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是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种建筑形象，溯源于门。在中国古代建筑中，门之设立，最早始源于一种防卫上的需要，而阙则属于“宫门”的形制，即建在宫门或陵墓等建筑群前的左右对称的建筑物，两阙间空缺的地段为通向阙后建筑物的道路。其构造是中央无门扇，“阙”与“缺”相通，两阙之间为一通道，“阙然为道”，这也是其名称的由来，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汉代的地面建筑，留存至今较为完整的只有阙。
渠县汉阙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唐人李白这首《忆秦娥》，残破的汉家陵阙与萧瑟的西风残阳，成为中国古典诗词一幅绝美的意象。词中的陵阙，便是中国最古老的地上建筑，中国现存汉阙29处，其中20处在四川，分布在新都、雅安、芦山、梓潼、绵阳、德阳、渠县等地，走近它们，如同翻开一部最古老的建筑史。
话说汉阙
雅安与渠县，是四川汉阙两个集中区域，而在昔日的金牛古道上，也分布着众多汉阙，比如新都、绵阳、梓潼。新都王稚子阙在新都弥牟镇西北5里，传说是兖州刺史王稚子墓前陵阙，不想“文革”中被毁，从宋代赵明诚《金石录》收录的拓片来看，阙上有“汉故先灵侍御史河内县令王君稚子阙”“汉故兖州刺史雒阳令王君稚子阙”隶书题刻。王涣字稚子，新都人，曾任河南温县县令，因政绩卓著升为兖州刺史，元兴元年(105年)卒，归葬故里，并于墓前立双阙。
从新都往北，德阳黄许镇蒋家坝，距离宝成铁路不远处，有一处司马孟台阙，当地人也称为高碑或汉碑，现残存右阙，阙身正面犹存“上庸长”三字。这处汉阙宋时就引起过金石学家的关注，《隶释》记载右阙身上有“汉故上庸长司马孟台墓道”十一字，左阙无载，看来早在宋代左阙就已毁塌了。
绵阳市北郊4公里仙人桥附近，有杨氏双阙，相距27.2米。左阙高5.14米，南北朝时期，佛教信徒在阙身开凿了密密麻麻的佛龛，至今仍能看到“观音大师……大通三年(551年)闰月二十三日弟子许善”题记，也让古老的汉代建筑多了几分梵音；右阙通高5.21米。
梓潼有李业阙、杨氏阙、贾氏阙、无名阙四座，李业阙位于梓潼县城南约2公里的长卿山下，阙身上刻有“汉侍御史/李公之阙”隶书。李业的事迹，《后汉书》有载，他是梓潼人，“元始中，举明经，除为郎。会王莽居摄，业以病去官，杜门不应州郡之命。太守刘咸强召之，业乃载病诣门。……王莽以业为酒士，病之不官，遂隐藏山谷，绝匿名迹。”其气节历来为后人称道。
贾氏阙位于梓潼县城南约两公里的太平乡境内，西距李业阙0.5公里，双阙俱存，但顶盖与楼部已毁，远远望去如同两个石堆，当地人又称“书箱石”，传是蜀汉大将邓芝的墓阙，《梓潼县志》记载“蜀汉邓芝墓，县西南五里有二石阙。芝高阳人，仕蜀为车骑将军”，恰与此阙位置颇为吻合；无名阙位于川陕公路旁，当地人称“九块石”，现存左阙，据传是汉代流寓梓潼的边韶的墓阙。
西风残照 汉家陵阙
2013年4月，“芦山大地震”第三天，芦山街头依旧瓦砾遍地，一辆辆呼啸而过的救援卡车驶向震中。108国道旁，有个院落铁门紧锁，我让司机停车，透过铁门的缝隙往里面瞅：古老的樊敏阙依旧屹立在院落中，一个个威猛矫健的东汉神兽，守护着这个灵气十足的院落。
这个叫芦山东汉石刻馆的院落我并不陌生，几年前参加一次古建筑的调查，就到过芦山。依稀记得那是个黄昏，管理员打开斑驳的铁门，一个汉代的世界跃入眼帘：轻柔的阳光洒落在阙身，散发出黄色的金光，被青苔爬满的阙身石花斑斑，残破的顶盖如同一个年久失修的屋檐。
这便是樊敏阙。“阙”这个字，《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古代皇宫大门前两边供瞭望的楼”或“神庙、陵墓前竖立的石雕”。第一种也称城阙，古典诗词中常常出现，比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诗经·郑风》，“佻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另一种便是宗祠阙或陵阙，宗祠阙是宗庙、神庙等门前的建筑，陵阙立在帝王将相、文武百官的墓道两旁，是墓主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唐代诗人李白就在灞桥看到了残破的陵阙，写下了这首《忆秦娥》。“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樊敏阙，就是樊敏墓前的陵阙，樊敏是蜀郡属国青衣县人，建和年间(149年)，樊敏出任青衣羌国国丞；延熹二年(159年)，40岁的樊敏被举为孝廉，并于次年调任永昌郡出任长史，203年，樊敏与世长辞，部属将其归葬芦山，建立石阙，祭奠这位汉朝仕子。
两汉时期，伴随着一个个汉朝郡县的建立，恢弘的城阙遍布大汉王朝的每个角落，却鲜能保存至今。中国现存汉阙二十九处，其中河南四处、山东四处、北京一处，其余二十处均在四川，除了河南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为宗祠阙外，其他均为陵阙。四川的汉阙，广泛分布在绵阳、雅安、芦山、渠县、梓潼、忠县等地。
一个月后，从芦山传来消息，地震造成樊敏阙第二层以上断裂，阙顶面临垮塌，相邻的雅安高颐阙阙体也被震裂，构件震落在地。这些屹立了两千余年的建筑，如同一位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屹立在四川盆地的荒野田畴。亲近它们，如同翻开一本发黄的汉代建筑史。
雄浑大气 雕刻精良
樊敏阙高495厘米，由台基、阙身、楼部、顶盖四部分组成，汉阙是仿古建筑，通俗点说，台基相当于房屋的地基，阙身如同墙体，顶盖则形如屋顶。樊敏阙的台基与阙身，均为上世纪50年代修复，相比之下，雅安高颐阙完整地保存了左、右双阙，可以直观地感受汉人的建筑形制。
高颐阙左阙仅有台基、阙身是汉代旧物，顶盖是后来加上去的。台基最下方为列柱，柱上架设大梁，类似干栏式建筑。长江流域雨水充沛，成都平原古时更有“卑湿之地”之称，湿气颇重，古人砍伐树木，一端削尖，夯入土中，绑上纵横交错的地梁，铺上木板，这样一来，房间与地面就有了10－30厘米的落差，这种建筑结构，被形象地称为“干栏式”，1985年，成都十二桥遗址就发现了一个1万平方米的干栏式建筑遗址。高颐阙的台基，正是“干栏式”的体现。
阙身由四层石材构成，背面刻有四行十六字隶书：“汉故益州太守/武阴令上计吏/举孝廉诸部从/事高君字贯方”。阙主高颐以孝道举孝廉，后官至益州太守，卒于建安十四年(209年)八月。
右阙基本完好，又以楼部最为精妙。建筑学上，楼部可以分为纵横枋子层与斗拱层，高颐阙楼部由四层石材构成，雕刻出行图、鼓琴图、鸟兽率舞图、季札赠剑图、夷人献宝图等等。夷人献宝图场面恢弘，一名挽着双髻的女子从门里探出半个身子，门外一个头戴高冠、身着长袍的男子跪立在地，手举飞鸟，身后跟着一个赤裸上身、光头大眼的夷人。高颐曾在益州出任刺史，其地域大部分在云南省境内，阙上所刻“夷人”或许正是高颐为官一任的再现；而诸如三足乌、九尾狐等图案，则寓意汉代人心目中的天国，暗示墓主会得到西王母的不死药，遨游仙境。如此一来，生与死，现实与神话，在汉阙上构成了汉代人的精神世界。
站在石阙下抬头仰望，你会发现顶盖下有一圈形如如意的构造，这是斗拱。“斗”是斗形的木垫块，“拱”是弓形的短木，拱架在斗上，向外挑出，拱端之上再安斗，形成上大下小的托架，环环相扣。斗拱通常位于大型建筑物柱与梁之间，它的出现，解决了剪应力对梁的破坏问题；不过，它们又是一些艺术品，无论从艺术或技术的角度来看，斗拱都足以象征和代表古典建筑的精神与气质。
中国木构建筑的历史颇为悠久，柱网结构与榫卯技术在新石器遗址中屡有发现，河南偃师二里头商代宫殿遗址屋顶已采用重檐四坡样式，殷墟好墓出土的铜偶方彝上也能看到斗拱雏形。时至汉代，一套完整的建筑模式业已成型。汉代是一个稳定、富庶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兴土木的时代，修建于汉高祖时的未央宫与汉武帝时的建章宫是其中的代表作，史载未央宫周回二十八里，可以考证出名目的宫殿就有八十多座。
汉代的未央宫、建章宫早已在漫漫尘世中化为废墟，难以复原。高颐阙以准确比例刻出各种构件的外形，令后人得以管窥汉人的建筑样式、比例与技巧，为复原未央宫、建章宫提供了依据。从石阙看来，汉代斗拱较后世粗大，其粗壮笃实的风格与汉人雄浑的建筑设计颇为协调；石阙顶盖最长挑出阙身一米以上，可见汉代匠师已解决了大幅度出檐引起的因应力问题。
学者陈明达在《四川汉代石阙》一书序言中指出，汉阙是中国现存地面之上时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建筑，为后人了解乃至复原汉代建筑提供了可靠依据，对研究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意义，也将古建筑源远流长的历史与美感保存至今。
跨过双阙 便是天门
在无休止的王朝更迭中，汉阙也命运多舛，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久久无人问津，直到100年前才为世人所知。1914年2月，一支由汉学家色伽兰率领的法国探险队从京师启程，开始了为期8个月的西部考察，并于同年6月来到高颐阙前。色伽兰怎么也没想到，面前的建筑居然来自两千年前的汉朝——那个被他誉为“雄健而人性”的时代。1923年，色伽兰将石阙照片向世界公布，欧洲人大为惊奇，几乎引发了一场探险热。
来雅安前，色伽兰还到了渠县，对这里的几处汉阙进行考察。2012年，我来到渠县，这里被称为“汉阙之乡”，中国现存二十九处汉阙，就有六处在这里，真是名副其实了。渠县汉阙分布在县城到土溪镇的公路旁，冯焕阙、沈府君阙、王家坪无名阙、蒲家湾无名阙、赵家村东无名阙、西无名阙，除沈府君阙是双阙外，其他已是形单影只。
细雨迷蒙，路上少见行人，土溪镇赵家村村口的茶馆里，乡民们端着盖碗茶，吧嗒着叶子烟，打量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一百年前，当色伽兰闯入乡民生活的时候，他们是否也曾看着这个忙碌的法国人？茶馆对面，便是冯焕阙，阙高4.38米，顶盖破损，葱郁的青苔似乎把它染成了青翠色，楼部雕刻的人像的躯体早已不知去向，手里的琴弦不知还弹着哪出汉代的乐章，阙身正中雕刻着两排飘逸的汉隶——“故尚书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冯使君神道”。
阙主冯焕为东汉巴郡宕渠人，汉安帝年间官至幽州太守，在任秉公执法，疾恶如仇，得罪了不少官吏、豪强，豪强为了报复，假托皇上旨意将冯焕收入监中，冯焕病死狱中，汉安帝“怜之，赐焕光钱十万，以子为郎中。”公元121年，冯焕归葬宕渠，部属在墓前为他建立石阙，祭奠这位屈死的汉代忠臣。
离开冯焕阙沿着公路前行约3公里，路边不时能看到破损的石兽，水田中有个围墙，围墙中间，赵家村西无名阙静静矗立在中央，楼部第一层隐约可见一个裸着上身的男子，戴个平顶帽，旁边一个大猴怀中抱着小猴，似乎是幅狩猎图；第二层正面为仙女骑鹿图，背面为仙人六博图；第三层为拜谒图，画中的大门半闭，一个宽衣博袖、衣带飘飞的男子站在门外，后面跟着一个奴仆，正等待召见。
东无名阙距离西阙300米，楼部雕刻着生动的汉代狩猎图：一人行猎，两只兔子在草地中疯狂逃窜，猎犬正在凶恶追赶，上方有两只凶恶的老虎，一男子用尽全力拉着虎尾。如果没有雕刻，汉代无疑是一个遗憾的年代，汉朝人将他们生前宴乐、出行、狩猎乃至他们想象中的天堂雕刻在石刻之上，给后人展示着他们的生活，他们对死亡的态度以及梦想中的天堂。
围墙旁的水田里，赵强文与老伴正在插秧，他告诉我，听老一辈说，汉阙过去是没有围墙的，就在水田里，牵着牛下地的农民，把牛牵在石阙旁，农人在地里干活累了，就在石阙边吸两口叶子烟，有的人家缺个石碾、石磨，不想走远路到山里敲石头，就把石阙凿下来。老赵说的，与一百年前色伽兰看到的，或许并无太大区别，色伽兰在《中国西部考古记》中记录下了他的所见：“诸阙多环以稻田是已，阙座浸入水中，不久将为水湮没。渠县有一无名阙，业已倾斜，崩塌之期谅不久矣。即不崩塌，亦必因其障碍农作，占据有限耕地，为人改作磨石，中国古迹因此而毁者甚多。”从庙堂神物到农家工具，汉阙的命运可想而知。
四川已故学者冯汉骥认为，汉代只有官位在“二千石”的官员，死后才能竖立石阙，“二千石”是汉代官阶，汉代有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之分，其中太仆、卫尉、大司农、太常、大鸿胪为中两千石，太守、太子太傅、京兆尹、大长秋为二千石。回头看这些四川汉阙的阙主，樊敏做过巴郡太守，高颐官至益州太守，德阳司马孟台阙主曾是“汉故上庸长”，渠县沈府君为“汉谒者北屯司马左都侯”“新丰令交趾都尉”。冯汉骥的观点，无疑是颇有见地的。
有意思的是，在四川各地出土的汉代石棺上，经常能看到双阙图案，甚至连许多夫妻合葬崖墓也不例外，这让学者们颇为疑惑，难道他们夫妇都曾官至“二千石”？简阳鬼头山崖墓出土的画像棺上，双阙间刻有“天门”的铭文，学者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双阙是天门的象征，是人间与天国的界线，汉王朝的禁令并不能禁绝汉代人对天国的渴望——跨过天门，成为天堂的一分子，这是汉代人心目中的“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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