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之光从艺从教六十周年回顾暨“杨之光美术中心”作品展览2009年12月12日至20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展示杨之光的主要人物画作品，第二部分则展示“杨之光美术中心”的教学成果。展览期间还举办有研讨会。研讨会参加者均为国内外艺术研究学者与少儿艺术教育的专家。  
   　杨之光先生家简朴清雅，那里的每一次闲谈总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品赏好画好字好茶之余，杨之光先生脱口而出的妙句让人受益匪浅。“借鉴古洋寻我法，平生最忌食残羹”是他的座右铭，“大师自古是通才”是他从艺数十年的肺腑之言。

　　杨之光先生是画家，更是教育家。如今，他把更多的精力投注在杨之光美术中心的发展上。回忆当年的老师李健、高剑父、徐悲鸿、蒋兆和，他总充满温情，而谈到自己关爱的后辈林墉、陈振国、陈永锵、方楚雄，也有欣慰之感。艺术传承始终是他最牵挂的事。

　　年近八十，神采奕奕，思路清晰，杨之光先生依然关注人间的一草一木。多少年来，他时有义举，十几年前就捐出了价值过亿的千余幅作品。而提起“大师”之说，他笑着解释:“现在很多人为了名利，不惜手段，自己封自己是大师。大师满天飞，大师就贬值了。艺术艺术，我们是搞艺不搞术。我相信历史会有它的答案，因为艺术是历史的沉淀。”

　　追求美是一生最大乐趣

　　时代周报:你在艺术上的探索也是和新中国这六十年同步的。

　　杨之光:对，梁江给我的新画册写了一篇序言，题目是《与祖国同行》。梁江的意思我理解，他是说我的画一步步地记录了共和国的脚印。我的创作没停过，差不多每十年就有一幅比较有分量的代表作，也算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而且我选择的题材也多是能够代表国家的比较重大关键的事件。从国画本身来说，我对此前没表现过的题材也进行了一些探索。这六十年我一直在有意识地进行艺术上的探索，没有停步。
　时代周报:你这一代和上一代有很大的不同，正好遇上了1949年之后中国美术教育的新变化。你这一代正好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培养的第一代。

　　杨之光:也是幸运的一代。因为那个时候徐悲鸿先生还没有过世，他给了我一些关键性的指导。蒋兆和先生也没过世，所以应该说我们这些中央美院第一届的学生很幸运，这些是影响我们一生的。再加上我们接受的很重要的教育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对于我们的学习来说，是在艺术技巧之外，给予我们艺术思想上的深刻指导。

　　当时对我们有影响的还有很多优秀的俄罗斯作品。巡回画派的画家在世界上有地位，因为他们对生活靠得非常近。比如要塑造一个人物，就要从生活中挖掘很多素材。我接受了这种经验并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我画《毛主席在农讲所》最典型，一个人我要画出十来个形象进行挑选。这幅作品这次也会在北京展出，这次展览的特点是把我的创作和素材一起展出，从中可以看到这些创作的严肃性。

　　时代周报:在你的成长历程里，革命精神的影响有多大？

　　杨之光:现实主义和爱国主义不可分。我觉得我对我的国家是特别热爱，从我的创作来讲，我没有表现丑的、悲哀的作品；从我的创作视角来看，也是以歌颂的、向上的、鼓舞人心的作品为主，有点时代号角的意味。譬如说《雪夜送饭》，表现同志之间的友谊；《一辈子第一回》表现一个人翻身做主了，站起来了；《浴日图》表现军民关系，这些比较重要的关系我通过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表达，不是说教式的，是抒情的，能够让人接受。在生活当中只要发现充满感情的题材，我是抓住不放的，所以我一生当中抓住了很多这样看起来平凡，可是内涵比较深刻，很有意义的题材。当然，也可能有人说我是歌颂派、美化生活，可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因为生活本身就应该是美的，我一直都是这个主张。我曾经说过一句话:追求美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乐趣。当然现在画派很多，看法不同，有的对现实主义评价很高，有的对当代艺术评价很高，可是在我看来，画画很简单，你画你的，我画我的，各走各的路，谁也管不着谁。邓小平讲过一句话:画什么，怎么画，是画家自己的事情。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最深。如果说改革开放给文艺界带来了思想解放，那么其中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六十年里作的画，除了有一幅是农讲所命题的历史画，其他都是我自己找的题材，自己的构思，并没有长官的意思在里头。

　　造型要达到照相机水平

　　时代周报:你读中央美院的那个年代，对祖国的未来、新生活充满了希望？

　　杨之光:当然充满了信心，但是“文革”的时候失望了，那个时候简直不想活了，但那是例外。从总体来说，我对这个国家还是充满信心的。我举个例子，在我母亲家里藏着一些文物珍品，上海博物馆建馆的时候，我动员我母亲把西汉的铜壶捐献出来，壮大博物馆的藏品。我母亲同意了。到建美院的时候，美院白手起家，没有什么藏品，我又动员我母亲把明清的十二幅画，还有敦煌出土的两卷唐人写经都捐给美院。1990年我退休，到美国参加一年的研究工作，拿了绿卡，在美国生活了十年。后来我突然决定回广州，同时也把我的一千二百幅作品全部捐给国家。当时没有第二个人会把这么多幅画捐给国家，我这个举动在当时来说引起了一些震动，文化部因此颁给我一个“爱国义举”的奖状。那时我已经在美国了，可是还回来把画全部捐给国家，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决定。

　　我对国家的感情都是用行动来表示的，不是空谈。比如学校里有什么困难，贫困学生比较多，再困难我也要捐几十万给他们。可以说我对学生的爱超过了其他。随便举个例子，方楚雄考研究生的时候没有名额，我去帮他争取，这是一个天才，不培养可惜了；陈永锵是和陈振国他们一届的研究生，这几个学生我都当作宝贝。后来陈永锵回到西樵山去当画家了。我女儿杨红是学画花鸟的，我让杨红去拜陈永锵为师，拜我的学生为师，还带了一瓶拜师酒去。我和学生的关系是非常亲切的，像亲朋好友一样。我很关心年轻人的成长，看到他们现在成为很有名的画家我感到很欣慰。
　时代周报:你的老师当年对你也是非常好的，这种精神传承了下来。

　　杨之光:对，这种精神传承下来了。比如李健老师，他是大书法家，很爱护学生，我们对他也非常尊重，磕头拜师，每天给他磨墨。拜师学艺也是一种磨炼，看到老师那么刻苦，我也要那么刻苦，不怕困难。

　　在高剑父先生身上我也学到很多，我跟他学的时候他还很清贫，都是在春睡画院的园子里教我，他上课的地方是一个阁楼。爬上那个阁楼，里面黑乎乎的，这位老先生穿的背心浑身是洞，好一点的衣服都没有。我很感动。高老师也比较爱护我，方式也是很奇怪的。他是用请学生帮他做一件事情的方式来培养学生。他跟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夫人刻一方图章？”我当然高兴得不得了，这是老师交给我的任务。我给他刻了，他很满意，他交给我的这个任务就是他对我的关心。

　　时代周报:我仔细观看了你和靳尚谊先生的作品，他用油画的形式来画，造型能力非常强，也非常准确。

　　杨之光:我觉得徐悲鸿老师对造型准确性的要求非常严格，已经接近甚至是超过科学的标准，他观察东西很准确。我觉得先要求准确是对的，夸张、变形是第二步才来考虑的事情。基本功首先要过硬，在我看来要达到照相机的水平。对所画对象水平线、垂直线的衡量，对每一个几何形体的衡量都应该像数学那么精确，可是很多人不走这条路。因为它艰苦，很少有人能走到底。我们这一代的幸运就在于接受了徐悲鸿先生的这种教育，得益一辈子。

　　浮躁是一种严重的病态

　　时代周报:后来你创造的这种“没骨法”，是对过去的突破。

　　杨之光:对，应该说“没骨法”是我探索当中的一个亮点。“没骨法”的综合因素比较多，包含了几种基本功，花卉、书法、造型、色彩，色彩又包括中国色彩和西洋色彩，缺一不可。我还学过雕塑，学过版画，这些综合的因素对我很有利，除此以外还有画外功，比如戏剧、音乐这些我都学。对于戏剧来说，舞台的构图就是画画的构图，我画《毛主席在农讲所》的时候，一大堆人物形象构成的就是一个舞台，这些人物怎么摆，这是一个修养问题。音乐，我学过小提琴，虽然没拉好后来放弃了，可是我懂得音乐的规律，音乐跟舞蹈的关系很密切，这也是为什么我画舞蹈比较上手的原因之一。很多人画舞蹈画不好，虽然他们有技巧，可是他们不懂舞蹈。舞蹈的节奏、转折、动作、姿态，我都比较熟悉。这些就是画外功，是促使这幅画作完成的综合因素。

　　时代周报:在历史上很有成就的大画家，他们除了绘画，其他功夫也是很到家的。像齐白石，他的诗、字、印各方面的功夫都很高妙。

　　杨之光:我基本上走的也是他那条路，我也是诗词画印都能来的，我出过诗集。其实艺术的门类基本上是互通的。有些画作，我的脑海里还没出现画面，诗就已经想好了。举个例子，我到云南画五朵金花，在她们劳动的地方，我问:“金花在哪里呀？”云南的小姑娘哈哈大笑，她们说:“你别找啦！我们个个都是金花。”我当时马上就想到“金花朵朵今何在，遍及苍山洱海边”这两句诗，后来题在画上。
　时代周报:现在的很多画家都只是沉浸在画艺里，对其他的艺术没有一种通观性的学习，不免流于画匠。

　　杨之光:对，有这个问题，还有浮躁。浮躁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一种病态。做学问不能浮躁，而且不能有杂念，不能老想着名利地位。越是想着要一鸣惊人，越不能达到目的。自古以来的大学问家、大艺术家都有一个很好的经验—淡泊名利，耐于寂寞。这其实都是做人的道理，懂得怎么做人，画品也就上去了。所以说，还是先做人，做人该怎么做，每个人的态度不一样。有的人对名利太着急，我不是很赞成，这些事情越急越不行。

　　时代周报:除了“没骨法”之外，你在艺术上还有哪些方面是展现自己特点的？

　　杨之光:恐怕下一步展现“书法入画”的技巧会多一点，用书法的笔韵来处理我的画面。根据我年龄的特点，不能画得太细太累，不能放开了画，所以可能会走这条路。齐白石的晚年还能坚持画画，也是依靠这个手法。
　时代周报:按中国的传统来讲，其实是书画同源的。

　　杨之光:更重要的是同理。因为平衡、节奏、韵味这些方面，书法的道理就是画画的道理，不能分割的。画里有书法的味道，书法里有画的味道，这都是很好的。

　　准确本身就是一种美

　　时代周报:在你的人生历程里，教学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

　　杨之光:教学应该说是我的一个重点，我的重点不在创作。最近电视台采访我的几个学生，林墉、陈振国、陈永锵，他们都谈了一些心里话，陈永锵谈了我对他的一些影响，这些对我来说比评价我的一幅画重要多了。做一个老师不容易，不仅仅是要关心他们的画，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思想，甚至是恋爱，他们恋爱我都干预的。方楚雄跟林淑然谈恋爱的时候，我干预过的，因为当时学校考虑让方楚雄留校，但是当时学校不允许学生谈恋爱，我就把他们俩找过来，让他们转入地下，后来就过关了。对于这些事情老师也要关心的，帮一下。

　　时代周报:后来办“杨之光美术中心”，也是你的教育思想的延续。

　　杨之光:也是我教育生涯的延续。因为我没有力气再教大学生了，杨红刚好在搞少年儿童美术教育，我正好接上这个班。这个中心的成立能够体现我的理念，我以前提倡速写、摹写、写生，现在多了一项—联想，创意思维的发展，这是我新补充进去的。我现在做的就是一个基础的工程，从小就培养小朋友们的联想思维、创造思维，这是颠覆当前中小学美术教育的一个大动作。以前学画，都是临摹，老师怎么画，小孩子也怎么画，就像画太阳，只能是红的，可是小朋友说:“我画绿太阳可以吗？”这也有他的道理，也是一种突破。老师的指导思想很重要，鼓励小孩子做什么，他们就会往那个方向发展。
　时代周报:现在整个艺术界呈现出多元的状态，思想上也是如此，不像你那个时代思想那么单纯了。你跟当前的艺术家接触多吗？

　　杨之光:不多。我觉得现在的教学质量到了这个阶段，应该好好地总结以前，不能盲目创新，另搞新的一套，基本功也不要了，准确也不要了，可是往往准确就是美的。有的人说准确不好，太机械了。我画芭蕾舞就有这个体会，有时候不准就是不美。

　　时代周报:现在许多不同意见的撞击，其实是有很多恩怨在里面。

　　杨之光:刘海粟和徐悲鸿之间是历史的恩怨，是历史的问题，这些都是有证据的，可是我觉得也没必要把老账翻出来。这里面有历史原因，有时候一个人做一些事情是身不由己的，不要去计较，影响到现在团结的大好局面，这样不太好。吴冠中在很多场面攻击写实主义，甚至于说徐悲鸿把学生培养坏了，这说不过去的。不应该拿自己的理论去压别的画家的理论，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经验，我只会说向你学习你的经验，绝对不会学习你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