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这次在广东美术馆的个展是您在国内最重要的个人展览，为什么没有把它选在北京？

喻红(以下简称喻)：我在北京办的展览并不多，只是在2002年时办过一次展览，那时北京的艺术市场没有现在这么兴旺，画廊很少。而且，我的《目击成长》系列是不卖的，没有办法在画廊办。因为画廊是需要大量的人力和金钱的投入来推动的，如果不卖，人家就没法做了。我当时找了远洋艺术中心，他们那时是在一个楼盘售楼处的大车间，不能说是非盈利的吧，起码不以销售为目的。而广东美术馆馆长两年前看到我的作品，说可以来这儿办画展。广东美术馆虽然是在广州，但它在国内几个美术馆中也算是很好的了。

《北京》：在这次展出的新作中，从《春恋图》和《天梯》这两幅作品中都能感受到您从西方或者东方的传统图式中借鉴了一些因素。您想借此表达什么？

喻：在《春恋图》中，我运用了与《捣练图》相同的画面结构。《捣练图》画的是古代宫廷妇女做丝绸的过程，而我现在画的是现代生活，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而且，在画面上是没有与传统相似的那种叙事关系的。我希望再现的是一些生活的碎片，而且是当代生活的碎片。我的作品画面上是现实生活中或坚毅或脆弱或新锐的中国的当代普通人及其生活的此时此刻，人物与人物没有特定的线索关系。就像现在的社会一样，生活中充满了大量的信息轰炸，一切都是琐碎的碎片。虽然画的是现代生活，但我希望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创造它，在保持经典画面结构的同时用现代的人物形象、现代的语言方式重新绘画，通过这种方式与古代的经典产生一种对话。

《北京》：您的《目击成长》系列是在你30岁之后才开始画的，《目击成长》想体现什么？为什么那时才开始画？  

        喻：就是想体现成长。个人的成长，会有很多问题——这种成长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就挺有意思。成长不是个人的事情，跟社会是有关系的，个人其实能怎么样？开始画《目击成长》，是因为看到我的孩子一天天成长，从她想到了我自己，我觉得人开始回头想，是需要一定的年龄和时间作为积淀的。  

        《北京》：您借用前人图式的手法，是想追赶潮流，还是回归？这是您未来的艺术方向吗？  

        喻：《捣练图》在艺术史上非常著名，我一直很喜欢。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也画了那么多年，当那些概念、观念或时髦潮流过去的时候你会问自己：我到底喜欢什么？人的生命就有限的几十年，积累的东西跟几百年、一代代人积累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能够和传统积淀下来的东西有个对话我就觉得挺高兴的。  

        《北京》：展览中我们看到一些树脂做成的画非常奇特，是怎么做的？这种材质与画有什么特殊的联系？  

        喻：先在丝绸上画，然后用树脂把它凝固下来。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将很美丽也很脆弱的形象永远封存在里面。其实这是所有人都要面临的问题，人们总想把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保存下来，永远不变，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封存一个东西，什么样的东西是值得封存的。  

        《北京》：金融危机对您有影响吗？您如何看待现在艺术市场上的当代艺术品价格？  

        喻：总体来说，艺术品的价格都会受到影响，我目前的影响不大，长远来说肯定会有影响的。现在的艺术市场完全超出了我作为一个画家能理解的东西。其实，画家很简单，想画什么就画，画完了跟画廊合作，然后画廊去经营、销售，可能有的藏家收了几年然后转手去卖，再慢慢转到拍卖行，这是艺术家对艺术流通的基本理解。现在的艺术收藏从收藏那一天起就不是因为喜欢，是一种金融行为，是一种投资行为，这完全跟美术是两个行业。这种投资家的行为经常会超出我的想象。  

        《北京》：很多艺术家在市场很好的时候会画大量的作品，但您却画得很慢？  

喻：我画画特别慢，不会像其他人今年办一个明年办两个展览。我不是那种容易被外部环境影响的人，不喜欢把事情排得很满，因为“太火了就太累了”。我还是挺享受金融危机带来的闲适，可以沉下心来搞创作。  
   1966年生，北京人。现任教于中央美院油画系。1990年在北京举办个人画展，1991年参加“新生代艺术展”，1993年参加“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1994年在纽约举办“喻红、刘小东近作展”，1997年参加“第47届威尼斯双年展”，1998年参加成都“上河美术馆首届收藏展”，2000年参加成都“转世时代——2000中国当代艺术展”，一直是被国内外学术界和艺术界重视和研究的女性艺术家。

女人喻红

        2008年，王小帅用半年时间为喻红制作影像记录。整个记录分为《我的名字叫红》以及《冬春之后——喻红篇》两部分。《我的名字叫红》时长20分钟。而时长超过1小时的《冬春之后——喻红篇》与16年前王小帅的处女作《冬春的日子》都是以喻红为主角。“我这次用了差不多半年时间，跟着喻红，对她画画的过程，生活的琐事，做了一些影像记录。”  

        《北京》：有人说《冬春的日子》除了结局是假的，其他情节都是真实的，是这样吗？与那时相比，您有哪些变化？  

        喻：我觉得应该说状态是真实的。上世纪90年代初，商业文化没有开展起来。人们在物质上没有什么标杆，买什么样的房子、车子，空想的成分比较多。对我自己来说，在那个时期，我和所有的大学毕业生是一样的，很焦虑，不知道将来怎么发展，去画什么。现在一步一步我知道自己要画什么,如何去实现，现在相对要理性一些，有条理。这大概是变化最大的方面。但我画画的基本主题一直没有变，都是关于人生的短暂和不确定的脆弱性，我所有的系列、题材都是关于这个的，从来没有变过。

        这次小帅用半年时间专门为我制作的影像记录分为《我的名字叫红》以及《冬春之后——喻红篇》两部分。《我的名字叫红》时长20分钟。《冬春之后——喻红篇》主要是对我画画的过程，生活的琐事，做了一些影像记录。还穿插了一些《冬春的日子》里的镜头，并回到了刘小东的老家，因为当时那部片子大部分是在那里拍摄的。现在那里全变样了。  

        《北京》：能请您谈谈16年前与刘小东“触电”的经历？  

        喻：我们与小帅是附中同学，从14岁就认识了。后来他考入北影学导演。毕业后他一直想拍东西，当时有机会找到一点点赞助，也请不起大明星，就选了我们俩。开始我们觉得拍电影是一件挺好玩的事，后来发现没有想得那么简单(真拍起来太痛苦了)。我们俩都是业余的，不懂什么是表演，但好在基本上那些生活场景都是真实的，没有太多与身份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说是本色出演。小帅也告诉我要怎么演，但我实在是不太懂，直到现在也不太懂。相比，刘小东要比我有表演欲(笑)。

        《北京》：看到很多报道都会提到您的“母亲”身份，刘娃似乎对您的影响很大？  

喻：的确，我的孩子的出生对我有很明显、很直接的影响。如果没有她也就没有现在的《目击成长》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