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区有部分是
艺术家自发聚集形成的。比如奶东
艺术区，村民包下土地后转租出去，盖了大型厂房，多以石棉瓦覆盖，甚至不供暖，或者供暖不足，一些南方
艺术家租住之后往往无法忍受北京的严冬，纷纷南返。这些简易房屋成本极低，出租掉三分之一就能收回成本。
艺术家们渐渐寻觅到这里，搬迁进来，但数量还不多。
有些
艺术区是由公司、企业策划成立的。比如创意正阳，由正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租赁村里土地，合作公司翰石艺洲艺术有限公司将土地转租给
艺术家，幕后推动者胡某夫妇是中央美院雕塑系毕业生，因此吸引了很多
艺术家入住。
还有些
艺术区则由基层政府推动成立。在金盏乡008国际
艺术区开幕典礼上，金盏乡党委副书记李杰民接受北京电视台采访时还曾表示，008
艺术区作为该乡
艺术家比较集中的园区，当地政府会创造更好的环境，让更多
艺术家来此发展。
然而，去年上半年以来，由于城市建设规划和土地储备的需要，五环外大部分乡、村用地面临拆迁改造。除了被市、区认定的798
艺术区、一号地艺术园、酒厂ART国际艺术园外，大部分
艺术区都面临拆迁，租户们才意识到
艺术区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合法身份。
现在，在“89当代艺术大展”上以开枪形式的装置作品《对话》闻名的女
艺术家肖鲁去年12月搬到蟹西岛，最近接到通知说今年2月此地便要拆迁，工作室暖气被掐断，北京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中，肖鲁只能把所有的厚衣服都堆在身上取暖。
女
艺术家喻高是创意正阳
艺术区此次暖冬活动的主要策划与参与者之一，面对突然而至的“恐吓”与“威胁”，区内的男
艺术家与女
艺术家的丈夫、男朋友们自发组织起了轮流执勤的队伍，谁都不能缺勤，坚守着不让强迁进行下去，“实实在在的作为，比那些艺术展览上的作秀更可贵。”喻高说。2007年，喻高和丈夫听从朋友的介绍，以每平方米7毛多的价格在相对798的商业气氛日益蓬勃映照下比较安静的创意正阳区内租下300平方米的工作室。从当年11月开始，合同签了5年，而现在，距离合同约定的时间尚不足一半，“乡政府曾经许诺这里20年不会动，而一旦进入了房地产开发，合同就立刻变成了废纸一张。”但喻高坚持， “我从没有想过从创意正阳撤走。”
创意正阳
艺术区的高强说，国家规定土地租赁期限最长为20年，正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从长店村租赁土地30年用来开发
艺术区，这本身就是不合法的。紧邻创意正阳的008国际
艺术区，租赁村里土地更是达到违规的50年。索家村
艺术区则是早在2005年就被认定为违建。
在这个百年难遇的寒冷冬天，由于面临拆迁，北京创意正阳
艺术区等地的
艺术家裹着棉被“抱团取暖”，群体“钉子户”更像是一场行为艺术。
艺术家的
群落化生存早已不是什么新生现象，最初的北京圆明园村放浪不羁之际坚持和阐释的是中国当代艺术最原始和最真实的精髓，而中国当代艺术一开始就并非一种与政府的有意对抗，更多在于对自我独立精神和个人生存感受的表达，从这点来说，圆明园村时期的
艺术家和现在明显不同的是，时代环境的改变，让当代艺术由早先的禁止、压制转为如今更平和的促进、规划。但是，“促进与规划”的进程在这个冬天忽然被房地产开发的浪潮拦腰阻断，对于北京的很多
群落化生存的
艺术家而言，寒冷的体验并不仅仅来自于室外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凛冽风中，更来自于对于“安居”的惶恐。
艺术家“扎堆” 文化园区“产销两旺”
中国当代艺术的边缘、底层和自发的特征注定了它不会很快得到认同，但通过价格的一路飙升引来目光的中国当代艺术，迅速填补了国民当代艺术教育中的认知空白，并吸引了大量政府、企业的投资，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不算是坏事。与此同时，艺术院校巨量扩招，学生们纷纷怀揣着一夜暴富的淘金梦留在了艺术圈的中心——北京；外地外国的
艺术家们远道而来落户北京，也与学生们怀着同样成名发财的梦想。北京是具有分量的批评家、
艺术家、策展人的聚集地，占全国的80%以上。当代艺术很多思潮及艺术流派在此诞生，如艳俗、政治波普、玩世、后感性、青春伤害等等。而且引领这些思潮的
艺术家当时在北京做活动便在全国影响，而尴尬的是在外地很多
艺术家作品再好，没有圈子的“滋润”、互动和营销则埋于深山。
在那些星罗棋布发展起来的
艺术区中，有外地赴京的
艺术家，有来自韩国、日本的邻国
艺术家，也有海归派
艺术家，往往功成名就的
艺术家只占据其中的10%，大量的
艺术家都在艺术圈的中下游徘徊。
2007年至2008年初是北京
艺术区最红火的时段，798园区内最便宜偏僻的空间也涨至2.5元/平方米。当时艺术生产和销售“产销两旺”，798园区的空间最为紧俏，常常不等一个人撤出就有一拨人在排队。经常听说蛰居于黑桥的哪个不知名的
艺术家被某位富翁以几十万元的价格包下，如是财富传说屡屡不绝于耳。“金融危机前，许多艺术工作者好的工作室都找不到，还要托关系。那时有人介绍我去将府庄园，我犹豫了一下，半个月之后，好位置居然都已经被先来者占领。”有一位至今没有在任何艺术园区落脚的艺术界人士不由对自己的明智庆幸不已。
红火的时候，湖南省油画协会主席段江华、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李路明等地方美协官员舍弃了当地官场的迎来送往，到京租工作空间，
艺术区“淘金基地”的身份愈发显要。他们之中有的恰好赶上了市场兴起的风暴，一边模仿着西方大师，一边慢慢有画廊代理，慢慢地有人给他做个展，慢慢地便有好几家画廊找他要画，画还来不及给。也有些地方艺术官员去了宋庄租了房子，搞了艺术学院基地，自己的市场虽未打开，但在北京呆着呆着就打开了关系，占领了首都大学的重要位置，这也是另一种成功。
广州、南京等地方艺术圈的一批年轻人如方亦秀、邓箭今等都直奔京城而去，市场泡沫的延时效应，又带动后面一波波人再去。直到2008年年底市场暴跌，又一波波地回去，而最惨的是最后一波到北京的。
艺术家们的工作室大部分一两百平方米，一年的工作室租金至少在5万元以上。
艺术家金阳平在中国美院油画系任教，他在五环附近的一号地以每月8000多元人民币的价格租了160平方米的空间当作工作室，这样的价格、这样的地段，几乎是接过了
艺术区承租的最后一棒，但来自浙江温州的他凭着天性中商人的精明嗅觉，“一听说要拆就租掉了，以1块1每平方米/天的原价转租给了一家画廊。画廊可是三个月一签合同，比我们精明多了。”但他也把和自己一样的
艺术家称作“弱势群体”，因为在艺术之都巴黎，政府会辟出以200欧元的低廉租金租给
艺术家的工作室，全世界对
艺术家都很尊重，而自己花了十几万元钱装修的工作室却始终有着无法落地的不安心，不知道下一个去处在哪里。
那为什么还要执著地选择在北京安一个窝呢？金阳平认为，在中国做艺术，唯有北京的主体性还是比较强，而上海的形式感比较强。在北京能够切实到中国的社会层面，全面性地了解核心和灵魂。
常年呆在上海的
艺术家薛松“一冲动”在北京环铁以每平方米一元钱的价格置下了一个巨大的工作室，与袁顺、苍鑫毗邻。工作室安置了两年多，薛松却一天都没有呆过，“当初设想得可好了，每年来此地呆几个月，搞搞创作。”然而，薛松属于这些年来在艺术圈中画卖得比较好的，浪掷的这些空间和金钱对他来说也许没什么感觉。
成功对于
艺术家而言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大部分的年轻
艺术家没有名声，也没有随之而来的滚滚金钱，自然无法在推土机的前进过程中，让人们听到自己发出的微弱声音。
◎ 记者手记
下一个出口在哪里?
当代
艺术家群落的发展面临很多问题，其一是艺术与商业发展的权衡关系，其二是当代艺术与政府介入的尺度关系。而政府的价值标准是务实，当土地用于城市化和商业用途所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
艺术家的存在可能给这块土地带来的利益时，让利益的车轮碾过便是最务实的姿态。宋庄能够存在，也是因为艺术给这个村庄带来的利益，大于它按原来的农村发展模式可能带来的利益。
可以相比较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有一个专门针对
艺术家的政策，建立了公共工程艺术计划(简称PWAP)。在它存在的7个月时间里，共雇用了3749名
艺术家，他们每周获得从26到42美元的工资，一共为公共设施完成了15663件艺术作品。由于公共工程艺术计划所取得的成功，在1934年10月，美国财政部成立了一个绘画和雕塑部，其目的是为全国的公共建筑提供适合的绘画和雕塑。这不是一个专门的救助计划，
艺术家需要在竞争的基础上获得委托。在这个部门存在期间，一共为各种政府建筑创作了1100多幅壁画和300件雕塑。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菲利普·古斯顿(Philip Guston)在1943年为华盛顿的社会安全大楼创作的壁画就属于这个计划之列。虽然绝大部分
艺术家所递交的作品并无太大价值，
艺术家们的成就依然赖于现实环境中的锤炼和自身的才华，但这项新政对美国艺术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相对屡屡遭到拆迁组驱逐而四处安家的798周边
艺术家而言，宋庄的
艺术家们则明显安居乐业了许多。被迫搬迁的无奈，已经成了小堡村居民“方力钧们”遥远的记忆。宋庄的变化在于宽阔的马路，新开的送货上门的颜料店、画框商店、餐馆，不管外面如何闹腾，如何冷清，
艺术家刘炜说他只要关起门来，就可以回到一片悠然自得的天地。尽管全国各地聚集在宋庄的艺术爱好者越来越多，2000年以后，就再也没有指标性
艺术家迁入宋庄。阳光好的时候，宋庄的
艺术家们把画搬到街头晾晒、贩卖，参差不齐、形形色色的作品让进入其中的人宛如一脚踏入了行画超市。现在，宋庄
艺术家的构成让有上进心的
艺术家们入驻宋庄的脚步犹豫而迟疑，有艺术评论人士认为，“宋庄充满了更烂的
艺术家，人们把不得不去宋庄看作一种耻辱。”
宋庄太远了，远离北京市中心，也远离798艺术中心，虽然越远租金越便宜，且等到城市化的脚步踏到宋庄尚需不少时日，但关键是，
艺术家们的价值观念早已改变，新一代年轻
艺术家们不再愿意如方力钧们一样停驻在荒芜之地如西部大开发般大肆开垦等待收获，而向往紧贴着城市边缘的市郊结合部。
从草场地开车到艺术活动中心798园区，开到望京都方便，而如果从通县到798，一个小时的车程未免让人望而生畏，且圈子进入的程序，需
艺术家、批评家们主动介入，主要方式除了做作品，还要进行“营销”活动：展览、人际交往、评论、网站、写书、向画廊自荐、拍卖等。藏家和策展人也未必愿意跑那么远去工作室看作品，实际上影响了销售。
到京5年零1个半月，已经搬了三次工作室，正在准备今年3月第四次搬迁的
艺术家陈文令一语道出诸多赴京
艺术家的心声：“我在故乡厦门搞艺术处于边缘，不能来北京又处于边缘。”陈文令的工作室从索家村搬到酒厂，再到奶子坊内占地2700多平方米，越做越大型的雕塑让他需要的空间越来越大，今年3月他又将入驻一个798艺术园区附近的新工作室。虽然每一次搬家都大动干戈，但三次搬家，每一次都距离市区更近一步，也距离798更近一步。也许艺术还需要一种姿态，一种不那么容易就被消灭的顽强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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