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艺术界的批评文章产量惊人，报纸杂志、学术刊物、画册图录及研讨会上，各类文章层出不穷。而这其中，“红包批评”、“格式化批评”、非专业批评的泛滥成为国内美术界的“怪现状”。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撰写美术评论往往出自兴趣和研究的需要。进入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与繁盛，各种艺术博览会、拍卖会此起彼伏，使美术评论也逐步走入市场，美术批评家开始职业化、商业化，向评论对象收取“润笔费”也逐渐“合法化”。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提出： “美术批评旨在弘扬真善美，批评假恶丑，既体现社会化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艺术品评标准，又是批评家个人的发现与创造。”然而，当下“美术批评已经变成了服务性行业，批评文章成了文字花篮。艺术家做展览或者出版画册，批评家就拿文章去贺喜。红包批评、有偿批评大行其道，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社会价值观的塌陷。因为，学术文章已深深打上了商品属性，它在市场上可以流通，而且批评家的名气越大，价格越高，流通性越好。” 红包批评、有偿批评使得有些美术批评家成了艺术家的吹鼓手，丧失了基本的学术标准与价值底线。

　　另一方面，“格式化美术批评”大行其道。一些美术批评文章，从头到尾充满了溢美之词；还有一些美术批评文章，只需把评述的对象换个名字……如此种种，丧失了美术批评的基本伦理，这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批评。有些美术批评家对甲褒扬，对乙也赞赏，而甲和乙则是完全不同的审美价值取向，这就丧失了美术批评的基本立场，是一种对自我的不负责任，对人格的不尊重，更是对学术的不尊重。

　　的确，我们正处于一个美术批评文章特别高产的时代，但这又是一个批评缺席、失信失语的时代。所谓失信，亦即批评文章缺乏公信力。好像批评不需要学理的支撑，桂冠可以靠市场来打造。所谓失语，亦即对该批评的现象默然无语。是以用西方的理论体系来阐释中国当代美术的发展，用外来词语来描述中国的美术现状，是西方学术语的滥用，亦即“中国文化的失语”，中国文化的缺位(薛永年语)。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忧心地表达：“这是一个批评严重异化的时代，批评家所写的文章，不再是真知灼见，变成了可以流通的商品。现在，说真话真的很难。”

　　其三，非专业的批评泛滥。市场型美术批评的文章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源于艺术市场力量过于强大，绑架了美术批评。这类批评者群体大多由非相关的领导、美术行业官员、媒体记者、报刊杂志编辑、画家好友等组成。这样一个批评者群体“制造”着大量的“美术批评”。除了缺乏美术专业的真情，对于那些需要专业训练和平静耐心才能解读的作品，许多批评者采取了粗浅的态度待之，不顾艺术与学术的规则。非相关的领导和美术行业官员事务多，能腾出时间静心写一篇美术批评的文章，确实很难，所以代笔捉刀或挂名发表在所难免；媒体记者、杂志编辑有些非美术专业，缺乏美术专业的训练，只是积极争取业绩而应付工作，缺乏投入美术的真情，和专业的眼光；至于画家好友只是锦上添花，少见有深度的美术批评。这些非专业批评不仅在学术上毫无建树，一定程度上更造成了美术批评界的乱象，滋生腐化与退化，实在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对于“美术批评”，通常学术上的定义为，以一定的标准对美术作品或美术现象所作的理论分析或价值判断。美术批评是美术欣赏的深化，它在感受的基础上，以理论分析揭示美术作品、美术现象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它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并沟通、协调创作与欣赏的关系，而且要辨别真伪，以提高美术创作质量和社会艺术欣赏水准。

　　基于对美术评论的此点认识，笔者以为美术批评家应具有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在研究和写作中不仅要对作品负责，对艺术家负责，更要对中国文化负责。美术批评家要顺应时代要求，立足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以开阔的视野和无私的情怀，扎扎实实地研究真正具有中国精神和气度的优秀画家、雕塑家、建筑家、设计师、工艺美术师和民间艺人，把他们推介出来，使之成为建构中国美术主体精神伟大事业的领导者和生力军。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寄语文艺评论家：“要提倡实事求是、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说真话、求真理、诉真情的学风，提倡认真攻读、深入生活、耐得寂寞、淡泊名利、享受孤独、潜心学术的学术品格。”美术批评家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