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琛是天津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专业编剧。作为炙手可热的剧作家，他被媒体称为当今中国国内最具实力的四大编剧之一，著有各种小说10余部，200余集。《混血儿》获世界首届华文皇冠文学奖，《隐形恐龙鸟》获台湾第九届华文九歌文学奖，小说《老酒》、《走夜海》分别获第十六、十七届《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电视剧剧本《红处方》获1999年电视金鹰奖、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在第十七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会上《红处方》、《呼唤》、《太阳出山岗》三部电视剧分别获得最佳长篇电视剧奖、最佳中篇电视剧奖、最佳短篇电视剧奖。

　在影视圈“创造力就是生产力”这句话喊了很多年，对于编剧来说，他们是影视创作的先锋，一部影视作品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们的创造力。但这些年，在“导演为王”“制片为帝”的中国影视圈，尽管近几年编剧地位有所提高，但相对于演员和导演的名利双收，中国对于编剧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其中，影视作品同题材撞车、模仿、抄袭痕迹重等时下被人诟病的现象与编剧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有很大关系，编剧的作品被盗用是常有的事情。    

　　18日，著名编剧高满堂、张永琛、周振天、林和平、汪海林、彭三源、王丽萍、王宛平等国内一线编剧齐聚上海，围绕应加强对编剧的尊重这一问题进行商讨，再度提出成立“编剧协会”的建议。尽管在会议上这些名编剧将保护自己、规范行业作为最终目的，但不少制片人还是看出了另一层意思，新影联总经理高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编剧们估计也会借机提高自己作品的价格吧。”对于投资商来说，这意味着制作成本又要提高。作为已成功跻身“十万元俱乐部”的元老级编剧，与会的津门名编剧张永琛昨日从上海返回天津途中，就此次会议讨论的到底是维权还是为赚钱这一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记者  孙帅  

　　记者：你如何看待当下编剧面临的大环境？  

　　张永琛：任何一个编剧当然都希望能有一个很好的创作空间，但从大环境上讲，不可能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创作状态，比如市场环境、政策导向、题材范围、审查制度的影响，影视作品也是有行业规定的，比如有些题材敏感的电视剧不能上卫视，惊悚题材不能在黄金档播，这就影响投资商的投资规模，从而影响编剧的创作。当然，这都是大环境所致，对于导演和制片人来讲，也有这样的束缚，但相比而言，编剧的束缚要大得多。  

　　记者：“编剧协会”为什么要由央视来牵头？  

　　张永琛：我和高满堂私下有过多次交流，不一定要央视来牵头，我们只是一个建议，在会议上也有人提出这个协会是一个“民间组织”，但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协会要有一定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即便不是央视来办，我们也希望能由别的单位来办。  

　　记者：成立“编剧协会”的日常工作是什么？  

　　张永琛：大家都知道，好莱坞的编剧都有自己的工会，他们通过工会来保护自己。在国内，与导演和演员相比，编剧就是很被动，“编剧协会”首先要规范行业合同，在影视行业有很多针对编剧的“霸王条款”，比如，有些剧本已经在筹备了，但因为制片方资金没有到位，计划流产，那么编剧们的辛苦就白费了。另外，“编剧协会”也不仅仅是完全为了保护自己，同时我们还会对“编剧会员”的一些违规行为进行监督，对一些不良行为，如抄袭行为、版权等问题进行规范，另外，成立“编剧协会”，对一些大制作的项目是很有优势的，比如“四大名著”题材的运作，我们可以一起做策划，这样可以避免一些争议，也可以解决目前很多编剧都在单打独斗的情形。  

　　记者：有些制片人也提出，成立“编剧协会”后，编剧们可能会联合起来提高稿酬，这令他们感到很大压力，你怎么看？  

　　张永琛：他们有压力是应该的，但他们不能因为要承担压力就将风险转嫁到编剧和导演身上。当然我们也不会那样做，稿酬还是要根据市场来定。熟悉业内行情的人都知道，对于一些年轻的编剧来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很少有拿到全额稿酬的，这对他们不公平，我们也只是想拿回我们应得的那部分。  

　　记者：汪海林和石康等人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汪海林曾说，当初成立公司的目的不仅是替编剧维权，也是要尝试能否把编剧价值做到最大化，这是不是这个协会的另一个意图？  

　　张永琛：现在有不少编剧在搞“公司化运营”，赚钱不少，他们的真正目的可能就是如何赚钱，但这不是我们这个会议的议题，我们意图恰恰相反，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规范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