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官位太浓引质疑_文学快报

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官位太浓引质疑

发布时间：2010/9/26 阅读次数：6196 字体大小: 【小】【中】【大】

　　阎延文质疑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关照了某些作家反映了一种看法。作协的扶持是否有偏向？作家该不该扶持？该如何扶持？扶持的规则该怎样制定？我们希望大家就此展开争议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重点扶持作品的确定公平公正吗？

　　据《华商报》8月3日《作协公布今年重点扶持作品近一半是主席所写》报道：“7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公布了‘2010年中国作协扶持重点作品论证委员会推荐篇目’，确定重点扶持作品选题140项。……不过，细心的网友却发现，被扶持的小说项目近一半作者都有‘身份’”，都有官帽子。

　　“记者根据名单在网络上对被扶持的作品作者身份进行了检索，发现在64项被扶持的长篇小说中，至少有25名都是省市一级的文联、作协主席或者副主席。” 甚至，有些主席连续被扶持。如河北作协主席关仁山的长篇小说《信任》和《铁凤凰》，江西作协副主席温燕霞的《大药商》和《爸爸妈妈不在家》，都是在 2009年和2010年连续两年被列为重点扶持的作品。

　　不仅如此，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被扶持的西安作协主席吴克敬，竟然根本没申请，直到扶持名单公布还毫不知情。吴克敬告诉记者，今年被列入扶持的《横山剑气》目前刚刚完成了第一稿，他不想、也没有申报该篇小说给中国作协，“我也不知道怎么的，竟然成了重点扶持作品”。

　　可见，国家财政拨款的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相当名额却成为掌管扶持申报权和评审权的作协主席们独享的文学盛宴。

　　名列这个扶持榜的，除了各地的作协主席之外，还有中国作协机关人员、所属报刊社主编、大报大刊常给作协发新闻的关系户、历届评奖会上的评委，以及作协关系户的家属。这样算下来，真正需要重点扶持的基层作者获得扶持的概率几乎等于零。

　　中国作协的这份公报发出后，立即引来了网友的质疑。对此，中国作协发言人表示：“制定重点扶持项目作品的过程是公平公正，符合相关程序法规的。”但是，西安作协主席根本没申请的作品就获得了扶持，这似乎说明，作品扶持并非“完全符合相关程序法规、公平公正”。除了公平公正之外，重点扶持作品的确定过程有无接受公开的监督？

　　数千万元扶持出多少传世作品？

　　透视扶持榜单，可以看出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自 2004年中国作协启动“重点作品扶持”，七年来列入扶持的作品已近700部。作协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时曾说：“中国作协每年用于作品扶持数百万元”。也就是说，中国纳税人七年来已为作协重点扶持花了数千万元。我们不禁要问，七年来究竟扶持出了多少脍炙人口的传世作品？产生了多少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呢？

　　其二，按照字面理解，扶持，应该是扶助弱者。而作协的重点扶持作品，近一半却是国家高额荣养的作协主席们的作品。在目前的作协体制下，只要担任国家和省级作协主席，就能享受部级、副部级和厅局级待遇。位高权重的主席作家不仅作品出版极容易，而且无论作品是否畅销，都能拿到二三十万册版税。诚如一篇文章所言：这些被扶持者，“不仅有着令人羡慕的职业和岗位，有些还掌管着出版、编辑作品的大权，也有足够的人脉关系，作协要扶持他们什么？”

　　与此相反，相当一部分作家生计维艰，作品出版困难重重。2007年10月，青年诗人余地自杀，仅十个月后，青年诗人吾同树自杀，辞世时身上现金只有200元。如果作协的扶持能降临到他们头上，悲剧很可能就不会发生。

　　老子《道德经》曾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在衙门化的作协体制下，需要扶持的却得不到扶持；不需要扶持的，却被一再地扶持。这样的作品扶持，难道不该叫停吗？

　　其三，现行体制使作协官员手中的权力和资源高度集中，同时缺乏必要监督，很难避免暗箱操作。作协官员既是扶持计划的执行者，又是扶持条例的制定者，有的同时还是扶持作品的申报者或相关利益者，与中国足协一样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在这种三位一体、管办不分的评定体系中，官本位很容易代替作品本位，公平公正更难以保证。重点作品扶持应该由谁评定？由谁监管？

　　如何改变民团官办官商一体的体制？

　　中国作协享受的是国家财政拨款，作品扶持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根据国家审计署今年6月23日发布的《2010年第19号审计结果公告》显示，包括地方作协，政府每年仅给中国作协的财政拨款就达到1.3亿元。

　　那么，中国作协究竟将多少财政拨款用于扶持？每部作品的扶持款分别是多少？扶持过程的办公经费又是多少？中国作协似乎应该向纳税人报一报七年细账，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随着足球反赌的深入，全社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是体制造成了南勇、谢亚龙。同样，也是体制造成了中国作协的合理性、公正性屡遭质疑。

　　如何改变民团官办、官商一体的体制，如何避免国家的投资像足球投资那样，成为“少数人和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这是文化体制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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