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很多地方进行新区建设、城市改造，常常把公共文化场所修在新区里，虽然修得很漂亮，但远离居民区，也没有公共汽车。而每年地方财政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南方某城市，一个歌剧院投资超过10亿元，把文化作为‘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

　　早在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九三学社就曾提交《刹住剧院建设奢华之风，倡导文化建设勤俭节约》这样一份提案。提案中介绍：一个经济并不富裕的城市耗资10亿元，建设了近7万平方米的大剧院，用20公斤黄金铺满大幕炫耀金碧辉煌，用钢总量近1万吨，宣称堪与国家大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相媲美。南方某城市，一个歌剧院投资超过10亿元，建筑面积达4.6万平方米，号称用钢总量超过鸟巢，建成后将成为全国第三大歌剧院。九三学社对南方某省40多家剧院调查后发现，这些剧院全部采用高耗能、高耗材的建筑形式，文化设施建设投资迅速攀升。  

   但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忽略了一个问题，公共文化服务是老百姓身边的服务，离开老百姓，效果就事与愿违。我们有一些领导对文化发展缺乏正确的发展观。重硬件、轻软件，把文化作为‘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或者是他们考虑不到，忽略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特点。”  

　　这样的情况并非个案。在3月9日政协大会发言上，全国政协委员张大宁说，过去的10年里，我国文化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从未超过0.5%。这些有限的资金，70%以上用于城市文化建设。而投入城市的资金被一些地方政府用于建设大型文化设施，有的竟成了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老百姓很难从中得到实惠。

　　“建文化设施本来是件有文化的事，但是做得很没文化。”该提案起草人、九三学社文化教育专业委员会成员闫贤良说。

　　奢华文化设施建筑的背后是成本过大，运营不下去，需要财政供养。闫贤良告诉记者，全国剧院经营状况十分不乐观，一年能运营300场的剧场连一半都不到，主要原因是投资收不回成本。“奢华型建设后，运营成本高。国家大剧院一开门就要花50万，其他投资更高的要多少钱？”

　　但据闫贤良回忆，提案提交后，没听到回复和处理的消息，这类文化设施却越建越多。“它不构成违法，只能靠政府部门监督。这件事情的控制权在地方政府，文化部、住建部都控制不了。”他说。

　　此外，文化设施重复建设情况也存在。据媒体报道，某城市计划投资40亿元打造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而原有的非遗园投资超过10亿元、使用才不到3年。欠发达地区也开始加入到攀比风潮中。江西某市斥资1.6亿元，建设了一组包括汤显祖大剧院、博物馆、图书馆、文化广场的建筑群，剧院建成后遇冷，无法维持运转。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文化厅副厅长边发吉认为，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加大，值得肯定。这些现象确实都存在，但文化管理部门有相关的评级体系可以起到制裁作用，“如果不达标，下次我不给你投钱了，而且要全省通报，我认为这套机制做得很严谨，可以制约到。”他说。

　　但陈力并不这么看，“这种检查常常是无效的检查。已经修好了，检查又有什么用，让它搬走吗？文化发展是长期持续的，但很多领导认为是立竿见影。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灵丹妙药，只能期待各级政府在决策上有正确的文化发展观。”

　　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下一个五年计划中，要推进国家美术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一批代表国家文化形象的重点文化设施建设。对此，冯骥才委员表示有些担忧，“国家的文化形象不是靠文化场馆来树立的。我担心，各个地方会因此效仿，‘我也要做个大的’。”据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国家大剧院竣工以来，全国30多个城市新建了投资在亿元级别的大剧院，总投资大致超过了100亿元。

　　“文化设施需要建，但不是奢华型，而是基层的、社区的。老百姓提高文明素养，不是靠几个博物馆和剧场就能马上解决问题的。投资加大是对的，但一定要落实好，一定要远离政绩工程。”闫贤良说。

　　闫贤良认为，从文化政策法规上看，文化部应该联合住建部出台控制建设公共文化设施投资上限的文件，“要有对不同文化设施进行上限控制的法规性文件，在立项时就开始把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也应该把奢华型建设纳入其中，进行监管。”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把文化提升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文化界而言这个机遇很难得。但是怎样才能抓住机遇，成为摆在文化工作者面前的课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董事长顾欣说。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

　　艺术基金：

　　创新文化内容形式在“十二五”规划草案中被单独列出，其中提到要“创作生产更多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精品”并“扶持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重大文化项目，研究建立国家艺术基金”。

　　“设立国家艺术基金是文艺界多年来的心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说，现在推动艺术创作的生态较以往好了很多，但许多资金如企业赞助、产业资金的投放意图是短平快的，要求迅速见效果，导致多数创作因时因事，缺乏精品深度。因此，应该有一个超功利的国家基金来支持艺术家、文艺家的创作。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表示，国家艺术基金通过向社会公开操作规程、让专家评审、让整个业界来参与竞争，从而使最好的作品能够得到国家基金的支持。最为重要的是资源共享、面向社会、公平公正。

　　“从我们国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实力来讲，迫切需要能够和国际接轨，而基金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全国政协委员、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说，许多国家的文化传播都是通过基金会的赞助、资助来解决，他们输出的作品都代表着他们的价值观以及非常强烈的民族意识，我们中华民族有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集中全部的有生力量来塑造一个文化艺术的积极形象很重要，所以国家艺术基金会的建立是非常必要的。

　　与此同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提出，国家艺术基金会在确立之前一定要进行充分的调研。他说：“文化基金谁说了算？标准是什么？基金给谁？怎么验收？我认为应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来管理国家艺术基金，他们知道哪些文化应该支持，钱该用在什么地方。”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侯露则呼吁，国家艺术基金会需要进一步的细化方案，最好能划入国家“十二五”的文化重点工程中来。

　　转企改制：

　　“十二五”规划草案在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方面提出“深入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要求“建立健全符合文化企业特点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国家把文化产业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但是没有企业哪来的产业呢？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对于文化企业而言是势在必行，怎么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打造文化企业已经成为业内思考的重点。”顾欣表示，对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而言，打造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在于，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根据市场需求确定产品定位，努力打造产品品牌，形成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对于建立健全符合文化企业特点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提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解释说，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后，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资产要有明确的委托，要有资产管理机构。“国资委是掌管运营国有资产的机构，但其中并不包括文化企业。目前国有文化企业的资产管理部门是财政部，各地方的情况有所不同，很多暂由宣传部门代管。”

　　顾欣认为，文化领域的生产方式和发展规律有别于经济和工业领域，建立一套符合文化企业特点的机制非常重要。顾欣说，文化产品作为一种创意产业，其检验办法与经济和工业领域不一样，应该有一套更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文化惠民：

　　博物馆、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纪念馆等免费开放成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亮点，“十二五”规划草案指出，今后5年将继续实施农村基层和中西部地区的惠民工程，“注重满足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同时“规划建设一批地市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

　　“作为‘夹心层’的地市级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目前比较薄弱，非常有必要加强建设。”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李国新表示，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来说，地级市属于比较合适的区域，容易形成体系。因此，今年提出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以地级市为申报主体。

　　张晓明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做了阐释。中国的城市化建设速度很快，当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城市已经趋于饱和时，大部分的建设资金开始向二、三线城市流动。此外，高铁的建设使得城市区位性质迅速发生了改变，有些原本偏远的城市变得近在咫尺，交通的便利和地位的提升为发展提供了条件，其中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成为重点。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表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文化发展要有正确的心态，部分地方把文化建设当成“面子工程”，图书馆建在远离市区的地方，浪费了资源，却被看做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另外，国家需要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持续加大投入，文化工作者也要提升自身的服务水平，改变服务理念，不要让公共文化设施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