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国际乐坛纪念肖邦、舒曼、门德尔松和马勒的一年。而过去一年的歌剧演出无论从数量、质量，还是多样性及宣传力度上，都创近十年之最。

       由于肖邦的音乐人生传奇在国内传播较早，加之国人热衷的同名钢琴比赛，肖邦在2010年京沪全年的演出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此外，歌剧和巴洛克音乐也是去年古典音乐演出界的主线和亮点。   　

        2010年是上海世博年，上海全年在常规演出场所的古典音乐演出数量达到近400场，而分散在世博场馆及世博演艺中心的音乐会更达到千余场。这其中最令人瞩目的焦点无疑是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世博交响乐”系列，以及上海大剧院推出的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指环》全集歌剧共四部，由科隆歌剧院原班人马浩浩荡荡三百余人带来的导演罗伯特·卡森十年前的原味制作。这四部成套的歌剧需耗时14小时，分四天演完，一直被全球各地的剧院当作里程碑，因此引进国内，除了音乐上的意味，已经具有十足的新闻价值。虽然《指环》全集的中国大陆首演由北京国际音乐节在2005年占得先机，但上海此番的演出连演两轮，加之强劲的歌唱家、卡森才气逼人的制作和指挥家马库斯·史坦兹的出色诠释，无疑是2010年全年舞台上的瑰宝。

　　虽然北京音乐会主办方并未引进这部歌剧，但科隆歌剧院还是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了莫扎特的《唐璜》，不过自然无法掀起像《指环》那样大的社会效应。

　　国家大剧院在2009年接连推出数部委约歌剧新作，在2010年则将重点放在了联合制作、自主制作和进口制作上，推出《茶花女》《叶甫根尼·奥涅金》《蝴蝶夫人》和《费加罗的婚礼》等。洛林·马泽尔指挥的《茶花女》中舞台上的落地镜和2009年就上演的马奈剧院版《塞魅丽》如出一辙，似有借鉴之嫌。

　　作为中国第一家拥有自主歌剧制作团队、自主乐团及合唱团以及自主演出场地的综合性演出机构，国家大剧院实现了几代音乐家和听众的梦想，且财力雄厚，占尽天时地利。歌剧是古典音乐各种演出中最为昂贵的体裁，国家大剧院当仁不让在歌剧演出场次和自主制作数量占头把交椅，只是选曲和用人还是相当保守中庸。

　　不过笔者以为，2010年北京歌剧演出的登峰造极之作非亨德尔《塞魅丽》莫属，由比利时皇家马奈剧院制作，张洹导演。这部借希腊神话揭肉欲本质的巴洛克三幕歌剧在张洹大胆露骨的演绎下开启了国内歌剧情色制作之先锋。

　　藉由仅演一场的《塞魅丽》的爆发力，西方媒体对近年来中国歌剧创作、制作和演出的崛起作了大量关注和不少报道。其中《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卫报》等西方主流英文媒体均有选材客观、评价公正的观察文章问世，包括Andrew  Moravscik的《去东方吧，年轻的歌唱家》、Sheila  Melvin的《中西合璧话歌剧》《歌剧在中国的崛起》、Andrew  Jacobs的《欲望歌剧审查记》等。《塞魅丽》是去年北京国际音乐节推出的三部歌剧之一。另两部分别是联合委约加之联合制作的周龙《白蛇传》和独家委约加之自主制作的叶小钢的《咏别》。笔者认为《咏别》无论情节还是音乐都过于拖沓繁冗，不妨考虑删减为独幕歌剧。

　　除此之外，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在北京音乐厅推出的音乐会版歌剧《莎乐美》由李心草指挥。其中演唱施洗约翰的男中音孙砾表现突出，风头压过几位从国外邀请的歌唱家。在京沪穗三地上演的莱哈尔的《风流寡妇》则总算让人见到了久违的轻歌剧，曲终火爆的大腿舞告诉人们听歌剧并不一定是件正襟危坐的严肃事。
　　1945年的好莱坞电影《一曲难忘》让肖邦成为国人心中的大众偶像。2010年肖邦诞辰二百周年，京沪舞台上呈现出各色各样的纪念演出，其中占据主流的无疑是音乐会。国家大剧院雄心勃勃地推出14位钢琴家演奏的15场肖邦专场音乐会，名家荟萃。北京国际音乐节则有郎朗、李云迪和陈萨三位的独奏音乐会撑台。中山音乐堂另辟蹊径，继续前两年成功系列，以“完全肖邦”组成的5场音乐会，其中一场贡献给肖邦的大提琴室内乐作品，夺人眼球。事实上中山音乐堂目前是国内定位最为精准的音乐厅，以独奏、室内乐和早期音乐为旗舰，辅以暑假期间的大师班和普及音乐会，主次分明，难能可贵。

　　常规音乐会以外的纪念活动是想象力和原创力的体现。国家话剧院推出王晓鹰执导的话剧《肖邦》，以作曲家人生经历为蓝本，辅以钢琴家演出，也成为一些其他多媒体音乐会的楷模。“相约北京”中由波兰三支团体带来的“多面肖邦”，音乐会以合唱、民间音乐和爵士的方式展现伟大音乐的灵感再生力和灵感源泉。

　　在上海，由以钢琴家宋思衡为主角的团队打造多媒体音乐剧《肖邦·爱》以CG动画视频、话剧和音乐会结合的形式，开创出一种既叫好、又卖座的跨界理念，重新定义了音乐会的概念。肖邦自然也是世博期间波兰馆的重头戏。在上海中山公园的肖邦雕像旁，则有一张坐上去就会自动播放肖邦音乐的长凳，被冠以“花园中的肖邦”的行为艺术。

　　可惜除了肖邦之外，并没有创新的舒曼和门德尔松纪念活动。而马勒的影响力将在2011年达到高峰，因为去年是马勒诞辰150周年，今年则是马勒逝世100周年。即使不逢纪念，马勒的热度，从未消退过。

　　满城尽吹古乐风

　　2010年10月22日，来自加拿大的泰菲宴乐巴洛克乐团在中山音乐堂举行了一场饶有趣味的主题音乐会。这场题为“伽利略计划”的音乐会以伽利略发明望远镜400周年为契机，曲目包括维瓦尔第、巴赫、亨德尔以及天文学家伽利略的父亲文森佐·伽利略等巴洛克时期作曲大师们的杰作。

　　如果说中国的古天象观察还尚与同时期的欧洲天文学科学齐头并进的话，那这场音乐会所演奏的音乐却对国人较为陌生。虽然钢琴早在17世纪就传入中国，同时代的西洋音乐也在300年前驻扎清朝宫廷，但碍于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音乐传播不易，历朝都没有诞生像郎世宁那样在中国大力推广洋学的音乐人才。自17世纪盛行西方的巴洛克音乐，甚至是更早的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并没有像其他商贸产品那样在中国流传开来。如果把中国最古老的交响乐团定义为拥有130年历史的上海交响乐团，那中国的西方音乐历史是从浪漫主义晚期，也就是勃拉姆斯、马勒、拉威尔、瓦格纳等人所代表的时代向后并行。这种断代发展造成的局面，就是在我国古典音乐演出和教学中，维也纳古典乐派和浪漫主义大行其道，现当代音乐随着一大批中国当代作曲家的涌现而备受关注。以巴洛克为鼎盛的早期音乐，则几乎一片空白。

　　早期音乐在大陆的发芽，还是最近的事。2002年在第三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比利时维奥尔琴(古大提琴，和现代大提琴最大的区别是没有立柱，需要演奏者夹紧双腿)演奏大师库伊肯及其合奏团在北京首次登台亮相，后巡演上海。这很可能大众印象中最早的现场早期音乐体验。2002年的这一开山鼻祖式的古乐演出，在时任《爱乐》杂志主编刘雪枫的大力宣传下，掀起了一股民间巴洛克旋风。

　　但巴洛克音乐真正得到演出商注意，还是近几年的事情。

　　2005年后，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I  Musici数次来华访问。而近两年，这股旋风越刮越猛。仅2010年，就有德国阿塔里帕古乐团、法国斯特拉迪瓦里古乐团、法国巴洛克古乐团(Le  Concert  Spirituel)、科隆古乐团、法国繁盛艺术古乐团、泰菲宴乐巴洛克乐团、欧洲嘉兰乐团、库伊肯及其乐团等相继造访。为契合这一潮流，去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便将主题定为“从巴洛克到现当代音乐”，顺水推舟。

　　然而与其他音乐相比，早期音乐的亮点全由国外艺术家担纲主角。虽然国内已经拥有早期音乐死忠却分散的听众群，但本土的早期音乐演奏家和演奏团体依旧为零，仅有几位在学院从事教学的教授兼职承担起在舞台上普及早期音乐的重任。在去年北京国际音乐节期间，霍格伍德与广州交响乐团的合作可能成为国际古乐大师与中国本土乐团及艺术家合作创下的先例。

　　独立制作打开缝隙

　　京沪演出的一些独立制作使得演出市场精彩纷呈。相较于大型制作，独立制作的音乐活动就如独立电影制片，不拘泥于形式和政绩，往往能不加修饰突出音乐的率真和艺术家的天性。回国近五年的意大利文化骑士勋章获得者、男低音栾峰今年在中央民族乐团开启了“绽放美丽人声”系列音乐会。在国内由俄罗斯学派牢牢把持的声乐教学界，栾峰以意大利正统学派结合教学和舞台经验，推出这一系列，旨在给优秀的青年歌唱家登台机会。

　　另一方面，独立制作在尝试跨界的实验。中央音乐学院的侯乐天在今年两度推出《音乐喜剧》，属于音乐与喜剧的结合，穿插演奏、演唱、相声和小品，已经很难界定其体裁和分类，属于全新产物。制作者希望以此轻松幽默的方式向大众展现古典音乐。媒体以“周立波与中国爱乐乐团演出的换代产品”来形容《音乐喜剧》，不过笔者觉得这更是源自Florence  Foster  Jenkins《人声的辉煌》一般的“推心置腹的恶搞”，如果实在没有可笑之处，唯剩演员搞笑时的真诚往往更能打动听众。

　　歌剧导演李卫在北京东城区文化馆打造的“北京国际喜歌剧演出季”，在笔者看来是独立制作的制高点，也是李卫过去6年来在国内的歌剧导演生涯摸索的终极成果。藉由《费加罗的婚礼》《塞维利亚的理发师》《风流寡妇》，李卫确立了自己在国内与卢景文平起平坐的歌剧导演的地位。

　　“演出季”中上演了《费加罗的婚礼》《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和《女仆当家》三部李卫的当家剧目，创立了在国内有规律上演轻歌剧的范例。只是，身为上海歌剧院导演和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总监助理的李卫，2007年在沪独立创建梅菲斯托歌剧团，却最终在北京的东城区安营扎寨，实现了理想。偌大的上海，就容不下一个执著的梦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