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听说您经常说自己是琉璃厂大学毕业的？
杨仁恺：对，我没有正式上过大学，只是个旁听生。年轻时候，我有很长时间在北京琉璃厂度过，即使后来到东北工作了，我也经常回到北京，在琉璃厂泡着。那时候东北博物馆尽管有溥仪那一百多件东西，但还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就在国内、在北京收购东西。那时候东西便宜，不像现在动辄就是几十万、几百万。当时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在琉璃厂待着泡着，所以有时候，别人开玩笑问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我是琉璃厂大学毕业的。我跟琉璃厂的老板们很熟，他们有什么问题都会来找我。
我写这本书和历史上的著录不同
早在长春调查伪宫散佚文物时，
杨仁恺就曾经与很多当事人有过多次接触，留下了厚厚的记录笔记。在随后展开的鉴定工作中，隐蔽在各个角落里的国宝奇迹般地陆续浮现，几乎在每一件国宝的背后都有着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作为见证者和亲历者，
杨仁恺决定，动笔书写这批国宝沉浮的命运。几经周折，凝聚了
杨仁恺近40年心血的著作《国宝沉浮录》终于在1989年问世了。一千余件故宫散佚国宝的命运，从此有了真实而生动的历史。
主持人：《国宝沉浮录》花费了您大量的心血，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这本书的？
杨仁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写，后来一直都在不断地充实修改。
主持人：从这本书最后的附录里边，我们看到还有很多作品至今没有被发现。
杨仁恺：虽然没有发现，但这些作品的大体去向我都知道。当年东北那些国兵手里边还有，另外还有一些散失在国外。这些国宝，人家是不会轻易拿出来的，做这样的决定需要时间。
主持人：现在在国外发现有多少？
杨仁恺：大概有几十件，那都是国民党时期被带出去的。现在我每一次出国，都希望能够多了解一些情况，希望这些国宝能够尽快回来，能够早日回归故土。我这本书到现在还没有写完，一直到我死恐怕也完不了。当年溥仪从皇宫拿出去一千多件东西，这些东西到现在也没有全部面世，以后还会被不断发现的。
主持人：您看到这些珍宝在国外展览馆或拍卖行里出现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杨仁恺：心里不大好受，觉得不应该。
主持人：您有没有想过，将来指定谁来继续写这本书？
杨仁恺：那我就不知道了，谁能写谁写吧。我活着能写多少就写多少。这本书对世界研究中国文化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要写。至于我写不完的东西谁来续写，我不知道，但是我的材料会都交出来的。
主持人：听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您有一只眼睛被打伤了？
杨仁恺：我的右眼被打瞎了。当时造反派说我是邓拓的走卒，我和邓拓关系很好，邓拓自杀后造反派让我老实交代跟他的关系，我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我的家前后被抄了三次，所有的作品都被翻了出来，我和邓拓的来往信件也都被拿走了。他们是要看我们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年被抄走的东西直到现在也没有还给我。有一次他们开我批斗会，有人从背后打了我一个耳光，我的视网膜一下子被打掉了，当时就什么也看不见了——那天好像是个早晨，批斗完之后好像还要继续学习——我挨打以后抬手这么一擦眼睛，哎，怎么看不见了。后来造反派押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视网膜脱落了，需要住院进行粘贴治疗，粘贴后视力可以恢复到零点几，但是造反派不准我住院，我有什么办法？瞎就瞎了吧，当时不能医治，眼睛就不行了。
主持人：对于一个文物鉴赏家来讲，眼睛可是最重要的。
杨仁恺：是啊，后来我就只剩下一只眼了，我这惟一的一只眼现在也只有零点几。我是一千多度的近视眼，人家都说我应该申请三等残疾，我说我不要国家津贴，也不要国家照顾，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又不靠这个生活，我现在还有一只眼睛，凭这只眼睛我还能活。我自己开玩笑说：我是一只眼睛，独具慧眼嘛。现在我90岁了，还活着，还有一只眼睛可以看，还可以写稿子，这不是挺好吗？我觉得这样就行，能工作就行，别的真的没有什么。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