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还没有一幅作品有着这样传奇的经历。而其背后展现的历史和艺术背景，更使其成为难以逾越的经典。作为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蒋兆和历时3年完成的《流民图》诞生于沦陷区日军的眼皮底下，后来几经波折，原作只剩下半卷。

　　年届七旬的刘曦林对《流民图》做过深入研究。“《流民图》是20世纪中国人物画坛上最杰出的忧国忧民的悲剧性现实主义力作。”刘曦林说，“巨幅的画卷，等人大小的形象，深刻揭示了沦陷区人民的苦难与悲愤，表达了他们向往胜利，渴望和平的心声。在中国水墨人物画技法上，强化中国画骨力，兼容西化塑形技巧，达到了新的高度，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应有的影响。  ”  

  

　　“《流民图》作为不朽历史的见证和血泪的史诗，将发挥长久的、不可磨灭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它像一股闷雷，惊动无声的大地，像一道暖流，唤起人们在严寒中对春天的向往。它是无声大地中的痛苦的呻吟，是一个诚实的画家的血泪结晶。  ”

　　——美术评论家沈鹏

　　出身贫寒  三岁抽风昏迷，母亲因鸦片轻生

　　1904年5月9日，蒋兆和出生于四川泸州，最开始名叫“万绥”，意思是“永远平安”。  3岁时，他突然抽风，昏迷不醒。不过3天后，他竟奇迹般苏醒过来，伯父便为他取名“兆和”。

　　蒋兆和的父亲是个教私塾的秀才，在诗文书画方面都有深厚的造诣。蒋兆和在父亲的督导下读书、习字、作画，自小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蒋兆和的母亲管家极严，他小时候贪玩半夜才回家，母亲等他睡熟了，就拿起鸡毛掸子没头没脸地责打一顿。母亲屡次规劝父亲戒掉鸦片，两人常为此事发生口角。一次又是为戒烟吵闹起来，蒋兆和的母亲愤然吞服生鸦片自尽，当时年仅30余岁。

　　蒋兆和幼年丧母，父亲后来失业卧床，三个妹妹年幼，家境极为贫寒。蒋兆和听说为人画像能赚钱，就开始给邻居画像，同时也临摹一些山水花鸟画。当时用擦笔画法给人画像很流行，就是用炭精粉和削尖的笔在橡皮纸上作画。蒋兆和没办法搞到炭精粉，就把燃烧着的大蜡烛对碗一熏，把碗中浓黑如墨的烟当炭精粉用。当地有一个春荣照相馆，知道蒋兆和能画，就请他为照相馆修补布景、画些照相背景。

　　后来，蒋兆和听人说在上海画画收入可观，还有人煞有介事地说如果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印的月份牌画美女画片，一张能赚一二百元现洋。但是，从泸州到上海的路费要80余元。为了到上海滩闯荡，蒋兆和积攒了30元，又向亲友借了50元，勉强凑足路费，就毅然和家境较好的两位同学一起上路了。

　　学习勤恳  住在徐悲鸿书房里勤画人物

　　1927年，蒋兆和得悉徐悲鸿大师从法国返回上海，就通过商务印书馆职员黄警顽引荐，拜见了徐悲鸿。因艺术观点相同，两人一见如故。徐悲鸿见蒋兆和酷爱艺术，刻苦钻研，对他十分器重。徐悲鸿对蒋兆和说：“在艺术上要走写实道路。我学西画，就是为了发展国画。  ”此后，在徐悲鸿的指导下，蒋兆和确立了现实主义的绘画思想。

　　1928年，当时的南京中大艺术系主任李毅士在上海看中了蒋兆和的图案画，就聘请他到南京中大艺术系任教。在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蒋兆和住在徐悲鸿的书房里，饱览大量的美术图书、名家画片。蒋兆和开始重视素描，勤画人物，革新国画。后来，蒋兆和曾深有感触地对夫人肖琼说：“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知我者悲鸿恩师，爱我者亦悲鸿恩师矣！  ”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蒋兆和成为青年爱国宣传队战士。他画的抗日将领蒋光鼎、蔡廷锴的画像张贴在街头，被游行队伍高举，又印成画片，创造当时中国画片销售最高纪录。1934年，徐悲鸿从前苏联回国，见到蒋兆和时称赞说：“知道你为蒋蔡两抗日英雄画像，挺好，这是为祖国、为民族、为劳苦大众效劳，做得对！  ”徐悲鸿又拿出苏联画家列宾的彩色画片，对蒋兆和说：“这位是没得到苏联美术界重视的画家列宾，是你的榜样，如果你坚持走写实的道路，一定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列宾。  ”

　　创作艰难  历时三年完成惊世之作

　　1935年，蒋兆和流浪到北平(现北京)，开始水墨人物画创作。在这期间，蒋兆和徒步万里，在大屠杀后的南京、人间地狱的苏州、难民挣扎的上海，目睹了日本侵略军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悲惨灾难。

　　蒋兆和后来写了一篇回忆创作《流民图》经过的《自序》。他说，当初画《流民图》的动机是“意藉真情，以抒悲愤”。蒋兆和说：“我从‘九一八’、‘一·二八’到卢沟桥事变以来，已经长时间耳闻目睹，使我深感中国人民贫困的生活和亡国奴的耻辱，民族的灾难无时无刻不在激发我一个中国艺术家的良心和勇气。从那时起，头脑里产生了要把这样一个时代的现实画下来的朴素想法……整个时代需要我做出回答：一定要把沦陷区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灾难和人民盼望胜利的急切心情从画中表现出来。作图时，为了瞒过警犬的眼睛，我一小幅一小幅地分散画，画了一年多意识到自己是画中人物一分子。我同情道旁的几个饿殍，索性也把几个同命运的朋友画进了巨画中去，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大众联系在一起。我带着深厚的感情写真，紧握秃笔为民画像。  ”

　　1939年，蒋兆和回到北平后完成了《流民图》的核心部分画稿。他把这一段画安排在整个画面接近黄金分割的部位，虽然只画了几个妇女和一个捂着耳朵的老人，但是细心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表现的是躲避敌机轰炸的场面。中秋的夜晚，蒋兆和画了一位织毛衣的妇女，并做了一首诗：“织毛衣，万千针，密密织就情更深，问君知否秋已临，西风催我送征衣。  ”他想通过这幅画描绘一位少妇对在前线抗战的丈夫的思念。然而他不敢把“西风催我送征衣”这句词题在画上，他将这一句改成了“西风吹动侬的心”。

　　《流民图》是一幅大制作，要用掉大量的纸、墨，还要聘请很多模特，这些都需要资金。因为没有钱，蒋兆和只能断断续续地工作。后来，一些认识的人请蒋兆和画像，他才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艰难地继续创作《流民图》。

　　1941年秋，《流民图》腹稿孕育成熟。  1942年5月，蒋兆和又赴上海、南京等地收集素材，8月返回北平，作了第一次小草图。因为怕被发觉，蒋兆和把构思记在心里，草图画成后又烧毁，同时开始分片作画。蒋兆和呕心沥血，历时三年，终于在1943年9月完成了用中华民族血泪和怒火画成的这幅巨幛——《流民图》。在宽2米、长26米的长卷上，按真人比例出现百名伤亡苦难同胞，这支无声的“牵衣顿足拦道哭”的行列，展示了日本侵略军铁蹄下哀鸿遍野、尸骨横陈的人间惨象。

　　几经周折  《流民图》成镇馆之宝

　　《流民图》在沦陷区北平诞生，以它无可抗拒的强大震撼力唤起了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鸣。

　　1943年9月，最先见到《流民图》全卷的是画工张维恭、刘金涛。刘金涛回忆当年在街头托裱的情景时说：“当时有许多行人围上来观看，有人力车夫，有卖菜的，车上的乘客也下车观看。一个伪警察骑自行车来到这里气势汹汹地轰人，但人们还是留恋不舍，因为这画画的是他们的生活。  ”受到《流民图》震撼的，还有当时的北平名中医肖龙友的独女肖琼。她冲破重重阻力，终于与蒋兆和结成姻缘。蒋兆和四十成家，传为艺坛佳话。

　　1943年10月29日，《流民图》几经周折，首次在北平太庙展出。《流民图》展出必得通过日伪当局的审查，起初，日方人员认为《流民图》之名太刺激舆论，勒令改名《群像图》。但展出几小时后，仍被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勒令禁展。

　　第二年，蒋兆和携画去上海参加募捐助学展览，但展后《流民图》被阴谋的黑手变相没收。直到1953年，才在上海一座破旧仓库中找到了该画，不过因为水泡霉烂只剩下12米残卷，所幸的是在北平展出前蒋兆和为防不测，洗印了50套《流民图》全卷照片，每套10张，才使《流民图》得以流传下来。

　　这12米残卷成了会控诉的震惊世界的历史名作。徐悲鸿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赴欧洲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就带着蒋兆和的《流民图》画册。  1957年，蒋兆和应邀访问前苏联，半卷《流民图》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展出，前苏联人民给予高度评价。

　　“文革”初期，《流民图》再次下落不明。  1978年，当时中国美术馆馆长杨力舟到历史博物馆看画，意外地在地下仓库里发现了一幅落满尘土的画，打开一看，竟然是遗留半卷的《流民图》。经和历史博物馆交涉，这幅珍贵作品重新回到了主人手中。  1986年蒋兆和去世后，夫人肖琼在1998年亲自将《流民图》捐赠给中国美术馆，从此成为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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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民图》命运多舛

　　●1943年，在北平太庙首次展出，几小时之后，遭日本宪兵队禁展；

　　●1944年初夏，在上海法租界展出后以借阅为名遭变相没收，几年没有下落；●1953年，在上海发现，已霉烂不堪，仅存半卷；

　　●1956年，编入日本版《世界美术全集》；

　　●1957年，在前苏联展出，引起轰动；

　　●1967年，被批判，并险些被销毁；

　　●1979年9月，中央美术学院领导小组做出结论，肯定为“一幅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的作品”；

　　●1981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

　　●1991年，雕刻在蒋兆和的故乡四川泸州玉蟾山上；

　　●1994年5月，残卷及复制的后半卷同时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1995年，蒋兆和的弟子姚有多、马振声等五人完成《流民图》复制品全卷，并在中国北京与日本展出；

　　●1998年，原作捐献给中国北京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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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流民图》“打倒”王安石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幅大大有名的《流民图》，那就是比蒋兆和的《流民图》还要早800多年的北宋《流民图》。这幅画导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而画这幅《流民图》的，却是王安石非常赏识和提拔的人。

　　1069年，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即宰相)，积极推行变法。不久后，王安石提拔郑侠为河南光州司法参军，主管各类案件。光州所有疑案，一经郑侠审讯上报，王安石全部按照郑侠的意见给予批复。郑侠深感“安石知己，思欲尽忠”。  1072年，朝廷用考试新法选举人才，但郑侠却面陈新法带来的种种弊端，被贬为京城安上门的监门小官。1073年到1074年3月，光州先后遭遇蝗害、大旱，饥民逃荒流入京城。郑侠忧心忡忡，画了一幅《流民图》，并写成《论新法进流民图疏》，请求王安石停止新法，但中书省拒绝向上传达。郑侠顶着欺君的罪名，把《流民图》假冒成边关急报交给银台司，直接呈现神宗皇帝。郑侠立下“军令状”，如果按我所说的去做，十天内不下雨，就砍了我的脑袋。皇帝看了《流民图》后，长吁短叹，夜不能寐。第二天下了“责躬诏”，停止实行新法。

　　事有凑巧，皇帝下诏后没几天就下了大雨。久旱必雨的自然现象，救了郑侠也导致王安石下台。吕惠卿等乘机窃居高位，郑侠终被放逐到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县)。英州人士仰慕郑侠贤名，纷纷让子弟跟他读书。

　　郑侠因《流民图》名闻一时，后人时常称其“郑侠图”、“郑图”。清代查慎行在《送彭南陔赴长沙》的诗中写道：“郑侠图曾伤目击，陈琳檄可愈头风。  ”清代杨中讷的《高邮道中书事》诗中有：“空怀忧国长沙泪，难绘流民郑侠图。  ”清代陈学泗《纪事》诗中有：“中丞欲请敖仓粟，司谏先陈郑侠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