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庆丰:不仅仅是文学的问题——也谈“文坛的‘三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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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庆丰:不仅仅是文学的问题——也谈“文坛的‘三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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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t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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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庆丰:不仅仅是文学的问题——也谈“文坛的‘三分天下’”

前些天在文汇报上读到白烨的大作《“三分天下”:当代文坛的结构性变化》很是高兴。对白烨的观点，我很有感触。按照他的说法，所谓的文坛“三分天下”就是：“几十年来基本上以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传统型文学，已逐渐分泌和分离出以商业出版为依托的市场化文学（或大众文学），以网络媒介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或网络文学）。”或许有人认为，这种划分的逻辑基点或曰标准不对，但在我看来，这种划分不一定非要建立在什么角度上，因为我感兴趣的，是文章的落脚点放在这三种所谓文学或者文坛的力量对社会的影响层面上，而现实是，现在大家面对的，的确是一个“三分天下”的局面。

譬如，就纸质的、以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传统型文学而言，经历过1980年代文艺黄金时代的人们都会记得，那时候文学期刊的社会影响力是极为巨大的。举个极端的例子，当年每年举行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每届评出25篇，有的作者原先寂寂无名，一旦获奖，可谓一夜成名（例如何士光）；有的小说产生的社会影响，甚至直接与政府的重大决策相关联（例如《内当家》）。换言之，当时以纸质期刊为载体的小说，其影响并非文学界或者文坛本身所能容括和局限。但1990年代以后，它的社会影响力急剧减弱，在自身所处的文化领域当中也呈现边缘化的趋向，甚至是在文学界内部的影响力也在日渐萎缩。这里也有一个极端的例子，那就是很多所谓的文学研究者都不看文学期刊了，倒是导演张艺谋从地摊上摆卖的文学杂志中发掘出了《万家诉讼》，结果改编成《秋菊打官司》，电影家喻户晓，小说却没有几个人读过。

所谓的市场化文学，或者按照白烨的说法，是以商业出版为依托的大众文学的兴起，我的理解，是以所谓的图书二渠道发行的各种层次和种类的文学图书，它们的市场占有率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增强，事实上几乎取代了传统型文学期刊在1980年代的文坛领袖地位，产生着巨大的社会性影响，（我不知道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是不是就属于这种市场化的结果）。换言之，这一时期的巨大读者群体和所谓的研究者，其眼球与关注点，实际上也被这样的图书市场或市场化文学所吸引。

那么，2000年前后开始兴起的“以网络媒介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或网络文学）”，实际上现在又取代了以往市场化文学的这个社会影响地位，而这种影响又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取代现象。譬如说这几年的畅销书之一，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就是在网络上先引起读者的极大关注，然后又转入纸质图书跻身畅销书行列的。

对这些问题的着眼点，我是愿意放在社会影响力层面看待的。所以文坛的“三分天下”，不仅是现实问题，在理论上还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我对白烨最认同的地方，就是作为主流的文学评论家注意到了网络文学的存在和它所产生的巨大能量。这显然是一个不关注不行的现象和问题。原因在于，许多该关注的人恰恰没有去对待，众多该面对问题的人也没有去研究。现在的现实是，许多研究文学的人，还有许多从事文学写作的人，不关心网络这样的新媒体平台、不关注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新文化现象，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或者说这是一个很悲哀的现象。我曾经有一个极端的总结，就是网络对于某些不良文人来说，只是用来看看八卦或者打探一些小道消息的管道，并没有认识到网络文学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并且成为当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现今的网络文化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现象和问题，而是你如何面对、如何解释以及如何研究的问题。这是我看到白烨这篇文章最激动的地方：“除当代文学的少数名家继续成为图书市场的稳定主角之外，适应青少年读者的青春文学，流行于网络的类型文学等，都纷纷的粉墨登场，成为图书市场上新的宠儿。这样两大类文学作品，依托网络与传媒的传播，依靠年轻读者的追捧，在文学图书销售中遥遥领先，在实际的文学阅读中影响甚大。”他随后举出的例子是“以《杜拉拉求职记》为代表的职场写作，以《驻京办主任》为代表的时政文学，以《鬼吹灯》为代表的悬疑小说”。

在我看来，白烨实际上已经注意到问题的严肃性和重要性，那就是第一，当代文学的构成，已经突破了以往以纸质文学期刊和主流图书出版构成的既定格局；第二，文学研究的重点应该关注网络文学以及所带动的图书市场，这可能构成以后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核心部分；第三，正如白烨自己所说的，“当下文坛的问题，不只是创作的问题，批评的问题，或生产的问题，传播的问题。它虽然主要表现为文学的问题，它在根本上却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教育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时代的问题”。其中，所谓文化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