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1883—1967）先生，中国国学大师、一代儒宗，一生著述宏富，有“儒释哲一代宗师”之称；周恩来总理曾称他是“我国当代理学大师”；是引进马克思《资本论》的中华第一人；亦是诗人和书法家。
　　马一浮先生名浮，幼名福田，字一佛，后字一浮，号湛翁，别署蠲翁、蠲叟、蠲戏老人，男，汉族，浙江绍兴人。少年时读书，过目能诵，时称神童。早岁应浙江乡试，名列榜首，后与马君武、谢无量在上海创刊《二十世纪翻译世界》传播西方文化，时有“天下文章在马氏”之誉。
　　1899年赴上海学习英、法、拉丁文。  1903年6月，赴美国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后又赴德国和西班牙学习外语。1904年东渡至日本学习日文；1911年回国，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学术，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应蔡元培邀赴北京大学任教，蒋介石许以官职，均不应命。抗日战争爆发后，应竺可桢聘请，任浙江大学教授，又去江西、广西讲学；1939年夏，抗战期间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1964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是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
　　马一浮先生擅长书法，各体皆备，碑帖兼取，尚古而脱古，自成一家。尤精行草及隶书，行草运笔俊利，章法清逸而气势雄强，横划多呈上翻之势，似淡拘成法，拙中寓巧，气格高古；隶书取精用弘，形成用笔温厚、结体潇洒之特点。亦善治印，朴茂而富韵致。
　　马一浮先生工诗词，喜吟哦，他对文字学、古典文学及哲学均深有造诣，能法、英、德、日、俄、拉西六种外文。著述甚富，主要有《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字讲录》《尔雅台答问》《尔雅台答问继编》《老子道德经注》  《马一浮篆刻》《蠲戏斋佛学论著》《蠲戏斋诗编年集》《避寇集》《朱子读书法》等，所著后人辑为《马一浮集》。

  国学大师马一浮：书法作品欣赏

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对于近现代儒学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相当热门，其中对那些自构体系、融会西学的所谓“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诸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已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广为人们所知。然而，有一位被周恩来总理称之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①的马一浮，却鲜为人提及。究其原因，可能与马一浮从不标新，更不自构体系，而始终只是默默地潜心体究宋明理学，躬自践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为人精神，匿居陋巷，不求闻达等有关。这在今日着眼于“新”的学人们看来，马一浮似乎偏于“仍旧贯”，对传统儒学没有多少新的发明，因而未予重视和研究。
　　其实，马一浮在二、三、四十年代是与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齐名的儒家学者。他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深刻研究和体验，是时人所公认的。众所周知，熊十力是极少称许别人的，但是他对马一浮却推许说：“马先生道高识远”（《十力语要》卷二《与贺昌群》）。贺麟则评论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又说：“他尤其能卓有识度，灼见大义，圆融会通，了无滞碍”（《当代中国哲学》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所以，研究和分析一下马一浮的思想路向，对于把握近现代儒学发展的全貌，也是极有意义的。
　　马一浮，单名浮，一浮是他的字，号湛翁，别署蠲戏老人、蠲叟等，浙江绍兴人。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①死于1967年。他自幼饱读诗书，1898年，十六岁时，应县试，名列会稽县案首（第一名）。②青年时，他与同乡马君武、马叙伦游，风华正茂，“各自负以天下为任”，然而不久后，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引自马叙伦：《石屋余渖》“马君武”篇）大约从1912年或1913年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一直在杭州，孑然一身，身居陋巷，潜心研究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著名画家丰子恺在其随笔《陋巷》一文中，称马一浮为“今世的颜子（渊）”，在记述他1933年第三次去马一浮居处访问时的感受（第一次是在二十年前）说：“先生照旧孑然一身地隐居在那陋巷的老屋里，两眼照旧描着坚致有力的线而炯炯发光，谈笑声照旧愉快。”（引自《缘缘堂随笔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这段充满感情的文字，生动地描绘出了马一浮二十年间乐道不疲的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后，激发起了马一浮的一片爱国热情。他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泰和宜山会语卷端题识》）的守则，在南下避难的旅途中，第一次应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出山讲学，先后于江西的泰和与广西的宜山为浙江大学的学生开设“国学讲座”。关于开设这个讲座的意义，他是这样说的：“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泰和会语》，“引端”）他首先拈出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教大家立志，希望大家“竖起脊梁，猛著精彩”，“养成刚大之资，乃可以济蹇难”（同上，“横渠四句教”）。可见，他是把对学生的抗战爱国教育，贯穿于这些讲座之中。1939年夏，他在四川嘉定乌尤寺创建了“复性书院”，担任主讲，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可以说，整个抗战时期，也是马一浮学术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的主要学术思想著作都是这一时期发表的。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又回到了杭州的陋巷，重新隐居林下，唯主持智林图书馆，继续选刻古书。解放后，他担任过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但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不以俗务打搅，让他在杭州家中（花港蒋庄）安心著书立说，颐养天年。然而，在十年浩劫中，他也未能幸免。
　　马一浮学术思想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泰和宜山会语合刻》（二卷，附录一卷）、《复性书院讲录》（六卷）、《尔雅台答问》（一卷）、《尔雅台答问续编》（六卷）等①。马一浮同时又是一位第一流的诗人和书法家。他已出版的诗集有《蠲戏斋诗前集》、《避寇集》附《芳杜词剩》、《蠲戏斋诗编年集》等，总称之为《蠲戏斋诗集》。近闻，浙江古籍出版社等单位将集资合作整理出版马一浮的全部著作，这将为研究马一浮学术思想、诗文书法，乃至近现代儒学的发展等，提供极大的方便。
　　马一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理论，从形式上来看是相当固守传统的。如他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全部中国文化都可以统摄于“六艺”之中，即所谓：“国学者，六艺之学也”（《泰和会语》，“楷定国学名义”）。这里的“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六经”。但马一浮更喜欢用“六艺”这一名称，因为它不仅是呆板地指六部经典，而是广义地指六类或六个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他认为：“此（六艺）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同上）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六艺”也可统摄西来的一切学术。简而言之，“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换一角度说，西方学术文化无非统摄于真、善、美三种价值，这也都包含于六艺之中。“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总而言之，“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世界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更无有一事一理能出于六艺之外者”，“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同上，“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这里显然有许多牵强附会之说，不足为取。但他当时所以要如此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目的在于提高人们对自己民族文化价值的认识，而不致陷于自鄙和盲目崇洋。正如他说的：“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同上）就这方面来讲，在当时抗战的环境下，也不能说一无意义。
　　关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马一浮则站在了唯心史观的立场上，认为完全是精神的产物。他反复声称：“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同上，“论六艺统摄于一心”）又说：“天下万事万物不能外于六艺，六艺之道不能外于自心”，“六艺之本，即是吾人自心所具之义理”。因此，在文化、学术上如果“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他说，这些道理说来简单，却是他“自己体验出来”的。他从这种文化观出发，对于人类的文化，特别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充满了坚强的信心。他认为，只要“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宜山会语》，“说忠信笃敬”）。更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泰和会语》，“对毕业诸生演词”）这里，他把文化的社会历史作用夸大到了极点，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但是，他却真诚地相信，人们只要有这样的信心，能按照他的体验去践行（即“反求自心之义理”），那才“不辜负自己，不辜负先圣”，而这正是“夷狄所不能侵，患难所不能入的”（同上）根本之所在。他以此作为个人品德和操守的修养信条，一生中始终表里如一，坚定不移地讲论和践行，其精神确实令人敬佩不已。
　　马一浮十分推崇《论语》一书。他认为，《论语》一书，其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说：“《论语》有三大问目：一问仁，一问政，一问孝。凡答问仁者，皆诗教义也；答问政者，皆书教义也；答问孝者，皆礼乐义也”。而“易为礼乐之原，言礼乐则易在其中”；“春秋为诗书之用，言诗书则春秋在其中”。又，他举出《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章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为“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予欲无言”章为“显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等，为“易教之大义”。“正名”则为“春秋大用”之要（《论语大义》，见《复性书院讲录》卷二）。马一浮又尝言：“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泰和会语》，“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因此，他也十分推崇《孝经》一书。他认为，“六艺皆为德教所作，而《孝经》实为之本；六艺皆为显性之书，而《孝经》特明其要。故曰，一言而可以该性德之全者曰仁，一言而可以该行仁之道者曰孝。此所以为六艺之根本，亦为六艺之总会也。”（《孝经大义》，见《复性书院讲录》卷三）马一浮的《论语大义》和《孝经大义》二书，提纲挈领，条理清晰。若能读此二书，则对于他“六艺论”的文化哲学之要旨，也就大致可以把握了。
　　如上所述，马一浮认为心、思想是一切文化学术之根本，“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因此，他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于“发明自心之义理”，而且说：“须知教相多门，各有分齐，语其宗极，唯是一心。从上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尔雅台答问》卷一，“答张君”）在这一根本观点上，他与熊十力、梁漱溟等是完全一致的①，只是在具体论述和践行上，则诚所谓“各有分齐”了。马一浮认为，把哲学分成本体论、认识论、经验论、方法论等，乃是从近代哲学开始的，而“中土先哲，本其体验所得以为说”（同上，“答程泽溥一”），其学“内外本末只是一贯”（同上，《续编》卷二，“示张德钧”）。所以，在他的讲学中，从不分什么本体论、认识论等等，而只是要人们“向内”、“求己”，并一再声明，书院教育的宗旨是“要在原本经术，发明自性本具之义理”（同上，卷一，“答许君”），是“重在求己”（同上，“答刘君”），或者说“以求己为先，多闻为后”（同上，“答程泽溥一”），等等。可以说，在马一浮那里，全部文化或哲学问题，以及全部教育问题，都只集中在一点上，即“发明”和“反求自心之义理”。他的文化观和哲学思想是彻底的唯心主义。
　　马一浮在阐发理学思想上，能够很好地融会程朱、陆王两派的思想、方法。他认为，“义理之学最忌讲宗派立门户，……先儒临机施设，或有抑扬，皆是对治时人病痛，不可执药成病。程朱陆王并皆见性，并为百世之师，不当取此舍彼。但其教人之法亦有不同，此须善会，实下工夫。”（同上，“答吴君”）他批评那些对朱陆异同争论不休的人说：这些人“不知源流，又不明古人机用，妄生同异，只是瞎汉赃诬古人，自己全不曾用力，安能知古人造诣邪？”其实，“程朱陆王岂有二道？见性是同，垂语稍别者，乃为人悉檀建化边事耳（按：“为人悉檀”乃佛教用语，意思是根据各人不同的根机和能力，而为之说各种法；“建化”指建立教化，也是临机施设，对症下药的意思）”（同上，“答任君”）。他在融合程朱陆王的思想方法方面，诚如贺麟所指出的：“其格物穷理，解释经典，讲学立教，一本程朱，而其返本心性，祛习复性，则接近陆王之守约。”（《当代中国哲学》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
　　马一浮不仅主张破除程朱陆王的门户之见，而且主张破除儒佛、儒道、佛道，以及儒、佛、道内部的种种门户之争。他认为，“末流之争，皆与其所从出者了无干涉”。一些人所以斤斤于派别门户之争，都是由于他自己的“局而不通之过也”。其实，“大量者（识广宽容者）用之即同，小机者（识浅量狭者）执之即异。”人们应当明了，“总从一性起用，机见差别，因有多途”（《复性书院讲录》卷一“读书法”），“儒佛禅道总是闲名”（《尔雅台答问》卷一“答任君”）；“从来云月是同，溪山各异，并不相碍也。无论儒佛，凡有言教，皆以明性道为归”（同上，《续编》卷五“答黄君”）。因此，只要是“以明性道为归”的，那么“尽心知性亦得，明心见性亦得；养本亦得，去障亦得；当下便是亦得，渐次修智亦得”（同上，卷四“示鲜季明”）。由此可见，他对于儒释道的融会，可说是已达到了“圆融无碍”的境地。他能“随意拈取老、庄、释典以阐扬儒家宗旨，不惟不陷于牵强附会，且能严格判别实理玄言，不致流荡而无归宿”（同前引贺麟著）。
　　马一浮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阐发他的理学思想的，这也就是他在《复性书院学规》中提出的“可以终身由之而不改，必适于道”的四点：“主敬”、“穷理”、“博文”、“笃行”。他指出：“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复性书院讲录》卷一）
　　具体说来，马一浮认为，涵养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他引孟子关于“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告子上》）之说来作论证。他认为，人心之本体原本是“虚明不昧”、“含容深广”的，然而由于“为气禀所拘，故不免褊小而失其广大之量”；由于“为物欲所蔽，故不免昏暗而失其觉照之用”。总之，都是由“气夺其志”而造成的。要把持住“志”而不使其暴失，则必须用涵养，而涵养之关键，则在于“主敬”。所以，他强调说：“须知敬之一字，实为入德之门。此是圣贤血脉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