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李珣写《海药本草》记载西域药物
　　谭继和介绍，来华定居的胡人，被称为“胡人华化”，走出的唐人若到了西域定居，就叫“华人胡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移民”。当时的长安、洛阳、成都都是颇受胡人欢迎的移民城市。当时的“外国移民”有多少呢？以接受外来移民最多的长安城为例，“长安城有人口30万户，从西域迁来的胡人占了一万户以上，占了1/30还多。”长安是西域来的人最多的城市，其次是洛阳和成都。“成都当时十万户，这里面从西域来的人也不少，他们迁到成都以后，就世代定居在这里。”而当时在四川地区内世代居住的西域后人里面，最知名的一户莫过于李珣和他的妹妹李舜弦。

　　李珣和李舜弦生活在唐后的五代十国的前蜀年间的梓州。祖先是波斯人，在唐初从波斯来到长安，改姓李，以经营外来的“香药”为主业。唐时僖宗入蜀时，其父亲也随僖宗入蜀避乱。北宋的黄休复在《茅亭客话》卷二中这样记载：“其先波斯国人，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李珣是晚唐五代花间词人中重要的一位词人，《鉴戒录》中说他“少小苦心，屡称宾贡，所吟诗句，往往动人。”当时和他关系好的另一位成都才士尹鹗给他起了个外号“李波斯”。其妹李舜弦是蜀主王衍的昭仪，也颇有文才，还有三首诗作存世。

　　不过需要说明的并非是这兄妹二人的诗情，而是李珣所著的《海药本草》，专门记述了由海外传入中国的药物著作。在今天所存佚文的一百二十余种药物里，注明外国产地的药物就达96种，不少是产自波斯、新罗等地的。比如书中就曾记载，金线矾“生波斯国”，波斯白矾“出大秦国”，安息香、诃黎乐出波斯等等。这本书的编纂体例也影响了后来的李时珍写《本草纲目》。
　　新罗：新罗王子规划大慈寺
　　谭继和还介绍说，当时成都的对外交流上，宗教，尤其佛教，是相当重要的内容之一。而成都历史上颇为知名的大慈寺，其规划者，并非成都人，甚至不是中国人。他法号“无相”，俗姓金，是当时新罗国国王的第三子。
　　开元十六年，无相禅师浮海西渡，到了长安，并得到唐玄宗召见，后来周游入蜀，在资中拜谒智诜禅师和智诜的高徒处寂禅师，深得法要。安史之乱时，入蜀避难的唐玄宗再度召见了他，并命他规划督建大慈寺。无相为大慈寺建九十六院，造佛像一万余尊，绘壁画一千余堵，使大慈寺成为当时四川规模最大的寺庙。
　　而让无相禅师被后人尊敬的，还在于他在蜀中开创了净众·保唐禅系，发明了“无相禅茶”的制茶之法，主张“禅茶一味”，这主张也由其徒弟传回到朝鲜半岛，也是现代禅茶的始祖。
　　当时成都在宗教的对外交流中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呢？唐太宗时，玄奘去西域取经带回来印刷有佛像的西域纸，佛经和佛像的印刷也成了成都的一大特点，促进了佛经和佛教的传播，比如，成都曾出土过雕版印刷的《陀罗尼经咒》，上面清晰写有是成都龙池坊卞家印刷的。宋代，成都刻印有《大藏经》，并传到海外，也是间接证明了这一点。
　　日本：僧人带回“西川印子”
　　唐时，日本和大唐的交流也很多。作为数一数二的商业城市和佛教传播中心，也吸引了不少日本来的人。谭继和说，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日本派出的遣唐使一般会选择到长安，而和尚前来，多会选择成都。成都的僧人也有不少去过日本，比如无相禅师的弟子无住禅师，就东渡到过日本。
　　在到过成都的日本僧人里，有一位被载入史册，他法号宗睿，唐懿宗时来到中国。到成都后，专门买了“西川印子”回去。西川印子，是对巴蜀印刷出版物的统称。史书记载，他带回去的书里有两部书，一部《唐韵》，一部《玉篇》，《唐韵》是音韵书，《玉篇》则是一部按汉字形体分部编排的字数。说起来，谭老师也笑：“或许是想带回日本方便大家学习中国汉字了解中国文化呢！”

唐代成都系世界东方“维也纳” 雅乐渐被燕乐取代
     唐时的成都，是古代的世界东方音乐之都。当年，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杜甫风尘仆仆来到成都，一脚踏进城门，满城音乐之声给这位饱经沧桑、颠沛流离的诗人留下了深刻地印象，欣然写下“喧然名都会，吹箫间苼簧”的名句。他在另一首诗《增花卿》中，进一步表达了对这座音乐之城的赞美：“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唐时诗人陈陶也在《淅川座上听金五云唱歌》诗中，记述了他在成都的听歌见闻：“蜀王殿上华筵开，五云歌从天上来。满堂罗绮悄无语，喉音止驻云裴回。管弦金石还依转，不随歌出灵和殿……”这种弦乐之声还弥漫在成都的乡村，“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
     唐宋时期是中国音乐发展的转型期。刻板的庙堂雅乐越来越衰微，宴会时演奏的燕乐在唐代上层占了统治地位。由于唐玄宗和唐僖宗入蜀，这种转变在成都得到充分体现。最著名的是前蜀皇帝王建陵墓石棺基座上的24乐伎图，它记录了唐代燕乐中“座部伎”演奏的瞬间场面，是唐代音乐的生动写照。图中乐伎使用乐器达20种，以龟兹乐(西域民族音乐)为主，清商乐(汉族大曲)为辅，又吸纳天竺(印度)、扶南(柬埔寨)、高丽(朝鲜)等外国音乐，是唐代由雅乐向龟兹乐为主的燕乐转变时期的代表，是唐代成都作为古代世界东方音乐之都的历史见证。而乐伎演奏的乐曲，经学者考证，正是著名的蜀派音乐“蜀国弦”，再发展为“蜀宫伎乐”，演变为竹枝词和竹琴清音、川剧高腔，自成体系，构成蜀音乐文化的独有特色。
     说到“蜀国弦”，必须说到诞生于成都、在整个中国古代音乐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的乐器——雷公琴。学界公认：传世古琴，以唐琴最为珍贵。唐琴之中，又以雷公琴为最佳。“唐琴第一推雷公，蜀中九雷独称雄。”唐代成都雷氏三代制琴，历120年不衰，其中九人名扬天下。雷琴诞生后，唐、宋贤哲多以收藏雷琴为荣，并在其著作中津津乐道。如欧阳修、苏轼等均曾收藏过雷琴，元稹曾作为描述聆听雷琴演奏的其余，称“雷氏金徽琴，王君宝重轻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