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听说当时有一件很著名的文物，叫《万岁通天帖》？  

杨仁恺：对，当年国民党的东北军事长官郑洞国很喜欢文物，东北民主联军进入长春的时候，他把《万岁通天帖》拿出来交给我们部队。《万岁通天帖》很有意思，武则天当大周皇帝的时候，王羲之的后人——当时的宰相王方庆——把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书法作品收集起来献给了武则天，武则天说，这是你家祖宗的东西，我怎么能要，于是她下令用硬黄纸双钩拓摹复制了一份，就把原件退还给了王方庆。这件作品后来经过很多周折，落到了北京故宫，是溥仪从故宫把《万岁通天帖》偷到了长春。后来我做了这本法帖的鉴定工作，之后就藏在我们博物馆里了。  

《万岁通天帖》是王羲之一家几代人的法书作品，所以又叫《王氏一门书翰》。王羲之已经没有真迹传世了，现在传世的都是钩填本。《万岁通天帖》是一千多年前留下的，上面有王方庆的题字，而且还有武则天文字改革时期的文字，所以非常珍贵。  

1952年杨仁恺和调查小组在长春近三个月的明察暗访中，陆续追回了清宫散佚书画130多件，这些珍宝在上交后调拨故宫博物院，与其他捐赠征集的法书名画一起，回到了故宫博物院。1954年，北京故宫博物院绘画馆在国庆节的一片喜庆气氛中揭幕开馆了，《清明上河图》也成为故宫博物院绘画馆的镇馆之宝。  
主持人：您还记得经您手找到的散佚国宝有多少件吗？  

杨仁恺：没有统计过，恐怕总有好几百件吧。  

主持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故宫绘画馆开馆也是您的一个成果。  

杨仁恺：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不过，当时感觉确实很愉快，起码故宫博物院绘画馆重新开馆了。我只求工作，不想什么报酬。  

我出来一看，大吃一惊  

为了丰富馆藏，即便远在东北工作，杨仁恺也经常来到北京琉璃厂，了解文物界的最新情况。公私合营之后，荣宝斋成为国家征购古代书画最大的窗口，而杨仁恺也成为了荣宝斋的座上客。1962年4月的一天，一个外地年轻人背着一个装满破纸片的布包袱，来到了荣宝斋。令杨仁恺震惊不已的是，那个年轻人带来的包袱里面竟然有37件书画名品，这些盖有清宫印玺的书画，正是当年从故宫流出、散佚已久的国宝！它们不仅数量多，而且其中有几件竟是绝世孤本。年轻人曾先后两次送来国宝，但其其实身份却非常神秘。这件事一直留在杨仁恺心里，多年后，他从报纸上读到了一篇报道，其中披露的事情使他极为震惊：原来在当年那些国宝碎片的背后，曾经有过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主持人：据说，当年您虽然在东北工作，可是经常会到北京琉璃厂来看看，所以也才有了那次奇遇。  



杨仁恺：对，我每次到北京来，都不住旅馆，而是住在荣宝斋。荣宝斋的老板侯恺是我的好朋友。那一次情况是这样的：我当时正在荣宝斋后院休息，营业科的田宜生突然跑来叫我，说有人送来一包破片，让我出去看看是什么，是不是好东西。我出来一看，大吃一惊，发现那是北宋时期大书画家米芾的《苕溪诗卷》。卷子虽然残破了，但是还拼对得起来。这可是国宝！我仔细一拼，拼出了一个长卷，仅仅缺了五个字，其余都是完整的。当时我非常高兴，我说这可是一件国宝！  

我大概花了一上午的时间，拼出了十多件作品。我问卖东西的年轻人要多少钱，他说您看着出吧。最后他要价一千六百块钱，那是在1962年，这些国宝就以人民币一千六百块的价格成交了。  

主持人：如果您评估一下，这件国宝应该值多少钱？  

杨仁恺：一亿六千万。  

主持人：这个年轻人后来又来过荣宝斋吗？  

杨仁恺：来过，没过多久他又带着第二包残片来了，正好那次我也在那儿，我们又买下了。当时这可是件大事情，他带来的都是国宝级的好东西。  

主持人：当时您有没有问这个年轻人，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  

杨仁恺：问了，他不肯说。后来我跟田宜生讲，这些东西他卖便宜了，这是国宝，不应该这么便宜就卖掉，我建议再补给人家三千块钱。后来荣宝斋派人去给那个年轻人送钱，但是地址不对，那个年轻人没有留下自己的真实地址。  

主持人：很多年以后，您才大致了解了事情的真相。  

杨仁恺：是啊。事情大致是这样的：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关押，他的东北军部下也都散了。张学良的外文秘书，也是东北人，后来在营口的一个工厂里当职员。20世纪50年代初，这位外文秘书从营口到长春去看朋友，在长春逛地摊时，发现了一些从伪皇宫抢来的文物碎片，就买下了，包了一大口袋带回营口。不料跟他同去长春的一个工人见财起意，在回营口的路上把他推下车子害死，把东西抢走了。那位秘书的夫人是一位教师，她很怀疑自己丈夫的起因，于是就到法院去控告，结果案子破了，那个害人的工人被抓了起来，包裹也物归原主。这家人虽然知道这包东西不一般，但是并不确切知道它们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后来，这家人想用这包破片卖几个钱补贴家用，到哈尔滨、长春、沈阳都试着卖过，结果都卖不掉，最后才来到北京，被荣宝斋看上，收购了。

别人开玩笑问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我是琉璃厂大学毕业的  

杨仁恺出生于四川省岳池县，幼年丧失，家道中落，勉强就读于旧制高中理科，辍学后在成都一家私立女子中学教语文和历史，学校附近的古玩街时常令他流连忘返。1945年，30岁的杨仁恺来到北平，在琉璃厂书肆坊间多所浏览，见识到很多法书名画，逐渐练就了鉴别古书画的深厚功力。  

主持人：很多人说您在书画鉴定方面独具慧眼。我们采访冯其庸先生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一幅画，杨先生只要打开三分之一就能看出真假。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杨仁恺：从哲学上讲，这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它是多年经验积累的结果。我从小就对历史文物有偏好，二十多岁的时候还在中学教过历史，对这些东西一直都非常喜欢，一直没有停止过摸索和研究。我对文物的认识也是一点一点逐渐深化的，我看过很多文物鉴定方面的书，亲眼看过国内国外大约6万多件东西，所以，慢慢积累得多了，也就对各个时代的东西有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书画鉴定学稿》，专门阐述这个问题。  

我到东北以后才算走上了专业道路。当时，全国刚解放，我有一个同学的朋友在东北当组织部部长，他说东北缺少这方面的人才，通过他介绍我才到了东北文化部，随后转调博物馆。  

主持人：听说到东北之前，郭沫若还给您介绍过工作？  

杨仁恺：郭老跟我很熟，他的夫人于立群写书法，我提供资料、字帖之类给她看。郭老曾经推荐我到国家文物局。当时文物局局长是郑振铎先生，我跟他不太熟，后来郑先生录用了徐邦达先生，这时，正好东北文化部来请我，王冶秋同志转告北京这边又没有编制，所以我就到东北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