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上海世界博览会期间举办的“琅函鸿宝——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展”，这是上海图书馆历年来文物价值、版本价值最高的馆藏文献精品展，也是中国大陆地区首个由公共图书馆举办的宋本专题展览。这是上图建馆60年来首次以宋刊古籍为专题的展览，我用近乎“朝圣”的心情赶去参观，只感到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回家后，又慢慢翻阅那本图录，真是美不胜收。      

       这次的馆藏宋本展共遴选了宋刻孤本秘帙六十种。大致反映出宋代刻书多姿多彩的面貌。展览就展品的主要来源作简要介绍，并配合相关的版本常识和书林掌故。      

       明代以来，历代藏书家都把宋刻本（宋代雕版所印的书）视为极品，被誉为“寸纸寸金”。宋刻本是中国雕版印刷品现存最早的实物，宋刻本在写、刻等环节上均达到艺术的高峰，并对后世版刻艺术风格产生深远影响。

　　宋刻本之所以弥足珍贵，首先是年代久远，内容接近旧本，不像后世诸多翻刻本，常常由于校勘不精而以讹传讹。从文本上说，后来的传本愈翻愈失，有的文字脱误累累，幸赖宋本得见原貌。所以，自明代中后期以降，宋刻本一直受到学者、藏书家的特别重视。

　　这些珍本，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世上最古老的印刷书籍。据说，我国唐时已有雕版印书，但唐和五代刻本仅有残页存世，且多已流失国外；宋刻本质量精美，传世也极为稀少，早在明清时书贾即已按页计价。如今的海内外任何大图书馆，如有宋版，均列为特藏中的特藏、善本中之善本。

　　你能想到吗，如此国宝，竟然曾经被以两毛钱一斤称重量买走？

　　那是1951年春，南京藏书家甘氏(津逮楼)的后人将旧宅卖给了某军事学院，因家里书太多，搬运不便，他们又不像先人那样懂版本，就由甘汶去请姻亲卢冀野来帮忙处理。卢先生是著名学者，也是郑振铎的好友，当然是懂版本的，但他正好抱病在床，不能去，便介绍书贾马兴安上门看货和议价。同去的还有赵世暹和绸布商朱某。其时甘汶适不在家，他们径自挑书，以每斤二角近于废纸的价钱买去了一批。待甘汶回来后，似觉不妥，便追到马家，在《金石录》上看到宋代年号“嘉祐”二字，由于他没有什么学识，误记为明代的“嘉靖”，遂去问卢冀野。卢病重，也未加注意，只说“嘉靖年间的书不算珍贵”。甘汶也就不再深究了。然而，赵世暹回去检看时，发现书中夹有签条，上有批字曰“此书版本绝佳，疑是宋版”。于是，马、朱二人方知可能是宝贝，便争夺起来。赵世暹说，如是宋版，应该交给郑振铎先生，捐给国家。

　　巧的是赵世暹认识郑振铎。世暹字敦甫，号琴城赵二，江西南丰人，居南京。他是有名的水利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藏书家，专以收藏水利文献著称。新中国一成立，他就通过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向国家捐献了一批水利文献。此事现在几乎无人提及，其实也是一件大事。1950年9月18日，在郑振铎写的一份关于新中国一年来文物工作的内部总结报告的提纲中，就有《一年来人民捐献中央的文物、图书的统计》一节，其中提到“由于人民对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爱戴与信赖，一年来将其私人所藏的文物、图书捐献出来的很多。其中，以刘肃曾捐献的虢季子白盘、朱桂莘捐献的岐阳王世家文物、熊述匋捐献的能阝原钟、张子厚捐献的汉石羊、张伯驹捐献的宋人尺牍、赵世暹捐献的水利文献、傅忠谟捐献的宋元明刻本及抄本、常熟瞿氏捐献的宋元刻本、翁之熹捐献的明清抄校本书籍等尤为国之重宝。化私为公，得为人民所有，实为从来未有之举。”从郑先生“尤为国之重宝”之语，以及并列的重量级人物、物品，我们可知赵先生贡献之大。

　　而赵世暹又认识张元济。因为赵的父亲正是张菊老早年任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校长时所聘任的教习。赵世暹便携书专程来沪，请著名版本学家张元济鉴定。菊老一见，大喜若狂，欣然题记曰：“孰知三十藏本尚存天壤，忽于千百年沉霾之下，灿然呈现，夫岂非希世之珍乎！”菊老还特地邀请冒鹤亭等老友赶来共赏奇宝。而当时，郑振铎又正好到上海视察工作(郑先生是全国政协文教组长)，赵就将宝书面呈给郑。郑振铎其喜可知，而且他连邮寄也不放心，带在身边，直到视察工作结束，亲自带回北京。

　　此事如此传奇，当年轰动一时，据说著名老记者兼老学者张友鸾、张慧剑，年轻记者黄裳等人，都专程从上海赶到南京采访呢。而故宫博物院院长、著名老学者马衡在当年6月16日日记中也欣喜异常地记道：“西谛甫归自上海，……此次自沪秘籍有北宋龙舒郡斋本《金石录》三十卷，自来未见著录，有唐伯虎印……”  郑先生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专栏文章《漫步书林》中，也特意提到“南京赵世暹先生曾从论担称斤的旧书里，获得了宋刻本的《金石录》三十卷的全书”。郑先生代表国家表扬了赵世暹等人。后来，甘家还索性把所剩书籍、刻版、框架等装了整整三卡车，统统捐献给南京图书馆，受到当地政府的表彰。50年代的人，觉悟都是很高的。

　　上面说的是国图的《金石录》。那么上图的这本《金石录》呢，更是郑先生早就拼命保护过的。

　　那是70年前的狼烟烽火的日本侵华年代，以郑先生为核心，与张菊老，还有张寿镛、何炳松等爱国人士、大学者，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地下组织，由国民政府的“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拨款，为国家秘密收购大劫难中的珍贵图书。也就是说，大智大勇的郑先生们，从政府当局手里争取到三十多年前沾满了中国人民血泪的所谓“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来抢救再次惨遭帝国主义毁灭抢掠的中国古籍文献！郑振铎在致张寿镛的信中说：“我辈爱护民族文献，视同性命。千辛万苦，自所不辞。”“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  1941年12月2日，他在致重庆的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的信中，还谈到他正在与潘氏滂喜斋等处谈判购书，并说“合此数家，并我辈所已得，宋本当在四百左右”，甚至“过五百，或不难实现也。于此时此地，若竟得有此结果，岂非百世之伟业乎”！这两个数字，今天听来都感到不可思议！但非常可惜，仅仅过了六天，日军就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上海立刻完全沦陷，郑先生他们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就只得马上停止活动。(但即使未达到上述两个数字，郑先生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战火中抢救了三百多部宋本，还有其他大量珍本，仍然是“百世之伟业”。)

　　令人更加感动的是，即使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郑先生仍然千方百计拼死抢救民族文献，其中就有今存上图的这部滂喜斋《金石录》。1943年8月7日，他化名“犀”(从“西谛”而来)致“蔚哥”(按，指蒋复璁)的隐语信中，就提到：“对此‘滂喜’物，我辈应如何珍视之乎？！与圣翁(按，指当时在上海的老学者、解放后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徐森玉)商谈久之，束手无策，相对长叹。今日之大藏家，南瞿外，便应数到‘滂喜’、‘宝礼’二潘矣。‘滂喜’如散失，诚不可补救之一大劫也。‘滂喜’物中之最精品，有……宋刻《金石录》(即所谓‘金石录十卷人家’之物，闻尚在滂喜)……此等物，皆国宝也……我辈日夜思维，无计可施，不得不恳兄向紫阳(按，指中英庚款董事会会长朱家骅)、颍川(按，指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二股东处极力设法，筹得此款，以便购入。明知处此情形之下，筹款必万分困难，十万之数，尤为巨大，然为保全国宝计，不能不有此迫切之呼吁。且缓不济急，不能不先就此间设法挪借，以期收购……已与此间开明书店略有接洽……”郑振铎并说明，如果得不到拨款，所有的损失都将由他承担。“为了此种‘国宝’的保存，弟等自愿负一切偿还之责，虽家无长物，但尚有破书十数架可以作抵也。”

　　现在知道，这封郑振铎冒险寄出的信，虽然越过战火弥漫的万水千山，最后重庆有关当局是收到的；但是，汇款之举在当时如此险恶的状况下，还是不能实现。(这也怪不得重庆当局。)看来，当时蛰伏在敌占区没有任何经济收入的郑先生，书没有买下，还白白损失了一笔钱。此后的故事细节，还有待继续发掘。可喜的是，这部国宝最终没有流失毁坏。据上图的朋友告诉我，滂喜斋《金石录》是在解放后由他们从潘家后人处购来的。我猜想，潘家人也一定受郑先生爱国精神之感动，好好保存此书，一直到售归国有。

　　这两部宋本《金石录》由上图的专家认真对勘后，解决了迷惑学界三百年的版本之谜。郑振铎、张元济，还有张寿镛、何炳松、蒋复璁等先生，如果泉下有知，得悉上海举办这样的书展，推出这样的图录，一定会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