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蔡文姬》购票观众挤塌人艺南墙的剧坛佳话，曾经是话剧人在无人喝彩年代的励志传奇。30年后，《甲子园》和《喜剧的忧伤》以天文数字般的票房。12月19日，刚刚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为人艺创作的《我们的荆轲》即将再度上演，强大的文学基础和国人热度不减的诺贝尔情结再度引爆人艺票房也不是天方夜谭。

       我对北京人艺的话剧颇感兴趣，曾看过《北京人》、《雷雨》、《榆树下的欲望》等多场话剧。听说近期正上演著名作家莫言编剧的《我们的荆轲》，更想一睹为快。中秋前夜，去首都剧场观看了演出。剧场里座无虚席，手机铃、人语声一片喧哗，一旦演出开始，立即鸦雀无声，剧场仿若无人。剧终后，观众鼓着掌等待演员逐一谢幕后方才离开座位。这是观众对艺术的尊重，也是演员和观众之间相互的礼貌行为。

     《我们的荆轲》，为什么要加上定语“我们”？我不解地要了张节目单。编剧的话：“这部戏里，其实没有一个坏人。这部戏里的人，其实都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或者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对他人的批判，必须建立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莫言的这番话特有新意。一定是新编历史剧，我想。否则《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的内容谁都知道，一定是赋予了历史新的现实意义吧。果然，导演的话作了解答：“既是历史的又是现代的。历史在新解中寻求生命力，而戏剧在这一刻像镜子一样。”

       话剧《我们的荆轲》按场序共分十节，故事写的是战国末年，侠士荆轲与他的三个所谓铁哥们儿高渐离、秦舞阳、狗屠一起策划，谋求发展，寻找前途捷径。荆轲拜访剑客田光欲求指引，不想田光却以老命相交，将刺秦大业委托于他。曾为秦国人质的燕国太子丹为向秦王复仇，授命荆轲去刺杀势吞天下的秦王。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故事，编剧却运用写小说的手法，以表现人物内心为主线，以人物的不同性格展开故事，以现代人的视角和思考去重新诠释历史。

编剧把写小说的手法恰到好处地运用到话剧舞台特点的优势上。话剧表现的是语言艺术，小说注重人物的细节描写，如：荆轲受命成为刺杀秦王的刺客后，其内心的压力、恐惧、犹豫、徘徊等，导致头疼、失眠，几乎崩溃。话剧通过人物荆轲的大段内心独白，来表达其内心的矛盾冲突。

　　上世纪90年代末，戏剧的低潮令人艺也未能幸免，即便是濮存昕出演的《雷雨》也是门庭冷落。然而2009年那出京味儿加五星阵容的《窝头会馆》首轮36场便创下了1020万的票房奇迹，让戏剧人重拾信心。但是当时，很多人曾断言“窝头”的纪录在不涨票价的前提下恐怕难以逾越。可3年之后，人艺的票房纪录在短短一月之内两度作古，截至昨晚，五代同堂的《甲子园》26场演出票房已经突破820万，陈道明联袂何冰的《喜剧的忧伤》开票首日2小时内便票房售罄，数字定格在504万的同时也攀升至单日峰值。

　　当年《于无声处》、《枫叶红了的时候》在那个特殊的思想解放年代都曾经出现了春运火车票般的连夜购票景象。但在网络时代还有人排队买票吗？答案是肯定的。由于人艺没有票务代理，购票渠道只有登录人艺官网、电话预订以及现场购买三种方式，因而在《喜剧的忧伤》开票首日因网络瘫痪、电话打爆后出现首都剧场前广场购票长龙的景象也就不足为奇了。每人限够5张以应对黄牛的举措堪称无奈的选择……在那个疯狂的上午，面对票房数字的喜剧，人艺的工作人员却只剩忧伤。在反思购票渠道的不畅以及今后的应对举措时，人艺人对于这样的购票热情显然估计不足，这无疑源于多年来话剧市场清冷的思维惯性。

　　如果说选择《喜剧的忧伤》的观众更多的是看明星的冲动，那么愿意在三个小时中聆听六位老艺术家娓娓道来，感受他们强大气场的观众，则是向往着舞台的深情。决定话剧市场的虽然不乏明星、名著、名导等因素，但一个剧院对于自己名声的珍惜以及众多艺术家对于舞台的坚守所沉淀出的品牌效应，显然更有说服力。这也就难怪一些仅仅是租剧场而在人艺实验剧场上演的剧目，被观众误当做人艺的戏购票之后因失望而骂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