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是管理方式落后，跟不上发展速度的需要。现今，我们哪座大城市没有几百个工地？建设速度这么快，我们的规划、城市管理部门还是那几十个人，管理机制体制方式手段都很原始，能管理到位吗？违法的开发商都在回迁房地上盖商品楼了，我们也发现不了。

　　第二，是法理上的问题。我们的拆迁条例还有修改空间，对被拆迁人保护方面比较弱，对拆迁人的行为规范还有差距。有的法条没有很好结合基层实际情况，实践中不好操作。比如九十年代条例中的“拆一还一”原则和现今的“等值交换”原则，在法理上都没有错。但在实际执行不通，老百姓的房子不值钱，就那么二三十米，新房子造价又很高，掏不起钱哪。所以，法规制定不仅要考虑法理，还要适合中国国情，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编法规。

　　第三，伦理上的欠缺。有些不法开发商靠克扣老百姓发不义之财，坑民害民，该给的不给，把老百姓逼成了钉子户。当然也表现在部分人道德的不对称性，有少数以闹获利的钉子户。这些都要一件一件讲清楚，具体事件具体分析，不能笼统说钉子户有理，也不能说当钉子户没理。借机漫天要价，延缓了拆迁与建设，也是一种社会效率的损失与资源浪费。

　　发展附加的代价，有些方面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能不能通过努力，使这个代价更小一些呢？房子尽量拆的少一些，更适时一些？通过加快体制与机制建设，加强行政管理，加强立法建设，培育社会守法意识(首先是官员、开发商，也包括每一个民众)，使拆迁行为更和谐呢？这是我们应当研究的问题。

　　如何有效避免拆迁极端案件发生？

　　李发锁：我认为，还是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治理开发与拆迁。在市场经济国家，法应当得到足够的尊重。对久谈不下的钉子户，首先该给的，要给到位，这是一个重要前提。但如果不该给的额外给了，就是对那些守法者，对先搬迁户的不公和挫伤。以后谁还按规矩办事？反正闹能多得钱。对这方面政府要加强依法监督，防止建设开发单位(不仅是开发商，还包括政府自身的项目)胡乱克扣，或滥发摆平钱。坚持以法管理房屋拆迁就要有法可依。当务之急是以《物权法》等法律为依据，抓紧修改出台新的动迁(或拆迁、搬迁)条例。

　　开发商赚钱天经地义，不要奢望社会上有不想赚钱的商人。政府一方面要支持开发商守法经营，企业发展了，税收就多了，用于民生的钱就多了。另一方面是要强化行政监管，依法规范开发商的行为。

　　最近媒体报道的拆迁伤亡事件，有的是政府组织的项目。我认为，公共项目的拆迁，政府应当更有些耐心，组织要周严。一些城市对个别钉子户也实施了强迁，但通过法院依法实施，组织的比较严密。不管怎么说，拆迁如何有法、有理，出现事端、特别是恶性伤亡案件总是不好的。但还要说一句，国家建设发展和公益事业需要，比如国家要修建公路，城市上产业化骨干项目，大片棚户区要改造，对个别无理取闹的钉子户，该强迁还是强迁，但要依法谨慎、周密组织好。至于非公益项目，则要严格掌握。  

　　为什么很多拆迁出了恶性事故的官员得不到处理？不久前，曾任安徽阜阳颖州区副区长的曹颖章因收受贿赂、滥用职权，在两起强拆事件中造成两家财产损失和一人自杀，被判刑11年，这起事件被认为是暴力拆迁导致官员被问罪的第一例。您认为这是否是一个好的开端呢？  

　　李发锁：官员因为拆迁事件被处理的确实不多，受处理的也都同时伴有经济问题。我不完全研究了最近几起拆迁事件，就大多数而言，在对钉子户实施强迁前，事先都研究了适法问题；就是不那么合法，也一定有政府出台的政策文件，或有领导首肯。强迁出了问题，具体组织拆迁的只是执行者，除非你处理首肯的领导，而这都比较难。因为强拆行为都是有法规可循。所以某地导致老百姓自焚的官员说老百姓不懂法。如果抠法规条文，确实不能说官员违法。法就那么规定，你当钉子户，他就可以依法处置。

　　这就涉及法规修改问题了，但法规在未修改前你不能说官员违法。但我认为，法规制度不仅要合法，更要合情合理。老百姓常说，法大不过天。天是什么？情理。如果你这个法条逼得人家无路可走，就不是良法，就要修改。当然，法制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个成功的执法过程(含动迁、回迁)，既要有法律的规范，也包括政策的引导和当事人道德伦理的多方融合。如果抛弃政策引导，包括过细思想工作，周严的管理，只强调法规的强力压迫，必然引发事端。

　　您怎么看目前的房地产调控？

　　李发锁：还是要改变供求体制与机制。我认为目前的住房供应体系出了问题，不少机关干部都能便宜分到房，社会上中低收入者没有份，买不起高价房，又无房可租。

　　党中央国务院对保障性住房建设早有明确要求，要求土地收入5%，后来又要求10%纳入廉租房建设。可是落实的不好。2003至2007年，全国经济适用房只占年住房建设总量5%左右。2009年全国土地收入14239.7亿元，增长43.2%，其中用于廉租房建设支出187.1亿元，仅占1.5%，就连没有厕所的廉租房也租不到。但目前并未有因此而被问责的城市和领导。

　　我认为当前房价不应该这么高，是政府政策调控方面出了问题。任志强有些话说得很难听也不正确，但是有一部分话还是有些道理的，比如，不能将商品房与保障房混为一谈，不能将应当享受保障的低收入群体与住房困难户都列入市场化途径解决。我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住房有双重属性，既有商品属性，也有保障属性，各级政府有责任解决困难群体住房问题，这同要让每一个公民有饭吃一样。香港的商品房价比内地高，但50%以上市民住在政府提供的中低档房中，新加坡就做得更好了。而我们则有很大差距，应该付出更大的努力。关键是要有切实管用的落实措施，而不是一般式的号召。  (李峥嵘)

　　评论

　　《动迁》选择了当下涉及国计民生焦点、痛点的题材。其凝重的笔触必然刺激副社会敏感神经，这是小说关照现实、激发人们关注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但他点穴不是点死穴，而是疏通经络治病。他用解剖刀把社会痼疾切开来向人们展示痈疽，如又同时潜移默化地开出医病良方。给人以希望。批判现实主义的武器在李发锁手中运用自如。吉林省作协主席  张笑天

　　在一个利益急剧调整的年代里。能站在一个独特的角度书写直指内心的经验并塑造出可信的社会群像，表达出宽容和对人性的赞美，《动迁》做到了。这和作者浑厚的生活阅历与扎实的生命体验都有关。同时，还体现了作者的良知与道德的坚守。《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  邱华栋

　　《动迁》由部队转业干部于海洋在山城市房屋拆迁办公室主任任上的无奈遭际与勤勉作为。写出了城市拆迁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以及于海洋的体恤民情，化解民怨，顺乎民意。利益引起纠纷，纠纷酿成怨愤。正是在这种风口浪尖中，于海洋显示出新时代的基层干部“心为民所想，情为民所系”的可责品格。《动迁》堪为一部直面当下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力作。　文学评论家白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