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距五口通商不过三年，施美夫所看到的正是古老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语言割裂状况。  
  

　　官吏是这个乡土中国最主要的外来人口，他们只需要借助当地懂得“官话”(即首都方言，清代中后期为北京话)的译员就可以实现与本地居民的沟通。

　　毫无疑问，在这种静态的社会里，语言上的障碍对人们的生活几乎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只要中国的传统社会不发生变化，方言互相割裂的坚冰就不可能被打破。

　　官话、国语与老国音

　　现代普通话的历史最直接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国语”一词是清朝末年提出来的，之前叫“官话”。

　　官话的前身又叫共同语。汉代时，共同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把共同语叫做通语。各地讲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语进行交际。从汉末到唐末藩镇之乱，黄河沿岸的中原人陆续向南方迁移，把河洛古语带到东南沿海。

　　晋代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以后，中原雅音南移。不同的政权都按照其首都的语言为标准。北方朝代一般以洛阳话为标准音，南方一般以建康(今南京)话为标准音。洛阳话和晋代前的汉语已经有很大差别，是北方游牧民族学习汉语的产物，而建康话是南迁的晋王室的语言和当地语言融合形成的，也是今天吴语的源流。汉族知识分子以南方的建康话为正统。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编著《切韵》，音系为建康话为主。隋朝末期，扬州成为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因此，当时的扬州话由于接近建康话和《切韵》，在当时社会上很流行。当时的扬州话也是今天吴语的源流之一。

　　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此外，江南开始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此苏州话和当时的首都长安话一道，也成为一种通行语。宋代在《唐韵》基础上，制定《广韵》。元代以首都大都话为标准音。

　　明季之时，南京由于战争等动乱，南京话从吴语(南方雅言)转变为江淮官话。明代以南京话为正统，南京话也是南方官话的代表。后来迁都北京，北京话也有一定通行度。

　　南京官话指的是以南京语音为基础的中国官方标准语。南京春秋时期属于吴地，本土语音称为吴语。晋代中原汉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后，中原雅音成为南京上层社会的用语。此后，中原战乱，汉人多次南迁，使南京语音中包含了较多的中原古音。

　　清代一开始，仍以南京官话为正统。

　　1728年，雍正皇帝确定北京官话为官方用语，其地位便迅速抬升。到清末和民国初年，北京官话的影响已经超过南京官话，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最流通最广的语言。

　　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较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由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江南经济开始衰落，吴音开始失去其标准音的地位。这样，北京白话开始成为唯一的标准音。

　　1911年，满清王朝的最高教育机构──学部召开了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并建议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审音标准以京音为主。

　　至此，北京官话在政治上初步确立了汉语标准音的地位。

　　但是，清王朝的覆灭使北京官话的标准音地位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1892年，为解决汉字无法拼读的困难，厦门人卢戆章出版切音字专著《一目了然初阶》，创制了第一套汉语拼音字母方案。在该书的序言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语言统一”的口号，主张以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音。  

　　但是，由于卢戆章的汉语拼音字母方案专注于厦门方言，未能成为影响全国的拼音方案，因此，他提出的以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音的主张也未能产生太大的影响。与此相反，凭借汉字式拼音方案而蜚声海内的河北人王照则提出反对意见，主张以北京话为汉语标准音。

　　与南京官话保留了中原古音不同，王照提倡的北京官话受北方游牧民族特别是满族的影响很大。满洲入关以后，满语完全不能适应新的生活需要，不得不学习和借鉴汉语。但是，满族人不能区分尖团音，也不会发入声，因此，满洲贵族所说的北京官话是满族化了的汉语，也被戏称为“五音不全”的汉话。

　　1913年2月15日，民国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读音统一会。会上，南北之争依然激烈，难以形成统一认识。由于江浙代表居多，王照担心南方势力会一统天下。于是，他提议各省代表无论多寡均为一票。议长吴稚晖支持一省一票，但在会前就提出了“逐字审定”的原则，不再执着于以哪种方言或官话为标准音，由此避免了南北之争的进一步激化。

　　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会议依照清代李光地《音韵阐微》中的常用字审定了6500多个字的标准读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老国音”。

　　“老国音”是一个“折中南北，牵合古今”的“标准音”。虽然最大程度上照顾了各地的方言，但也因此成为一种“人造语言”。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以这种“国音”为母语的人群，也就没有人实际上能够操此种“国音”进行交流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