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适虽然学富五车，却决不凭此经营名利，他的老师章士钊1963年在香港《大公报》刊诗赞扬高二适的书法，序云：“愿天下人知有独学自成，不求人知之高二适其人”。这仅是对其书法而言，而书法之与高二适，实在是余事而已。林散之作为高二适知友，在高二适去世后所立的碑上冠以“江南诗人”头衔。高二适的诗于高古中寓慷慨气质，学兼唐宋，尤致力于宋朝的江西派，他的古风如果混在江西诸子的诗集里，也会显得非常突出。然而诗人之与高二适，仍然也只是余事罢了。称高二适为学者，也终觉难尽其意。就以他为兰亭序之真而力辩的宏文而言，所撷材料之富，所论道理之详，实不是一般学者所能办到的。他家藏数千卷书，没有一本是做样子装门面的。长期在他身边生活的小女儿可可对他父亲的“勤”体会最深，她说：“父亲的勤奋简直没法形容”。诚然，他学问之深也是没法形容的。章士钊说：“二适近年猛进，多所发明。”学者而又有所发明的实为凤毛麟角。他的发明往往是对大名家的否定，他就敢于否定怀素，否定康有为、沈寐雯、于右任。他做学问敢于臧否人物，在社会生活中也同样爱憎分明。林散之曾把他比作阮籍，阮籍的青眼和白眼就是表现自己的爱和憎的，不过阮籍也有保身之道：“口不臧否人物”。这一点高二适却是相反，心中有话，决不憋着不说。文革前夕，江苏史学会组织史可法讨论，其时论者多说史可法镇压农民起义有罪，而高二适独赞其为抗清的民族英雄。其不合时宜如此。日常生活中他也极耿直，譬如甲对他说乙的坏话，高二适便问：“你这话和乙当面说过没有?”甲自然说没有。于是高二适说：“你要当面和乙说才是正理，你若不说，我代你说。”如此这般，直到可爱的地步了，真正算得绝无仅有。他女儿可可多次劝他：即使正确，也不要都说出来。他驳道：“不对，既是话，就该说出来，哪有把话搁在肚子里的?”
高二适  草书杜甫秋兴(八首)
　　正因为如此，他非常自信，厌恶虚伪的自谦。某次全国书展，一位名画家给高二适写信，誉其书法为“全场之冠”，其时他正住院疗病，他的女婿尹树人持信去，他读信一笑道：“我当然第一，何劳他这么说!”章士钊作《柳文指要》，高二适发现其中有不少失误，遂摘出二百则，作《纠章二百则》，可可问他父亲：“章先生是您老师，您怎么能编这样一本小册子呢?”他答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所以他有一方闲章云：“草圣平生”，又曾在家藏佳帖上批云：“二适，右军以后一人而已”。
　　高二适一生以诗书为性命，一日无书则不能生，文革中藏书悉数被抄家搜去，他惊怒交加，从此得了心脏病，其后多次写信给章士钊，请他帮忙索还原书，曾表示：我在电视上见毛主席家拥有大量的书，我为什么不能有书呢?
　　我之所以认为学者二字也不能穷尽高二适的整个灵魂的轮廓，正是因为他在一切方面(不仅仅是文艺)都追求真理。
　　高二适自号舒凫老人，取舒展自如的意思，正是他一生所企求的无适而不可的境界，而自然规律，终不得长适其所适，以心脏病逝于南京，时为1977年春。他留下许多书稿，亟待后人整理，尹树人和可可经常为此辛劳。忽一日，这对夫妇正坐在地上整理高二适堆积如山的资料，忽一张元书纸自尹树人头上落下，原来竟是高二适生前所书一个“勤”字。也许只是事出偶然，而勤者精神不死，且以之鼓励后人，未必便属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