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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马一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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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一浮(1883—1967)先生,中国国学大师、一代儒宗,一生著述宏富,有“儒释哲一代宗师”之称;周恩来总理曾称他是“我国当代理学大师”;是引进马克思《资本论》的中华第一人;亦是诗人和书法家。
  马一浮先生名浮,幼名福田,字一佛,后字一浮,号湛翁,别署蠲翁、蠲叟、蠲戏老人,男,汉族,浙江绍兴人。少年时读书,过目能诵,时称神童。早岁应浙江乡试,名列榜首,后与马君武、谢无量在上海创刊《二十世纪翻译世界》传播西方文化,时有“天下文章在马氏”之誉。
  1899年赴上海学习英、法、拉丁文。 1903年6月,赴美国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后又赴德国和西班牙学习外语。1904年东渡至日本学习日文;1911年回国,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学术,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应蔡元培邀赴北京大学任教,蒋介石许以官职,均不应命。抗日战争爆发后,应竺可桢聘请,任浙江大学教授,又去江西、广西讲学;1939年夏,抗战期间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1964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是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
  马一浮先生擅长书法,各体皆备,碑帖兼取,尚古而脱古,自成一家。尤精行草及隶书,行草运笔俊利,章法清逸而气势雄强,横划多呈上翻之势,似淡拘成法,拙中寓巧,气格高古;隶书取精用弘,形成用笔温厚、结体潇洒之特点。亦善治印,朴茂而富韵致。
  马一浮先生工诗词,喜吟哦,他对文字学、古典文学及哲学均深有造诣,能法、英、德、日、俄、拉西六种外文。著述甚富,主要有《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字讲录》《尔雅台答问》《尔雅台答问继编》《老子道德经注》 《马一浮篆刻》《蠲戏斋佛学论著》《蠲戏斋诗编年集》《避寇集》《朱子读书法》等,所著后人辑为《马一浮集》。

        

 国学大师马一浮:书法作品欣赏


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对于近现代儒学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相当热门,其中对那些自构体系、融会西学的所谓“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诸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已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广为人们所知。然而,有一位被周恩来总理称之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①的马一浮,却鲜为人提及。究其原因,可能与马一浮从不标新,更不自构体系,而始终只是默默地潜心体究宋明理学,躬自践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为人精神,匿居陋巷,不求闻达等有关。这在今日着眼于“新”的学人们看来,马一浮似乎偏于“仍旧贯”,对传统儒学没有多少新的发明,因而未予重视和研究。
  其实,马一浮在二、三、四十年代是与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齐名的儒家学者。他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深刻研究和体验,是时人所公认的。众所周知,熊十力是极少称许别人的,但是他对马一浮却推许说:“马先生道高识远”(《十力语要》卷二《与贺昌群》)。贺麟则评论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又说:“他尤其能卓有识度,灼见大义,圆融会通,了无滞碍”(《当代中国哲学》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所以,研究和分析一下马一浮的思想路向,对于把握近现代儒学发展的全貌,也是极有意义的。
  马一浮,单名浮,一浮是他的字,号湛翁,别署蠲戏老人、蠲叟等,浙江绍兴人。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①死于1967年。他自幼饱读诗书,1898年,十六岁时,应县试,名列会稽县案首(第一名)。②青年时,他与同乡马君武、马叙伦游,风华正茂,“各自负以天下为任”,然而不久后,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引自马叙伦:《石屋余渖》“马君武”篇)大约从1912年或1913年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一直在杭州,孑然一身,身居陋巷,潜心研究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著名画家丰子恺在其随笔《陋巷》一文中,称马一浮为“今世的颜子(渊)”,在记述他1933年第三次去马一浮居处访问时的感受(第一次是在二十年前)说:“先生照旧孑然一身地隐居在那陋巷的老屋里,两眼照旧描着坚致有力的线而炯炯发光,谈笑声照旧愉快。”(引自《缘缘堂随笔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这段充满感情的文字,生动地描绘出了马一浮二十年间乐道不疲的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后,激发起了马一浮的一片爱国热情。他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泰和宜山会语卷端题识》)的守则,在南下避难的旅途中,第一次应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出山讲学,先后于江西的泰和与广西的宜山为浙江大学的学生开设“国学讲座”。关于开设这个讲座的意义,他是这样说的:“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泰和会语》,“引端”)他首先拈出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教大家立志,希望大家“竖起脊梁,猛著精彩”,“养成刚大之资,乃可以济蹇难”(同上,“横渠四句教”)。可见,他是把对学生的抗战爱国教育,贯穿于这些讲座之中。1939年夏,他在四川嘉定乌尤寺创建了“复性书院”,担任主讲,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可以说,整个抗战时期,也是马一浮学术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的主要学术思想著作都是这一时期发表的。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又回到了杭州的陋巷,重新隐居林下,唯主持智林图书馆,继续选刻古书。解放后,他担任过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但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不以俗务打搅,让他在杭州家中(花港蒋庄)安心著书立说,颐养天年。然而,在十年浩劫中,他也未能幸免。
  马一浮学术思想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泰和宜山会语合刻》(二卷,附录一卷)、《复性书院讲录》(六卷)、《尔雅台答问》(一卷)、《尔雅台答问续编》(六卷)等①。马一浮同时又是一位第一流的诗人和书法家。他已出版的诗集有《蠲戏斋诗前集》、《避寇集》附《芳杜词剩》、《蠲戏斋诗编年集》等,总称之为《蠲戏斋诗集》。近闻,浙江古籍出版社等单位将集资合作整理出版马一浮的全部著作,这将为研究马一浮学术思想、诗文书法,乃至近现代儒学的发展等,提供极大的方便。
  马一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理论,从形式上来看是相当固守传统的。如他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全部中国文化都可以统摄于“六艺”之中,即所谓:“国学者,六艺之学也”(《泰和会语》,“楷定国学名义”)。这里的“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六经”。但马一浮更喜欢用“六艺”这一名称,因为它不仅是呆板地指六部经典,而是广义地指六类或六个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他认为:“此(六艺)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同上)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六艺”也可统摄西来的一切学术。简而言之,“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换一角度说,西方学术文化无非统摄于真、善、美三种价值,这也都包含于六艺之中。“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总而言之,“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世界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更无有一事一理能出于六艺之外者”,“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同上,“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这里显然有许多牵强附会之说,不足为取。但他当时所以要如此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目的在于提高人们对自己民族文化价值的认识,而不致陷于自鄙和盲目崇洋。正如他说的:“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同上)就这方面来讲,在当时抗战的环境下,也不能说一无意义。
  关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马一浮则站在了唯心史观的立场上,认为完全是精神的产物。他反复声称:“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同上,“论六艺统摄于一心”)又说:“天下万事万物不能外于六艺,六艺之道不能外于自心”,“六艺之本,即是吾人自心所具之义理”。因此,在文化、学术上如果“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他说,这些道理说来简单,却是他“自己体验出来”的。他从这种文化观出发,对于人类的文化,特别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充满了坚强的信心。他认为,只要“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宜山会语》,“说忠信笃敬”)。更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泰和会语》,“对毕业诸生演词”)这里,他把文化的社会历史作用夸大到了极点,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但是,他却真诚地相信,人们只要有这样的信心,能按照他的体验去践行(即“反求自心之义理”),那才“不辜负自己,不辜负先圣”,而这正是“夷狄所不能侵,患难所不能入的”(同上)根本之所在。他以此作为个人品德和操守的修养信条,一生中始终表里如一,坚定不移地讲论和践行,其精神确实令人敬佩不已。
  马一浮十分推崇《论语》一书。他认为,《论语》一书,其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说:“《论语》有三大问目:一问仁,一问政,一问孝。凡答问仁者,皆诗教义也;答问政者,皆书教义也;答问孝者,皆礼乐义也”。而“易为礼乐之原,言礼乐则易在其中”;“春秋为诗书之用,言诗书则春秋在其中”。又,他举出《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章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为“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予欲无言”章为“显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等,为“易教之大义”。“正名”则为“春秋大用”之要(《论语大义》,见《复性书院讲录》卷二)。马一浮又尝言:“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泰和会语》,“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因此,他也十分推崇《孝经》一书。他认为,“六艺皆为德教所作,而《孝经》实为之本;六艺皆为显性之书,而《孝经》特明其要。故曰,一言而可以该性德之全者曰仁,一言而可以该行仁之道者曰孝。此所以为六艺之根本,亦为六艺之总会也。”(《孝经大义》,见《复性书院讲录》卷三)马一浮的《论语大义》和《孝经大义》二书,提纲挈领,条理清晰。若能读此二书,则对于他“六艺论”的文化哲学之要旨,也就大致可以把握了。
  如上所述,马一浮认为心、思想是一切文化学术之根本,“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因此,他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于“发明自心之义理”,而且说:“须知教相多门,各有分齐,语其宗极,唯是一心。从上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尔雅台答问》卷一,“答张君”)在这一根本观点上,他与熊十力、梁漱溟等是完全一致的①,只是在具体论述和践行上,则诚所谓“各有分齐”了。马一浮认为,把哲学分成本体论、认识论、经验论、方法论等,乃是从近代哲学开始的,而“中土先哲,本其体验所得以为说”(同上,“答程泽溥一”),其学“内外本末只是一贯”(同上,《续编》卷二,“示张德钧”)。所以,在他的讲学中,从不分什么本体论、认识论等等,而只是要人们“向内”、“求己”,并一再声明,书院教育的宗旨是“要在原本经术,发明自性本具之义理”(同上,卷一,“答许君”),是“重在求己”(同上,“答刘君”),或者说“以求己为先,多闻为后”(同上,“答程泽溥一”),等等。可以说,在马一浮那里,全部文化或哲学问题,以及全部教育问题,都只集中在一点上,即“发明”和“反求自心之义理”。他的文化观和哲学思想是彻底的唯心主义。
  马一浮在阐发理学思想上,能够很好地融会程朱、陆王两派的思想、方法。他认为,“义理之学最忌讲宗派立门户,……先儒临机施设,或有抑扬,皆是对治时人病痛,不可执药成病。程朱陆王并皆见性,并为百世之师,不当取此舍彼。但其教人之法亦有不同,此须善会,实下工夫。”(同上,“答吴君”)他批评那些对朱陆异同争论不休的人说:这些人“不知源流,又不明古人机用,妄生同异,只是瞎汉赃诬古人,自己全不曾用力,安能知古人造诣邪?”其实,“程朱陆王岂有二道?见性是同,垂语稍别者,乃为人悉檀建化边事耳(按:“为人悉檀”乃佛教用语,意思是根据各人不同的根机和能力,而为之说各种法;“建化”指建立教化,也是临机施设,对症下药的意思)”(同上,“答任君”)。他在融合程朱陆王的思想方法方面,诚如贺麟所指出的:“其格物穷理,解释经典,讲学立教,一本程朱,而其返本心性,祛习复性,则接近陆王之守约。”(《当代中国哲学》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
  马一浮不仅主张破除程朱陆王的门户之见,而且主张破除儒佛、儒道、佛道,以及儒、佛、道内部的种种门户之争。他认为,“末流之争,皆与其所从出者了无干涉”。一些人所以斤斤于派别门户之争,都是由于他自己的“局而不通之过也”。其实,“大量者(识广宽容者)用之即同,小机者(识浅量狭者)执之即异。”人们应当明了,“总从一性起用,机见差别,因有多途”(《复性书院讲录》卷一“读书法”),“儒佛禅道总是闲名”(《尔雅台答问》卷一“答任君”);“从来云月是同,溪山各异,并不相碍也。无论儒佛,凡有言教,皆以明性道为归”(同上,《续编》卷五“答黄君”)。因此,只要是“以明性道为归”的,那么“尽心知性亦得,明心见性亦得;养本亦得,去障亦得;当下便是亦得,渐次修智亦得”(同上,卷四“示鲜季明”)。由此可见,他对于儒释道的融会,可说是已达到了“圆融无碍”的境地。他能“随意拈取老、庄、释典以阐扬儒家宗旨,不惟不陷于牵强附会,且能严格判别实理玄言,不致流荡而无归宿”(同前引贺麟著)。
  马一浮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阐发他的理学思想的,这也就是他在《复性书院学规》中提出的“可以终身由之而不改,必适于道”的四点:“主敬”、“穷理”、“博文”、“笃行”。他指出:“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复性书院讲录》卷一)
  具体说来,马一浮认为,涵养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他引孟子关于“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告子上》)之说来作论证。他认为,人心之本体原本是“虚明不昧”、“含容深广”的,然而由于“为气禀所拘,故不免褊小而失其广大之量”;由于“为物欲所蔽,故不免昏暗而失其觉照之用”。总之,都是由“气夺其志”而造成的。要把持住“志”而不使其暴失,则必须用涵养,而涵养之关键,则在于“主敬”。所以,他强调说:“须知敬之一字,实为入德之门。此是圣贤血脉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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