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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反思当今媒体文化批评的乱象
发布时间:2011-5-20  阅读次数:3440  字体大小: 【】 【】【

    要“拯救”媒体文化批评就不能仅仅依靠媒体批评的能力,它需要协调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通过外在的理性的批评力量和批评形式来制约媒体的舆论。但是,学院批评自身的不足以及它如何在纠正媒体批评的过程中不让自己也变得媒体化,将涉及到一系列问题,应该作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两种文化批评之间的关系仍然相当隔膜  

  从报纸上看到,对于当前文化批评缺失的指责突然多了起来,但是我读了几篇相关文章后,还是没有明白:被说成“缺失”的“文化批评”究竟是指针对文化现象的批评,还是作为一种批评类型的文化批评?如果说是后者,目前大学里其实有许多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学者与学术平台,都在按部就班地做着理论引进和学术研究,学术会议年年举行,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不能说它已经“缺失”了,不过是表现空间不同,批评功能也不同。

  新世纪以来的文化批评领域,其实是由两种批评空间组成的,一是媒体批评,一是学院批评。前者的载体主要是各类现代媒体(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网络、手机等),后者的载体在学院(讲坛演说、课堂讲授、研讨会、课题论证、学术性期刊、师生传承等等),两者之间有一定联系,相互利用,但也不可混淆起来。媒体有时候需要借助学院的声音,但多半是被修整过的声音;学院有时候也会利用媒体的渠道,但多半是碎片式的报道。两者关系仍然是相当隔膜的。

  纠正媒体文化的问题不能完全借助媒体批评

  我理解当前对文化批评的不满,主要是针对媒体批评,也就是当前媒体对于各种文化现象的批评声音太少、太轻、太混乱,甚至出现误导;其中也可能涉及到学院批评——学院的理论研究不一定联系实际,批评的声音有点“空”,或者离开媒体太远,在社会上引不起反响等等。我认为,这正是我们今天存在问题的关键。因为媒体批评本身就是媒体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纠正媒体文化的问题不能完全借助媒体批评,就像人体中的脾胃发生了问题,不可能依靠人体的手和嘴来治疗,而要用手去取了药、通过嘴的吞咽来完成治疗。关键还是“药”的疗效。媒体批评犹如这人体中“手”和“嘴”的功能,它需要藉外部的批评声音来完成对媒体内部病象的批评和治疗。

  可以举一个现成的例子。周立波的“海派清口”是一种媒体批评,同时又是一种媒体文化现象。周立波本人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他在舞台上有个性、有语言才能,更重要的是,“海派清口”用亦庄亦谐的形式触及了社会上人们关心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还很皮相,但在一派歌舞升平中毕竟有了别样的声音,所以深得上海市民喜爱;但同时,他是以“媒体形式”出现的批评,其本身也是一种“媒体文化”,作为“媒体批评者”,周立波不能不成为一个现代商业方式包装起来的时尚“丑角”(我所说的“丑角”没有贬义,是指喜剧的“脚色”);作为市民阶层的成员,周立波除了草根的纯朴、敢言等特点以外,还会有世俗的一面,譬如利用粗俗的流行语、炫耀奢侈等等,迎合了市民阶层的心理,这也是他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针对这样一个现代海派文化的“活宝”典型,理应受到研究海派文化的学者的关注和批评,但是目前没有。我所见到的关于周立波现象的议论,仍然是“媒体式的批评”,无非是站台捧场、传播八卦,媒体批评并不能“拯救”媒体文化本身。周立波是以媒体包装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的,对于这种文化现象的批评,不是要求周立波改变自己的媒体形象,而是通过批评,让观众能够多层次地了解和认识这样的文化形象所包含的复杂意蕴。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批评。

  为什么严肃话题大多被“娱乐”成“一点正经没有”?

  今天的时代之风,可以用作家王朔以前的一部小说的题目来概括:一点正经没有。这是一种隐含了强烈腐蚀性的“时代之风”:任何严肃的话题一旦提出来,都会被以“娱乐”的方式消解——

  一场学术研讨会的讨论,被消解在吃喝玩乐、宾馆、红包的吵嚷之中;一场必要的学术论争,最后被消解在个人恩怨、派系之争的是非圈里;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最后陷入无穷无尽的八卦新闻炒作之中;面对某种文化现象的批评,只要伤及其背后的商家利益必然会遭封杀,而最好的封杀方式就是嘻嘻哈哈地在双方脸上涂一圈白粉,彼此彼此,都成了逗人娱乐的小花脸。

  那么,还有什么批评不是“浮云”,不是一阵风过耳呢?应该说,“一点正经没有”的时代之风是对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无限上纲上线”的时代之风的反动,并非没有一点“合理”的社会心理作为基础,但是这种社会心理是可怕的,本质上就是对任何稳定性价值(包括自身的人性本能)拒不信任的虚无主义。哀莫大于心死,心死未必就以哀的姿态出现,当它以喜剧的形式出现的时候,那就是一点正经也没有了。

  问题还不止于此。当这种一点正经没有的时代之风弥漫到新媒体——网络、手机、微博等,流行开去的时候,它的影响就不可预测了。我不太同意有的批评全盘否定网络等新媒体中出现的群体声音。批评和言论本来就不应该设有门槛,当新媒体为大众建构了言论的平台,使言论从权力和专业的专利中解放出来,它并非是消极的。我举一个例子,电视剧《士兵突击》在网上走红就显示了媒体文化批评的正面力量,网络上有时候会出现原始正义的声音,超过专业批评的声音。在那种虚无的时代之风还没有完全占据新媒体的空间时,民间原生态自身有健康因素在滋长;只有当人的理性丧失了影响力和自由表达的能力,民间的盲目与狂热成为主导的时候,这种虚无的风气一旦形成才会变得不可控。

  简单而空洞地指责文化批评不能解决这种现象。这不是文化批评本身的“堕落”,而是整个社会的时代风气堕落的征象,媒体文化集中影射出这种风气,而媒体批评仅仅是这种文化现象的一个方面;要“拯救”媒体文化批评就不能仅仅依靠媒体批评的能力,它需要协调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通过外在的理性的批评力量和批评形式来制约媒体的舆论。就目前的批评状况而言,学院批评是发挥自身积极作用的时机。但是,学院批评自身的不足以及它如何在纠正媒体批评的过程中不让自己也变得媒体化,将涉及到一系列问题,应该作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作者介绍:

     陈思和,现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兼任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主编。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曾获上海市共青团颁发的“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和五四奖章、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和“教育部跨世纪人才”称号以及霍英东基金会优秀青年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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