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有过多年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经验，今年是虎年，以虎为题材的作品是否也因此遭遇到更多的侵权？  

　　宗万华：谈起在侵权方面的遭遇，真是一本辛酸账。这些年来，陆续出现的侵权情况，数量之多，已经数不胜数了。本来，我像很多画家一样，都已经不想把时间精力花在这上面，毕竟，时间是有限的，投入在这上面多一些，能够用于创作的就会减少一些。但是，就在去年，这种被侵权的情况又遭到了爆发式的增长。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今年是虎年，我在画虎这方面也有一些成绩，能得到大家认可，所以，我笔下的老虎，在山林中是百兽之王，在市场上就成了人见人欺的“唐僧肉”。举个例子，我的一本谈虎画创作技法的书是在2008年出版的，现在，里面所有收录的50多幅画都发现了被盗版的情况。  

　　记者：人们印象里，画家都是整日在书斋里创作，和盗版制品接触的机会不是太多，您是如何发现自己作品遭到大规模盗版的？打官司需要证据，发现盗版后，又是如何收集证据的？  

　　宗万华：去年3、4月份，就有出版商向我约稿，准备用我的作品来制作月历，当时和我签了正式授权合同的出版商有大约10家。后来没多久，有一个规模很大的月历展销洽谈会举行，当时有人打电话给我，说在这个会上看到很多涉及我的作品的月历样品，问我为什么把已经授权给自己的画，又给别人出版。这对我完全是一个意外，因为我自己就是编辑出身，知道不能一稿多投，重复授权，但是我的授权出版商说在广州发现了大量的这种月历，还给我寄来了小样。我一看小样，上面印的老虎确实是我的作品，但对于出版方我却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对他们有过授权了。8月，一个国际礼品展在北京举行，我到了现场去看，结果发现10多家厂商提供的小样里有我的作品。我从未授权给这些厂家。后来，我上网一搜，发现作品侵权的情况更是多得让人头疼。9月，在浙江金华又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月历展销会，这个会上一共有120多家参展单位，我调查的结果是至少100家有对于我的侵权行为。在到现场之前，我在当地买了一个最大号的箱子，还印了两包假名片，是以订货洽谈的名义和那些月历生产者打交道的。后来，我拿到手的小样，在还没有看完一半摊位的时候，就多得提不动了。等到我大体上把各个摊位看完，我所收集的小样之多，把我当地一个朋友越野车后备箱都放满了。后来，经人指点，我又到了另一个销售月历的大市场，也就是浙江平阳的文化产品批发一条街去调查，收集到的有侵权情况的小样又是一整个后备箱。当时，有的商家还不开发票，我就用要求保证质量的名义，让他们在收据后盖章。在那里，我发现盗版的情况其实也分很多种，有的明知是别人的作品，还故意侵权。有的是没有权利意识。后来我到了广州，又买了一个提箱，在当地的两个月历城，侵权现象也到处都是，以至于我自己根本不可能把侵权样品都收集全，我就干脆让他们把样品发货到我在天津的家中。后来，等我回到家，发现家中50平方米的客厅，已经摆满了210多家公司的盗版月历。  

　　记者：您打了这么多官司，是否有一些经验和画家分享？  

　　宗万华：月历的特点是时间性较强，所以，如果下决心打官司，必须在每年的供货高峰期间处理官司的事宜，否则人家在做完了一年的生意后，把店门一关就跑了，起诉书都送达不了。当时天津市和平区法院知识产权庭刚刚成立，在那个时间段里，只有我起诉了43起案件，后来也在北京沙子口发现大量盗版，我就在北京起诉了8起。  

　　另外，还有的案子是在网上取证，这就必须对网上的有关内容进行公证。打官司必然涉及司法管辖问题，在哪里发现了侵权，就在哪里立案。但是，如果在外地打官司，光前期费用就是上百万。别人建议我在天津当地买盗版制品以作为证据，这样就可以在天津立案了。打官司还必须要做证据保全。根据后来的结果，我发现，凡是做了财产保全的官司，最后调解的赔偿数额就高，没有保全的，最高才5万元。而我仅诉讼费就先支出了27万元。我找律师，都是风险代理，就是为了减轻前期负担。因为风险代理的特点就是在诉讼前期，不需要支出太多的律师费，这笔费用是根据最后判决的结果，按照一定的比例来核算的。这样加起来，各种前期诉讼费用一共40万元。虽然最后根据赔偿数额来算一算账，在数字上“盈利”三四十万，但比起耗费在打官司过程中的时间精力，我还是亏了。但是，我要的不是钱，是公道，打官司中途，我也曾经非常后悔，担心影响了创作，但我还是决心把官司打到底。  

　　记者：一年的维权之路是艰辛坎坷的，您如何概括一年来您的收获？  

　　宗万华：在查找盗版的过程中，我也看到过，很多盗版盗的是我的一些画家朋友的作品。我把找到的样品带给他们，他们也是感到非常气愤，但在我劝他们起诉的时候，他们却说不愿意打官司，觉得这样时间精力耗费不起。的确，打官司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有的成本是有形的，包括诉讼费，以及搜集证据的费用等。比如一些珠宝饰品的厂家，有的还是非常知名的老字号，我发现他们的金条银条上，用了我的作品，我就要花几万元去买这样的证据。我也咨询过很多打过官司的画家，明明胜诉了，最后的赔偿结果却是得不偿失。因为在打官司时要面对的很多都是大企业，他们有的是人力，而画家仅仅是个体，力量悬殊。创作是非常艰辛的过程，很多画家能够战胜这种艰辛，但无力面对盗版。如果盗版之风继续泛滥，谁都不尊重法律，不尊重画家的劳动，整个文化市场就会变得混乱，对社会风气也会有不良影响。所以，我还要把维权之路坚持走下去。  

　　彭开天(国画家)：我曾经遇到过的侵权事件，是一家杂志社在没有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刊登了我的作品，而且一下刊登了6个版面。这种情况属于严重的侵权行为，如果我付诸法律，杂志社肯定要败诉；但由于我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这件事让我觉得不满的，不仅仅是侵权的行为，而且，这家杂志社擅自刊登的作品不是我最满意的作品，但他们刊登出来后，读者看到了就会觉得这是我的代表作，我觉得这种行为会对画家的名誉造成伤害。很多画家都遭遇过侵权的事件，有的是像我一样，被一些媒体擅自刊登作品，但还有更多的侵权事件是会涉及到画家的经济利益的，这种情况在拍卖市场上我们能见到很多。我所了解的很多画家的选择都和我相类似，就是听之任之，因为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处理这样的事情。  

　　刘普安(国画家)：现在国画界的画家作品遭到侵权的事件时有发生，比如在未经画家允许的情况下，把自己的作品做成挂历、工艺品的图案、电话卡、十字绣的作品；还有的是写字楼、酒店等公共场所和机构，在画家不知情的情况下盗版或复制作品。我印象中很多有这种经历的画家，最后都是忍气吞声，因为侵权案件打官司实在劳心又劳力，大家都没有时间耗在官司上。那些诉诸法律的画家，我觉得大都是忍无可忍才会和侵权方对簿公堂。我希望，国家的法治建设不断进步，让那些盗版者的生存空间减少，让画家有一个更加规范的创作环境，他们才会有更积极的热情，去创作更多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