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将推出大型特别展“书圣王羲之”，以纪念该馆成立140周年。在该特别展上，参观者不仅能看到由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宫内厅、国外博物馆以及日本民间收藏的王羲之书法作品摹本与仿本，还将有幸一睹唐宋以来历代书法大家临摹与变革后的王羲之作品。在关注海外举行的这一重要书法展览的同时，我们应当学习国外保护存世中国文物的经验，在重新认识海外中国文物价值的同时，我们还需强调理性回流。

　　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书圣王羲之”展览中，尤其受到关注的作品是《大报帖》。日本放送协会(NHK)对该摹本进行大篇幅报道，因王羲之真迹早已不存于世，而存世摹本也少之又少，《大报帖》自然成为备受世人关注的焦点，也引发了王羲之书法的讨论热潮。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陈列科科长、书法史专家福田淳通过文章的内容、书风、拓摹技法、纸本保留状况等方面对该帖做出鉴定：“该摹本极为精致，当属唐代宫中之物，可能是被遣唐使带回日本的，字迹应接近真迹。”因该帖前几字有“大报”二字，故将其命名为《大报帖》，该摹本长25.7厘米、宽10厘米，共计3行24字，一直留存于民间，保存状态良好。该摹本为纵帘纸(纸上存在竖的条纹)，帖前附有幕府末至明治时期日本书法鉴定家古笔了仲鉴定的“小野道风朝臣”的纸条。因此，一直以来，日本收藏家都将该作视为日本书法家小野道风的作品。

　　此消息公布后不久，国内有研究者表示，分别藏于日本民间的《大报帖》与之前曾现身日本的《妹至帖》应为同一书法帖，后被一分为二。研究者将两件作品图片进行拼合，拼接的两件作品纸本上显示出一致的切断面相连的纹理，合并之后的两帖内容如下：“妹至羸，情地难遣，忧之可言，需旦夕营视之。便大报期转呈也，知不快，当由情感如佳，吾日弊，为尔解白耳。”(括号内为字迹缺失或笔画摹失部分，不同专家对此段文字也有不同断句、大意解读和分析。)

　　也有分析人士表示，在未验证实物之前，仅凭图片无法判定二者关系。但就目前所见照片而言，《大报帖》与《妹至帖》二者书风的确相近，皆为草书，而纸质色差较大，二者是否属于同一纸，在没有对比原件前不好妄定。《大报帖》一直秘藏于日本民间，直到1973年日本五岛美术馆举办“昭和兰亭纪念展”才首次公开面世。与其他几件现存日本的王羲之法帖一样，《大报帖》也不见于著录之中，但国内外学者大都表示，这应当是一件比较精致的王羲之摹本。

　　东京国立博物馆“书圣王羲之”特展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王羲之书法的实像”，包括《丧乱帖》、《孔侍中帖》、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馆藏《行穰帖》、《乐毅论》(越州石氏本)、个人藏王羲之笔《妹至帖》等作品摹本，展览还将展出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王珣笔《伯远帖》等作品。第二部分是“各色各样的兰亭序”，展品包括收藏于各大博物馆自唐代以来的兰亭序临本、摩本和拓本，形成了多种流传谱系，弥足珍贵，其中包括《定武兰亭序》(许彦先本)、《定武兰亭序》(独孤本)、《兰亭图卷》(万历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定武兰亭序》(韩珠传本)等。

　　展览的第三部分“受容与展开”则是通过后世作品，综合呈现王羲之书风对后世书法的深远影响。藏品包括私人藏智永笔《真草千字文》、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米芾笔《行书虹县诗卷》、赵孟頫笔《行书兰亭十三跋》、董其昌笔《行草书罗汉赞等书卷》、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赵孟頫笔《行草书与中峰明本尺牍册》、静嘉堂文库藏王铎笔《临二王诸帖轴》……这些历代奉王羲之书法为师的真迹，构成了洋洋大观的中国书法史。

　　在中国书法史上，书圣王羲之的影响力无人能及，其书风奠定了中国书法的根本，也是历代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心慕手追的对象。唐太宗、则天武后、宋徽宗、清乾隆帝、嘉庆帝都是羲之书法的拥趸，日本的圣武天皇和空海大师，也是王羲之书法的膜拜者。

　　到现在为止，学界普遍认为，王羲之无一真迹幸存，只有数量有限的摹本传世，其中公认的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快雪时晴帖》，日本藏《丧乱帖》、《孔侍中帖》，辽宁省博物馆藏《初月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行穰帖》等作品。这次出现的《大报帖》是屈指可数的有关王羲之书法的珍贵资料之一，对研究王羲之书法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珍贵的摹本增加了我们认识王羲之的实物资料，为后世留下了最真实的“魏晋笔法”“二王书法”的形态，他们一起重构书圣王羲之作品的原貌。

　　目前，世界各大博物馆所藏的王羲之作品其实均以唐宋的精摹本为主，即便是精摹本，存世的也不过十几件。王羲之的作品历来被视为珍品，价值连城，笔者对主要的存世王羲之精摹本状况及流传稍作梳理。

　　《快雪时晴帖》

　　为目前已知最为重要的王羲之的书法作品，疑为唐代摹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纵23厘米、横14.8厘米，4行28字，为一封书札，内容为作者在大雪初晴时，表达雪后愉快的心情及对亲人的问候。《快雪时晴帖》曾经宋代宣和内府收藏，后入米芾“宝晋斋”，元代又入御府，帖上有赵孟頫题跋，明时为朱成国、王稚登所藏，延至清代为冯铨、冯源济父子所有，其后，冯源济进献康熙帝，入清内府，1949年，与其他文物南迁台湾。

　　《行穰帖》

　　王羲之的《行穰帖》原迹已失传，现藏本为初唐时期的双钩填墨摹本，传为米芾再临本，纵24.4厘米、横8.9厘米，两行15字。上有宋徽宗金泥题签和宣和之印，曾被董其昌友人吴廷所藏，董其昌有多处题跋，后入清宫，有乾隆帝题诗及鉴赏印。八国联军侵华时，《行穰帖》从圆明园流落民间，后为张大千收藏，后辗转至美国，现藏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号称“美国藏中国书法第一名品”。

　　《丧乱帖》

　　为现存著名的唐摹王羲之法帖之一，传为中唐时期流入日本，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该帖与《二谢帖》和《得示帖》连成一纸，纵28.7厘米、横63厘米，共8行，计62字。2006年3月，曾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中日书法珍品展”上展出。

　　《孔侍中帖》

　　为唐代摹拓墨迹，是王羲之作品双钩廓填而形成的勾摹本，与《频有哀祸帖》、《忧悬帖》合装，总称为《孔侍中帖》。纵24.8厘米、宽41.8厘米，共计3行25字。在其空白处钤“延历敕定”朱文御玺3处，为日本桓武天皇年号，其元年为公元782年，作品在日本递传至今，现由前田育德会收藏。2006年3月，《孔侍中帖》曾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中日书法珍品展”上展出。

　　《姨母帖》

　　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姨母帖》与《初月帖》均为唐摹本。《姨母帖》纵26.3厘米、横32厘米，6行42字，为公元696年由唐代武则天命人双钩廓填；《初月帖》8行61字。两帖合装于《万岁通天帖》中。

　　《寒切帖》

　　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的《寒切帖》为王羲之中晚年所书写，纸本墨迹，唐代勾填摹本，先勾再填以淡墨。纵26厘米、横21.5厘米，5行50字。通过该帖所钤各家收藏印，可看出其收藏历程。南宋时藏于绍兴内府，在明代，曾被韩宗伯、王锡爵、王衡等人递藏，后转为清初画家王时敏祖孙三代所藏，之后又辗转归顺治时期进士李霨等人收藏。《寒切帖》于20世纪60年代被刘光启发现，为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收藏。2004年12月20日，由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合并而成的天津博物馆落成开放，《寒切帖》成为其馆藏重要作品之一。　

　　《上虞帖》

　　《上虞帖》纵23.5厘米、横26厘米，7行58字，现藏于上海博物馆。《上虞帖》为《宣和书谱》所载《得书》三帖之一。《上虞帖》北宋内府的原装尚完好无损，最早为南唐集贤院收藏，后入宋徽宗内府，明代为晋王府所藏，旋归韩逢禧，清初为保和殿大学士梁清标所藏，清嘉庆时为翰林商载所收，后又归大兴程定夷。1969年10月，《上虞帖》移上海博物馆，被定为赝品。1975年，经谢稚柳鉴定和上海博物馆科学实验室的软X光透拍，显现出南唐内府收藏印“内合同印”和“集贤院御书印”两印，于是断定为唐摹本。

　　“平安三帖”

　　“平安三帖”因《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合裱于一卷而得名，今存墨迹本为唐代双钩摹拓，纵24.7厘米、横46.8厘米，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该帖有“政和”“宣和”“绍兴”及项元汴、笪重光等人收藏印，以及清帝鉴藏印多方，系流传有序的唐摹本。

　　《平安帖》

　　2010年11月20日，在中国嘉德秋拍“秋光万华——清代宫廷艺术集萃”专场中，41个字的王羲之草书《平安帖》摹本经多轮激烈竞价，以3.08亿元的天价成交，自宋代以来，该件作品就有著录记载，其最早见于宋代的《宣和书谱》，最早图像记载则是在宋代潘师旦摹刻的名帖《绛帖》上，当时还是9行，但是到明代文徴明手中就已经变为现在的4行41个字了，应该是原帖被一分为二了，著录于清《石渠宝笈·续编》，还经乾隆皇帝御题两次，现存部分为原帖前半部分。

　　《妹至帖》

　　2007年11月26日，在香港佳士得秋拍上，出现在日本流传的唐摹王羲之书法《妹至帖》。《妹至帖》长25.3厘米、宽5.3厘米，共两行17字，创作于7世纪或8世纪，1973年发现于日本某名家流传下来的手鉴中。1973年，《妹至帖》首次亮相日本五岛美术馆举办的“昭和兰亭纪念展”。2006年，曾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中日书法珍品展”上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