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从上古歌谣、 《诗经》 《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再到今天的新诗，诗歌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最有生命力、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近日， 《中国诗歌通史》出版面世，全书通过对中国各历史时期诗歌特征及其演变脉络的梳理，把丰富多彩的中国诗歌现象与近百年来中国诗歌研究方面的成果完整地反映出来，清晰地展现中国诗歌数千年的历史变化和中华民族诗歌的总体风貌，从而确立新的中国诗歌史观。

　　多元一体打通古今

　　“多元一体、打通古今是撰写《中国诗歌通史》的第一要义。 ”全书主编、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在谈到《中国诗歌通史》编撰历程时强调。中国诗歌从古代走向现代，是一段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不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就不知道中国现当代诗歌何以产生，不了解中国现当代诗歌的现状就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古代诗歌的现代意义。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文化系统，其他少数民族的诗歌传统与汉民族诗歌一样久远绵长，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诗歌总体。赵敏俐表示，这一要义确定了这套通史的基本格局，纵向以历史为线索，横向兼容少数民族，从而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贯通古今、涵盖中华民族全体的中国诗歌通史。

　　在编撰过程中，形成了5点基本共识：以汉民族诗歌为主体，兼顾历史上各少数民族诗歌，从多民族融合的角度探讨中国诗歌发展的内在规律；采取广义的诗歌概念，包容汉语诗歌中的诗、词、曲，少数民族的史诗、抒情诗、宗教祭祀诗等各类诗体，并以其发展变化为经，全面展示中国诗歌体式的丰富多样性；打通古今诗歌界限，建立古今贯通的诗歌史观；站在世界文化立场上揭示中国诗歌的艺术本质，阐释其民族文化特征；在坚持共同目标基础上发挥每位撰写者特长，在充分吸收学界最新学术成果前提下突出学术个性。赵敏俐概括为：通古今之变，观中西之别。

　　《中国诗歌通史》涵盖广泛、描述细致、研究深入，一方面，以中国诗歌文体的变化为经，侧重于民族的心灵和诗歌艺术美的发掘，理出一条清晰的中国诗歌史发展过程；另一方面，采取广义的诗歌概念，打通古今的方式，把骚体赋、词、曲等各种诗体囊括进来，系统完整地表现中国诗歌演变的多种形态和元素。

　　多个民族色彩丰富

　　在中国诗歌的学术研究格局中，研究古典诗歌、现代诗歌和少数民族诗歌的人分属于不同的学科群体，在少数民族的族别文学史研究方面，大部分民族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学概论和文学史研究著作，但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分类题材研究方面，还处于初级阶段。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构成，汉民族本身就是多民族融合的复合体，正是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成就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了中国诗歌的丰富多彩，因此《中国诗歌通史》非常重视少数民族诗歌部分的编撰。编写组表示，中国诗歌不仅仅包括汉字写成的汉民族诗歌，也包括少数民族诗歌，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民族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都做出了贡献， 《中国诗歌通史》加入少数民族卷旨在推动中国诗歌研究发展，促进中华民族团结进步。

　　参与少数民族卷编撰的学者梁庭望说，“虽然有的民族只有一首诗编入书里，但这种文化的认同和鼓舞，依然让大家心里感觉很温暖，这不仅有利于文化多元、民族团结，更为今后怎样编写中国文学史开创了新的思路。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院长文日焕表示， 《中国诗歌通史》的出版给予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巨大的支持，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学术研究的发展，有利于民族团结和中华文化的多元发展。

　　以史为鉴重塑价值

　　人们常常以唐宋的诗歌或者当代主流的文学理念作为标准，判断作品好坏或决定是否给予关注，一些朝代一些地域的诗歌没得到足够的重视，例如明代诗歌至今没有一部断代史。参与明代卷编撰的学者左东岭认为，造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传统的中国诗歌价值评估存在问题，辽、金、元、明、清等朝代的诗歌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研究一个时代的诗歌，应该是研究当时的人是如何运用诗歌写作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诗歌历史研究做到以史为鉴，才是正确的学术理念。他说：“如果没有打破传统观念，对中国诗歌进行价值重估和学术理念重建，也就不可能有《中国诗歌通史》 。通过这种价值重估和理念重建，不仅开拓了中国诗歌研究中很多新的学术领域，更找到了一种新的学术思路。 ”

　　中国古典诗歌在五四时候曾出现断裂，之前用文言写诗，之后用白话写诗，过去没有一部诗歌史书能够使之贯通，但实际上现当代诗歌是中国古代诗歌自然发展的一个过程，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国诗歌通史》编写组在撰写过程中，对古代和现当代衔接的部分做了严谨细致的研讨，使之成为一部真正贯通古今的中国诗歌通史。此外， 《中国诗歌通史》在统一全局的基础上，每一卷都充分尊重编撰学者的个人特点和学术特色。虽然是编撰历史，但编写组认为学术研究应该有自己的特色。例如魏晋南北朝卷中提到的谢朓，大家都熟知他的诗歌风格是清丽，但研究者认为除了清丽之外，还有壮美和奇异，并例举了几首诗说服大家。著名学者詹福瑞表示， 《中国诗歌通史》在全局统一的情况下，尊重每一位作者学术研究的个性，使读者在历史中看到新的面貌。四平八稳的学术思想会抑制学者们的学术创新，所以在整个文学史写作方面，除了扩大内容，更要在观点上突破，达到读者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