发达国家的“国际圈套”，无滴水之恩，却涌泉相报。在相关国际公约的缔结过程中，要敢于争夺话语权，推行惠益分享制度，防止文化之“源”的无谓流失。
　　
　　在传统文化“固源”的基础上，要进行合理的“分流”。与“固源”旨在保护不同，“分流”着重于传统文化的开发利用。各级政府应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实施为契机，制定和实施本地区的知识产权战略，推行传统文化振兴战略。采取积极的文化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等，鼓励自主文化创新，形成强势的知识产权，实现民族文化的产业化，最终改变知识产品之“流”的“东”、“西”方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