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2009年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约在3000部以上。这个数字较之2008年整整翻了一番。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作品总量，个人阅读既无法和无力企及，也没有必要一味求全。因此，以点带面，或管中窥豹，就成为了唯一的可能和事情的必然。

　　长篇小说的数量激增，有着多种原因，但最为重要的因素，当是流布于网络之间的类型化小说作品，经由文学网站与文学出版的强力合作，大量地转化为纸质作品走向图书市场，使得过去以严肃文学为主的长篇小说领域，添加了相当数量的类型小说，使得现在的长篇小说领域较之过去，更加纷繁了，也更加混沌了。

　　但从传统批评的角度来看，长篇小说领域虽然越来越数量激增，面目不清，但其基本的构成还是两大类的写作，即以职业或专业作家为主的传统型或靠近传统型的写作，以业余或网络作家为主的类型化或靠近类型化的写作。在作了这样的区分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传统型长篇小说以求在文坛内外留有一定印象为旨归，而类型化长篇小说以求在市场上获取最大影响为目标，这样一种隐性的动机区别，使得人们更为关注传统型长篇小说，并把它看作长篇小说创作艺术水准的更高代表。由于这样的一个视角使然，我也主要以传统型长篇小说为主，来展开我的2009年度长篇小说概评。  　　就传统型长篇创作的情形来看，2009年的长篇小说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不同题材的领域里，都有货真价实的佳作力构，而且都以自己独辟蹊径的艺术探掘，让人读时欲罢不能，读后回味悠长。还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涉及什么题材，描画什么人物，许多作家都强化了对于人的个性的索解，对于人的命运的追踪，并在个人与社会，人生与时代的密切勾连中，探悉彼此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改变的生态与实情，使得命运走向与时代走势的交响回旋，成为了凸显于2009年长篇小说的主导性旋律。

  现实与变革  

　　涉及到现实与变革的作品，在2009年中为数不少，这既是改革开放已走过整整30个年头，一些有心的作家有意要为这个新时期以来的30年的辉煌巨变描影造形，更为主要的却是创作中一直存在的写实倾向，在2009年间又有了别求新声的切实成果。比较之下,这一类作品中，值得人们予以关注的，应该是阿耐的《大江东去》，曹征路的《问苍茫》，王小鹰的《长街行》，刘醒龙的《天行者》。  　　阿耐并不是很知名，但她的弃政从商又弃商从文的不凡经历，使她在生活积累上别有自己的独特优势，而改革开放的忠实见证与直接参与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她的《大江东去》。她的小说写作，有两个明显的长处。一是善用大视角，长镜头，作品具有相当的纵深度与广阔度，二是专注于写人物，讲细节，作品葆有丰富的信息量与现实感。四个核心人物宋运辉、雷东宝、杨巡和梁思申，分别代表了国营、集体、个体与外企四种经济模式的演变发展，四个人物彼此交集，四条线索齐头并进，各种所有制的此消彼长，不同人物的升降沉浮，都集结于改革开放的的大历史与总进程之中。作品在个人命运与社会命运的勾连，官场文化与人性变异的纠结中，刻画了一个个各具个性的改革的弄潮儿，既写出了时代的英气与豪气，又写出了生活的元气与生气。  　　曹征路的小说写作一直以现实题材见长，堪称这一路写作在近年来的一个突出代表。《问苍茫》与他以往主要写底层人物的作品明显不同，作品既由柳叶叶、张毛妹等打工妹写了底层的“无产阶级”，又由马明阳、陈太等企业家写了上层的“资产阶级”，还由赵学尧、何子钢等学人、教授写了暧昧的“知识阶层”。而改革开放的进程，市场经济的发展，都主要聚焦于一家外企的成败与进退时，所有的人物既在其中展现着自己的力量，又在其中微调着自己的立场。无可回避的市场法则，严峻冷酷的经济现实，考量着人们的智慧，也拷问着人们的灵魂。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资本”以其贪婪又无情的本性，如何拽住人们，让你或者无端臣服，或者无奈顺应，这部作品可谓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王小鹰的《长街行》，以60余万字的篇幅，从容不迫地描写了发生于上海里弄——“盈虚坊”的故事。作品以市井恋情与城市变迁作为相互扭结的主线，通过盈虚坊中的富商世家冯家、书香门第常家和下层平民许家、陆家和单家等家庭的故事，尤其是许飞红的悲欢离合与人生浮沉，全景式地展现了小街上生活成长起来的几代人曲折动荡的生活轨迹和命运遭际。许飞红由一个卑微的底层少女、美好生活的幻想者，变成了“卖鱼西施”，又一跃成为房地产老板，继而又繁华梦碎，最终成为一个宽容、自信、自立的女性。小说通过一个普通女性的成长历程与心路里程，探悉了城市的变化发展与人的生活状态、精神面貌、心灵嬗变之间微妙的关系，挖掘出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积淀。而由盈虚坊的产权与住户物权的几易其主，居住权的得而复失与失而复得，居住条件的恶化与改善等，更把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与城市变迁的复杂与曲折尽现无遗。  　　比较起来，刘醒龙的《天行者》，在对早年的中篇小说《凤凰琴》的故事的续写中，也是在直面现实，但却选择了一块变化不大的现实，那就是山区民办教师的生存现状，以及他们为“转正”付出的种种代价。但正是由界岭小学的这三次“转正”，又让人们从中看到了他们的伟大和善良。一年年地渴盼着转正，却一次次与转正失之交臂，他们每一次的放弃，都彰显了他们的美好与良善。刘醒龙说他写这部作品，是要“向民办教师致敬，为民办教师树碑”。他确实做到了，做得严气正性；我们也看到了，看得敬佩不已。

  性格与命运

　　人之性情不仅内在地主导着人的行状，也深刻地影响人的命运，而且置身于怎样的社会生活，遇逢到怎样的时代背景，又使这种性情的释发、命运的走向，带有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由凸显个人的视角关护个性的成长，以探究命运的方式关注个体的生存，就成了许多作家在小说创作中一再呈现的主题，并以他们各有千秋的艺术发见，为人们塑造出了一个个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典型，并以他们的坎坷人生和悲情命运，让人为之唏嘘，引人深长回味。  　　徐贵祥的《四面八方》，以一个不无蹊跷的故事，讲述了同为国军江淮医科学校学生的肖卓然、汪亦适、程先觉、郑霍山，因弃暗投明的机缘不同造成日后人生的巨大差异。在这里，性格——身份——命运，构成了一种内在而密切的勾连。如此乖蹇的命运，当然不是宿命。在这背后，是解放之后由“出身”、“成份”、“阶级”，以及“改造”、“劳教”、“批判”等串结起来的极左的政治气候与政治秩序，对人们构成的心理重压和现实高压。汪亦适等人的坎坷命运，与其说是个人性格使然，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特殊运势所致。极左政治主导下的时代，在扼杀个人性情、约制个人命运的同时，如何搞坏人际关系，搅扰社会生活，这里的汪亦适的悲情遭际，可说是揭示得让人触目惊心了。  　　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主要描写了汉剧女艺人杨水滴坎坷的人生经历。她早年因生活所迫，十几岁时卖身到武汉的一个汉剧班子学戏，经过不懈的自我奋斗最终成为一颗耀眼的汉剧明星——“水上灯”。“水上灯”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人，到一个锦衣玉食的大腕明星，她似乎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却又似乎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伴随着她的，是爱与恨的情感纠葛的不停变幻，是苦与乐的交替从未间断。而这样的一个命运历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特异个性。从小就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水上灯”，生就了一股倔强坚韧的性格。她从不向命运低头。在忍受命运种种不公的同时，她一刻也没有停止与现状进行抗争。但她同时也嫉恶如仇，睚眦必报，她恨一切对她不公的人，包括家人与亲人。水上灯的人生悲剧，有着多种原因，但性格的缺陷是主导性的，她的命运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性格的悲剧。  　　苏童的《河岸》里的小主人公库东亮的人生难题，既与出身有涉，也与性情有关。因为父亲库文轩究竟是不是烈士遗孤，引起有关方面质疑与调查，使他的刚刚展开的人生布满了重重密云与种种玄机。正在探知世界的他，自然阴郁异常，心事重重；不仅爱恨不敢公开，而且心里充满戒备。这种性情的变异，使他自己的青春骚动，与社会的政治盲动，构成了一种双重的荒诞不经。异常的灰色记忆与隐秘的人生体验，将少年的青春骚动与成长困惑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把社会的无情与政治的冷酷，个人的卑微与生命的顽强，都揭示得无以复加，让人唏嘘不已。  　　莫言的小说《蛙》，异乎寻常地回到了现实性的叙事，并经由“姑姑”这样一个典型人物，讲述了一个乡村女医生的性格变异，由此进而揭示了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几十年来的功过与是非。“姑姑”把她的雷厉风行的个性充分发挥了，许多人却由此蒙上了屈辱，失去了尊严。她一个人的工作进取，构成了许多人的人生失据。个性化与人性化，在这里构成了尖锐的对立。晚年的“姑姑”随着年龄的增长，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计划生育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促使她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回忆与反思，有时候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有时候也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始终处在一种矛盾的纠结之中。“姑姑”的这些反思，其实也是替我们过往的社会在反思，“姑姑”的这种心理矛盾，当然也折射着时代与历史的矛盾。

  乡土与乡民

　　乡土题材长期以来都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心，但因为乡土本身的巨大演变，作家自身与乡土的不断疏离，如何更好地表现当代乡土的变化与当下乡土的现实，也一直是一个绝大的难题。2009年间，一些实力派作家就此作出了自己饶有新意的探悉，那就是他们那长于捕捉生活实感的艺术镜头，不再聚焦于乡土与乡民之间的不离不弃的苦苦纠结，而是在一种时隐时现、若即若离的关系之中，观照乡土与乡民的精神情感的系连，深层的文化血缘的关联，在一种满带民俗学、文化学和精神现象学的审美意向中，来书写乡土与乡民的内在关系，并以此来寻求乡土写作的新的可能性。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这种写作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的这部作品，有别于他此前的与影视改编密切勾连的作品。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养女，毅然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辗转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这部作品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丰沛与丰盈。从阅读感觉上看，由起初的友人与友人的隔阂，父亲与儿子的嫌隙，似乎是写人与人之间难以“过心”的症结；后来又由杨百顺等人的无常又无定的漂泊，感觉似乎又在写人难以把握自我命运的乖蹇；细细琢磨，个中又有对乡土性的反思，国民性的审视，乃至人的孤独性的剖示。可以说，作品在由乡土之国的探究中，既在考察当下乡民的国民性，又在观照平民的精神状态。就语言与故事的相得益彰来看，这部作品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乡土文学的写作经验。  　　高建群的《大平原》，讲述了陕西渭河平原上一个普通农家高氏家族三代人历经种种苦难和不幸，以及在顽强生存的同时努力捍卫尊严的感人故事。有意味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又是在几代人的不断迁徙和一再流离的过程中展开的。而这样的分分合合，来来去去，背后又有着难以抗拒的社会与时代的动因。种种相互牵扯的事情连缀和累加起来之后，就比较好地做到了以小乡民写大乡土，乃至以家族史写近代史，使人们看到一个人与一个家族的关联，一个家族与一方土地的关联，一方土地与一个社会的关联，一个社会与一个时代的关联。总体来看，这种关系虽然藕断丝连，断断续续，但却又相辅相成，荣辱与共。因为这种复杂关系的夹缠与纠结，置身于这个家族与环境的人们，都有得有失，有苦有甜，悲喜交加，难求圆满。一个家族如何受惠又受制于乡土，一方水土如何滋养又限定着个人，作品经由高三、黑建等人物形象，都作出了自己独到的诠释，很让人们为之深思和深长玩味。  　　成一的《茶道青红》，看起来与传统的乡土题材无关，但这个写近代晋商的作品，其实是经由一家晋商的家史在更大的范围里书写乡土。这个作品以太谷康家的兴衰沉浮，写出了立足于乡土与传统的晋商文化。在戴夫人和戴家二少爷等人的身上，我们都能看到那种植根于晋中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沃土，培植于黄土文化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茶道青红》所描绘出来的生成于山西又影响了北方的晋商气象，实际上是不甘贫穷的乡土山西与不甘落后的乡土中国的典型代表。

  官场与官人

　　严格意义上说，把“官场”作为一种专门的题材来写，是类型化小说的一个典型作法。这类作品基本上是以官场为舞台，官员为主角，描写当下干部体制的矛盾所在与领导层面的生存状态，既以编织生活化的故事为主，又带有相当的纪实性成分。从反映生活、认知现实的层面上看，这样一些作品，也确实不无其一定的作用与意义。但目下的官场小说领域，却是泥沙俱下，十分芜杂。大多没有走出摹写现实的巢臼，只满足于编造浅切的故事，制造热闹的情节，没有写出世相背后的生活肌理，尤其是不同人物的鲜明性情，至于反思意识、批判精神等，就更是微乎其微，难觅其踪。但在2009年，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改观，这得力于王晓方的《公务员笔记》，王跃文的《苍黄》和周大新的《预警》等几部力作的联袂出现。  　　王晓方在《公务员笔记》里，虽然也着力描写了常务副市长彭国梁、市长刘一鹤、退休多年的“老领导”等市一级的达官显贵，但作者主要的笔墨，作品更多的篇幅，都是在写市府综合二处的秘书群体。这种观察视线由高向低的下移，使作品由对普通秘书群体的集中透视，更真实也更深刻地揭示了当下官场的孕于日常情态的艰窘生态。由此人们看到，置身于公务员的队伍之后，总要隶属于和服务于某位领导，这种捆绑式关系，便使领导在相当的程度上无形地影响着“公务员”的个人命运。把干部体制作了这种深层解析之后，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就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及“公务”“私属”的不合理性。由此，《公务员笔记》替公务员们发出了一声声长叹，揭示出了现今公务员制度的真正问题所在。  　　王跃文的《苍黄》，也把镜头对准县一级领导机构，通过官场中人李济运的视角，以紧凑的节奏、辛辣的笔调，揭示了在小小县委大院里发生的一幕幕匪夷所思的官场闹剧：在一切似乎改变，一切又实未改变的吊诡之中，作者埋藏了一种深深的愤懑，更让人们看到一种无奈，一旦置身于官场之中，竟然无可逃避，只能是随波逐流，在官场的泥淖中苦苦挣扎，在欲望的沼泽中难以自拔。由此，小说超越了一般官场小说反腐倡廉或再现人际纠葛的巢臼，而上升到了对于官员人性的强烈关注、对于官场文化的深刻反省。  　　周大新的《预警》，看起来是讲述了一场没有硝烟的谍战故事，但由机密作战部队998部队作战局局长孔德武的在高度警惕中最终失足，实际上是以独特的故事和别致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国际背景之下的军事官场的相互争夺及“反腐”与“反‘反腐’”的严酷斗争。孔德武业务精湛，为人正直，他有着高度的责任心与敏感的警惕性，时时提防着看得见的明枪和看不见的暗箭。美色没有击倒他，金钱没有打垮他，但却跌倒于友情与同情交织构成的陷阱。这样的结局绝对是出人意料的，但也是确实存在的。这样的有关“预警”故事与警示，是写给军人们的，也是写给官人们的。

  新人与新韵

　　在人们观察文学成就与评估小说实绩时，文学名家是一个不变的重心，文学新人往往忽略不计。这种有重有轻的取舍，虽然可以理解，但却并不符合实情。在2009年的长篇创作中，就涌现出了一些锐气十足的文学新人，或者携带着较为新异的力作，向人们大步走来的小说新秀。这样的一些作者作品，理当在年度文学评估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不仅为了他们的成长，也为了小说的发展，文脉的赓续。  　　属于“70后”的文学新秀崔曼丽，写过影响甚大的职场小说《浮沉》，但同时又写作了非类型小说《琉璃时代》。这部小说所涉及的民国初年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以及以元泰缫丝厂为代表的民族工商业的开创与发展，实在是大背景下的大题材，大题材里又隐孕着大主题。可以说，把握与写作这样一部作品，不仅远远超出了崔曼丽所熟悉的生活范畴，而且对任何一个职业作家来说，都是一个无比严峻的挑战。但让人大喜过望的是，崔曼丽硬是把看似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她勇敢地走入这一颇具挑战性的写作，并以一个浑象的时代与社会，形象的人物与故事，给人们奉献出了一个堪为出色的小说硕果。《琉璃时代》给人印象深刻和可以评说的地方很多，但我感受最为突出的，是作品所精心塑造的方凤仪这个成长中的青年女性的经历、才干与追求，以及由这个特异人物串结起来的时代景象和社会万象。以才女方凤仪为叙述主线，使这个作品做到了以点带面，以人写史，也实现了举重若轻，以小见大。这部作品所包含的意蕴是双重的，它既是方凤仪、邵元任等民族工商业者创业图强的一曲壮歌，又是那个动乱时代与孱弱社会的一曲悲歌。  　　吴瑜虽然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但出自于她笔下的《上海，不哭》，却值得特别关注。作者以交叉叙事的方式，讲述了三位青春女性在上海这个现代大都市的种种遭际，写出了新一代男女青年爱情生活的“现在进行时”，同时又在这种爱情故事的铺陈与诉说中，凸显了一种自我反省和个人励志的精神。作品达到这样的一种深度与力度，可以说在“80后”作者类似题材的写作中，委实并不多见。  　　旅美女作者池冰的长篇处女作《守望Manhattan》，在旧有的留学生题材上独辟蹊径。作品里的爱比留学美国的故事，表面上看来是轻松愉悦又欢快喧闹的，但真正读进去之后，又让人渐感甜中带苦，不无滞重，甚至透射出一种挥之不去的悲情意味。作者把“孤独”这样一个人生难题用个人化的叙事表达出来，用爱比的故事抛给我们，使得这个作品平添了一种人文的温度，人性的深度，并把我们引向人生问题的无尽思索。由此，池冰就把这部也写留学生生活的“守望”，与此前的“留学生文学”，与当下的“80后”写作，都明晰而有力地区别了开来，这不仅实现了她自己的一个重要的创作突破，同时也带来了“留学生文学”的一次别样的艺术超越。  　　在检视2009年度长篇实绩时还有一些作品不可以忽视，比如阿来的《格萨尔王》，张翎的《金山》，李彦的《红浮萍》，这些或以小说笔法重述英雄史诗，或以新的眼光处理海外题材的写作，使得2009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充满了前所少有的丰富与多样。

　　在概要评述了2009年度长篇小说创作之后，我的一个突出的感受是：长篇小说发展至今天，虽说数量相当可观，成绩也斐然可见，但从创作、出版、传播与阅读等生产过程的总体情形来看，大致上又进入了一个多元并举与变动不居相交织的新的过渡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里，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文学创作，都会面临一些前所少有的冲击，遭遇来自内外两面的挑战。在此情况下，传统型写作尤其如何在坚守文学目标中渐次更变自己，类型化写作如何在占有读者的同时提升艺术的含量，都是需要认真面对和不断解决的时代性新课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目标的实现，既有赖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两个方面的协同努力，也更有赖于良好的文学氛围和健康的文化环境的真正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