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古玩收藏界售假行为非常猖獗，已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但偏偏却有很多人前赴后继上当受骗，把自己的血汗钱花在了购买假古董上，据2009年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的收藏人数高达9000万人。而在古玩市场“繁荣”景象的背后，是制假、售假、拍假、鉴假、托假日益盛行，使得收藏家只有从画家手里购作品才能保真增值。
        每逢双休日，上海市的一些街头地摊上，便会出现不少稀奇古怪的文物古董，闻风而至的顾客更可谓是摩肩接踵。殊不知，在激烈的讨价还价中，一场场骗局正悄悄上演。  

　　收藏爱好者周先生最近从广州一家古玩市场买回来几件有鉴定证书的书画、瓷器等古玩。尽管有证书在手，周先生仍不放心，回到上海后，他又请来几位“有眼力”的行家鉴定真假，结果却是有真有假。  

　　一位行家指着其中一幅山水画说：“这幅画所用的纸张和墨都是清代的，但是绘画者却是现代的，这幅画应是伪作。”一番话让周先生更不放心了。行家进一步解释说：“如今，做假者只要找到收藏清代墨块的藏家，买回墨料研成墨，再找清代出产的纸张作画，即使用精确的仪器检测也未必能测出画作的真伪。”寥寥几语，让周先生的心情坠入冰点。  

　　有文物界人士告诉记者，行家、专家凭肉眼鉴定，其实也是一种科学检验手段。专家的评价标准是建立在对历史、艺术、考古等多方面知识基础上的，凝结着一代一代人的智慧和经验，不是某一位专家自己发明的。现在运用科学仪器进行考古，用科学仪器检测出来的数据对专家的分析进行补充、论证，两者相辅相成。然而，随着制假手段越来越高明，假画不仅能轻易骗过专家的眼睛，还能骗过“仪器检验法”，让人防不胜防。  

　　年近六十的江先生经营着一家古玩店，平日里爱好收藏金、银器等古玩。今年2月的一天，一名胡姓男子带着“四大天王像”的银器来到古玩店，询问江先生是否有意收购。见江先生“兴致”不高，该男子随即留下一张“四大天王像”的照片，让江先生帮忙联系买主。  

　　第二天上午，店内来了一名姓高的男子询问有没有银器，江先生当即拿出“四大天王像”照片，高某看过后表示愿出100万元收购。江先生见有了买主，忙与胡某联系，以43万元的价格买下“四大天王像”银器。  

　　其间，高某又提出让江先生帮忙物色其他几件古董。为了居间多赚利润，头脑发热的江先生先后又花了110余万元，从不同的人手里买了鎏金人骑骆驼佣、鎏金菩萨纹香筒等9件“古董”。  

　　江先生拿着10件“古董”等着高某一同结账，却再也无法与高某取得联系。江先生发觉事有蹊跷，如梦惊醒，随即报警。后经鉴定，江先生买来的10件“古董”均是仿制品，累计价值才900多元。  

　　上海收藏家苏敏罗曾在翰海拍卖会上以253万元的价格，拍得一幅署名吴冠中的油画《池塘》，结果被吴冠中本人鉴定出是假画。之后，苏敏罗颇有信心地将北京翰海拍卖公司和《池塘》的拍卖委托人告上法院，要求撤销合同并赔偿所付费用。法院一、二审均以苏敏罗签字认可了拍卖行的假画“免责条款”为由，宣判苏敏罗败诉。  

　　得知该案结果，吴冠中无奈地说，即使画家本人指证这一作品是伪作，购画人依然赢不了官司，得不到赔偿，症结就在于现在的拍卖法中“不保真”这一免责条款让拍卖公司钻了空子。  

　　上海市收藏协会法律顾问李欣认为，这起案件不仅是苏敏罗个人的悲哀，也是广大收藏者的悲哀，更是法律的悲哀，值得每个收藏者、投资者、拍卖公司、立法司法机关反思。但令人费解的是，诸多拍卖公司对该案的判决结果喜不自禁，都公开祭起“拍卖不保真”的大旗。有业内人士不无担忧地指出，这种不讲信誉诚信的行为无疑是自掘坟墓。  

　　几年前，收藏经验颇为丰富的严女士偶然见到一只翡翠手镯，其润而不腻、亮而不芒的品相，令她爱不释手。为了避免“看走眼”，严女士专门请一家检测中心对翡翠手镯作了等级鉴定，结论为天然A货。严女士便毫不犹豫地以8000元的价格购下。  

　　2009年年初，严女士到上海一家珠宝店寄售该手镯，双方初步约定寄售价为40000元。其间，珠宝店委托同一家检测中心重新鉴定，结论却是处理后的B货。  

　　“同一家检测中心对同一只手镯的鉴定会截然不同？”震惊之余，严女士将检测中心告上了法院。在法庭上，检测中心辩称，涉案的被鉴定物应是特定物，具有唯一性。时隔三年有余，严女士所称之鉴定物是否为原物实难查考，严女士也没有证据证明该被鉴定物是唯一的、排他的。因此，严女士就同一只翡翠手镯却有两种鉴定结论的指责缺乏法律依据。此案经法庭调解，双方达成和解，检测中心一次性补偿严女士5000元。  

　　对此，李欣认为，目前我国艺术品鉴定较为混乱，艺术品市场诚信缺失，缺少真正的权威鉴定机构和专家，让收藏者无所适从。  

　　2009年2月，上海某艺术拍卖有限公司举办春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马先生以竞买人身份参加竞拍，分别拍得张大千、唐云、贺天健等名家的书画作品四幅，总价款271.3万元，并在拍卖会现场签署了上述拍品的成交确认书。  

　　孰料，几个月后，马先生却意外地收到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发来的起诉状副本和开庭通知，诉状上称马先生无故拖欠拍卖佣金，要求其按约支付佣金及利息损失。原来是拍卖公司把他给告了。  

　　法庭上，马先生辩称，2月举行的拍卖会是他与拍卖公司共同策划的，他是拍卖公司安排的举牌人，为拍卖现场营造热闹气氛，并非真正的竞买人。除了涉案的四幅书画拍品，他本人还拍下了自己委托拍卖的藏品。拍卖会结束后都已物归原主，并没有真实的拍卖交易。  

　　马先生进一步披露说，拍卖现场如果没有真正的竞拍者以高价竞拍，公司会安排自己人举牌或者由委托人本人举牌拍下，而无需承担任何佣金和其他费用。2月份那场拍卖会现场气氛低迷，由于害怕低价成交，所以委托人不得已拍下了自己的藏品。  

　　鉴于涉诉的拍卖纠纷中多次出现违规违法的拍卖行为，徐汇区法院在结案后向上海市拍卖行业协会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加强对拍卖企业的监督管理，建立拍卖企业诚信审查和考核制度，并定期向社会公开考核结果；提高从业人员执业水平与法律意识，对从业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信用考核；制定相应的行规行约，完善责任追究机制。  

　　采访中，一些收藏家、鉴赏家告诉记者，在古玩市场的交易中，已形成了卖假不退、买假自认倒霉、古玩不打假等所谓的“行规”，衍化至今则成为“拍卖不保真”。  

　　“受这种思想观念误导，‘五毒’的出现和泛滥是必然的。”李欣说，“改革开放后，我国古玩市场开禁，而相应的收藏法、鉴定法和行政法规缺失，虽有拍卖法，但法条粗糙，与市场经济的原则相悖。整个古玩界不知法、不讲法、不守法，‘五毒’盛行，有失控的危险。”  

　　针对所谓古玩不打假的“行规”，李欣认为，当古玩进入市场流通交易，它就具有一般商品的属性，就应该受法律的制约和规范。“古玩不打假”虽然延续了千百年，但它本质是和法律及社会公德相悖的，不能游离于法律之外更不能高于法律之上。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而故意制假、售假、鉴假、拍假、托假就有诈骗嫌疑，触犯了法律。  

　　对于古玩的鉴定，李欣建议，要制定专门的文物鉴定法，对鉴定部门、鉴定专家的资质、鉴定的程序、鉴定失误的赔偿等作出规定，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同时，必须对鉴定部门和鉴定专家实行问责制度，鉴定部门或专家对其鉴定的结果，都应该有书面结论。如将赝品鉴为真品，或将真品特别是国宝级的文物鉴为赝品，致使文物流失海外，文物持有人、买卖者和国家遭受重大损失，应该视情节分别作出行政处理、经济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只有立法建制，才能使古玩文物市场在规范中提高，在提高中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