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莺”周小燕（1917.8.17～  ）  、著名歌唱家、教育家  ，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中国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和声乐教育家，有近半个世纪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在她奔腾不息的90年生命旅程中，她用一个又一个音符和音阶，在“母亲——祖国”这条旋律线上，完成了一个最精致、华彩的装饰音。  
　　周小燕父亲是湖北的银行家周苍柏，家境富裕。1935年入上海国立音专，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留学法国，二战期间被困于巴黎；1945年在巴黎国立大歌剧院登台；1947年5月和作曲家亚历山大·齐尔品的妻子钢琴家李献敏在第二届布拉格之春音乐会上登台演唱齐尔品和一些中国作曲家的艺术歌曲。同年返回国立音乐院任教；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后出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主持建立周小燕歌剧艺术中心；被认为是中国美声声乐的权威。比较著名的学生有廖昌永、张建一、高曼华。其丈夫为电影艺术家张骏祥。

　1917年8月17日，周小燕出身在湖北武汉的一个工商世家。周小燕的父亲周昌国是一个非常具有进步思想的实业家。他非常喜欢音乐，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周小燕从小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5年9月，热爱音乐的周小燕考入了上海国力音乐专科学校，专门学习声乐演唱。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周小燕被迫中断学业，回到了家乡。  
　　1938年年底，周小燕辗转来到了巴黎，在巴黎她结识了著名的作曲家：齐尔品，在他的帮助下，进入了巴黎俄罗斯音乐学院学习声乐，1945年10月，在经过了七年的辛苦磨练之后，周小燕终于登上了巴黎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初次登台，她便以精湛的技艺和美妙的歌喉征服了挑剔的法国观众。此后，周小燕又应邀前往捷克，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会。周小燕的演出获得极大成功，被誉为“中国夜莺”。  
　　1947年10月，周小燕怀着一颗报国之心回到了告别九年的祖国，当时中国还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下，人民仍旧生活在苦难之中，眼前的一切让周小燕感到痛心疾首，她四处奔走，为进步的学生们演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周小燕迎来了全新的生活，她受聘担任了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老师，开始了她的教师生活。  
　　十年文革是周小燕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在这十年里她不能开口歌唱也不能进行正常的教学工作，但是对声乐事业的热爱却支撑着她一直在坚持和抵抗，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魏松就是她文革期间培养的学生。如今国内外的声乐专家将魏松的演唱评论为世界级的水准。  
　　文革结束后，周小燕重新开始培育学生。1984年，在维也纳的国际声乐比赛中，周小燕的四名学生最终获得三个金奖，一个银奖。这个成绩震惊了国际乐坛。  
　　为振兴和发展中国歌剧事业，培养歌剧演员、加强国际音乐文化的交流与合作，1988年，5月。周小燕在上海音乐学院成立了周小燕歌剧中心。1989年，周小燕歌剧中心开始排演歌剧《弄臣》（Rigoletto），并演出获得成功。  
　　50多年来，周教授培养的歌唱家曾多次在国际、国内比赛中为中国争得荣誉。其中有的学生已经登上美国大都会歌剧院（Metropolitan  Opera）、旧金山歌剧院（San  Francisco  Opera）的舞台，成为主要演员。周小燕教授培养了大批优秀声乐人才，有的在国内各高等院校任教，有的活跃在国内外歌剧音乐舞台上，另有在国内外各类国际性大赛中夺冠，如廖昌永、张建一、高曼华等。  
　　2000——2002年，在她主持下在上海先后连续举办了三届国际歌剧大师班，邀请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琼.道尔门等十多位专家执教，促进了中西音乐文化交流。  
　　几十年来，她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声乐人才；他们在国内外歌剧舞台崭露头角，并在国内外各项声乐大赛中频频夺冠。  
　　鉴于在声乐艺术和声乐教学上的杰出贡献，近年来，周小燕先后荣获中国音乐家协会颁发的中国音乐艺术最高荣誉奖——金钟奖，法国政府授予的法国国家军官勋章，上海市政府授予的2002年文学艺术特殊贡献和2003年全市教育功臣奖。

艺比命大《长城谣》
　　1937年，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武汉街头，简易舞台上，一位年轻姑娘深切地唱着：“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声悲愤苍凉、如泣如诉。《长城谣》——这首抗战名曲，后来被选为电影《热血忠魂》插曲，传遍大江南北。
　　这位姑娘就是周小燕。那年她20岁不到，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回家过暑假。抗日战争爆发了，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父亲对她说：“不做铁蹄下的顺民，不要回上海了。”小燕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她和妹妹们帮助母亲为抗敌将士缝制棉衣，去医院护理伤病员。她参加武汉合唱团，用那独特的歌喉，在街头、学校、医院……演唱抗日歌曲。《长城谣》《歌八百壮士》《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抗日名曲，都是由她首唱的。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长城上，身穿黑底红花旗袍的她，以79岁的高龄，再次放歌《长城谣》。风，轻轻吹来，掀起了她的披肩。她举目四望，祖国山河，妖娆无比。天翻地覆的变化啊！她无比自豪，感慨万千。那年她首唱《长城谣》，心急如焚啊，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一会儿这儿沦陷了，一会儿那里被占了，就是怕当亡国奴。今天，国家富强，蒸蒸日上，这是多少先烈盼望的一天啊？然而，他们没有看到，她看到了。止不住，泪水一次次涌出她的眼眶。“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她唱着。“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她的5位学生接唱着。今天，当这一幕又过去10年，周小燕向记者说起时，仍泪流满面，不能自制。
　　“如果没有为祖国出力，我才会后悔”
　　1938年周小燕赴法国学习声乐。经过8年的刻苦学习，她出现在巴黎这个国际大都市的舞台上。1946年7月，周小燕在卢森堡举办首场独唱音乐会。报纸纷纷发表评价：“嗓音纯净，像水晶般坚实，像钻石般光彩”“花腔技术娴熟高超”她成功了。自此，欧洲一些国家的著名大剧院向她发出了邀请。她被称为“中国之莺”，飞翔在意大利、德国、英国、瑞士等国家的舞台上空。1947年6月，她参加了世界乐坛盛会——首届“布拉格之春”。紧接着在捷克斯洛伐克的5大城市巡演。瑞典、挪威、芬兰、美国……各国的邀请函更是雪片似的飞来。正是在事业最为辉煌的时刻，她决定回国。
　　半个多世纪后，有一位美国记者问她：“你这一生吃了不少苦，从法国回来后悔不后悔？”她回答：“不后悔。这里是我的祖国。我为她出力了，我不后悔。如果我没有为她出力，我才会后悔。”出国时，父亲就对我说：‘一，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二，学成后回来报效祖国。’当时，我觉得自己已经学好了，也演出了，并且获得了肯定和好评，应该回来了。”
　　祖国——母亲，这不是虚幻的。她再贫穷、再落后、再多难，一个人对祖国母亲要永远充满真挚情感和义无反顾的爱。这个爱是刻骨铭心的，摧毁不了的。这是她朴素的“道理”。
　　在欧洲9年，她无时无刻不记着自己是中国人。每次上台演出，她总是一袭旗袍，高贵典雅。她能用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俄语演唱各国歌曲，每次演出，都要演唱中国歌曲。《蚌壳》《长城谣》《神女》《红豆词》《春晓》《饮酒歌》……都是她经常演唱的。1945年10月，她和著名钢琴家李献敏在英国伦敦举办了一场中国作品的音乐会。音乐会上，周小燕身穿浅色绣花旗袍，李献敏则是一身白色短袖长旗袍。美丽高雅的形象，精湛娴熟的演唱演奏技巧，征服了全场观众。英国广播公司录制整台演出，向全球播放。演出回来，周小燕和李献敏高兴得不能入眠。
　　1947年，周小燕回到祖国。离别9年的故国，还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在上海南京路上，她看到了用草席卷起来的尸体。这时，上海学生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她毅然接受进步学生的邀请，到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圣约翰大学演唱。“唱破阴湿的天”“从黑夜唱到黎明”……学生们将一面面锦旗，送给这位从海外回来的充满热血的爱国歌唱家。
　　2005年6月18日，89岁的她，将再次登上上海大剧院舞台，领唱《长城谣》。这是一场她的一些名扬海内外的学生，为庆贺她从教65周年而举办的音乐会。有人担心，她还唱得动吗？有人劝她，不要唱了，万一唱不上去，坏了自己的形象。她笑笑，诚挚地说：“抗战胜利60年了，应该唱一唱。这回不是唱声音，是唱精神。”
　　我以成为党的一员而自豪
　　在一些人的眼里，名气大的、学术成就高的，又有海外背景的知识分子，不容易与共产党员画上等号。因此，当有些人听说周小燕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位有着49年党龄的老党员时，都不敢相信。于是，有人问她：“你是被拉进党，还是被请进党的？”她摇着头说：“都不是。我是自觉要求，并且积极争取加入党组织的。”
　　入党那一天的情景，她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她激动得喜极而泣，好久好久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高兴，自己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今后可以与自己敬佩的共产党人一起学习、工作了。她觉得自己有了方向，有了靠山，她要为不玷污这个称号而努力工作。远在武汉的父亲，听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也高兴得哭了一场。她的这份情感，来自于她的切身感受。
　　她的弟弟周德佑，是一位将生命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热血青年。德佑在上海沪江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党的一些地下活动。回到武汉后，在光未然的支持下，他和几位好友恢复组建了拓荒剧团，宣传抗日。剧团演出的第一出戏就是光未然的《五月的鲜花》。不久，剧团被改为抗日演剧七队，到抗日第一线演出。德佑又演又编又导，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终于，这位年仅18岁的小伙子累倒了，再也没有起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领导人参加了德佑的告别仪式。小燕忘不了，她的这位聪明、活泼、热情的弟弟，拉着她和父母的手，在生命最后一刻说的一句话：“我不行了，但是你们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她随母亲到医院护理那些受伤的八路军将士，亲眼看到他们怎样忍受没有麻药的痛苦，敬佩他们坚毅的品质。那时，她不懂马克思主义，但是她心里有一种朴素的想法：共产党是好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49年，周小燕应邀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周恩来看到周小燕关心地问：“德佑的坟前竖碑了没有？”小燕回答：“没有。”周恩来说道：“像他这样一位青年，离开优越的环境，参加我们的队伍，真不容易，应该为他竖一块碑。”谈到为国捐躯的小弟，小燕很激动。她想，自己也没有为党做什么事，却被选为代表，参加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很惭愧。她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周恩来说道：“革命不在迟早，只要站在人民这一边就好。你要多向你的弟弟学习。”小燕很感动：共产党这样一位大官如此亲切随和，打心眼里敬佩。她下了决心：好好干，也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回来后，她向党组织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1956年3月，周小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分子。近半个世纪过去，在她家的客厅，记者问道：“这么多年来，你对共产党的信念，有没有动摇过？”“没有，从来没有。”她坚定地回答道。十年动乱中，她也被批被斗，被下放到农村，种过地，养过鸡，打扫过厕所。她委屈过、痛苦过，但是没有怨恨过、怀疑过。她说：“我那时经常想，周总理还在中央，一切都会过去的。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一线光明那样，等待着阳光普照的那一天。”
　　如同她当年相信共产党能救中国，今天她同样相信共产党能建设好中国。她说：“共产党是在一片废墟上建设新中国的。刚解放时，不是就有人说共产党领导不好，不出一年就会滚蛋。可是，没几年我们连妓女也改造好了，真是扬眉吐气啊。现在，国家建设得越来越好，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我经常想到我的父亲，想到我的弟弟，想到那些先烈。我比他们幸运，一个强大的中国，他们没有看到，我看到了。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就是在这样的对比中来认识共产党、相信共产党的。并且以成为她的一员而自豪。”
　　“我不能承受没有学生的生活”
　　非典时期，上海有些高校停止了一切课程教育。一天，静寂的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办公室电话响了。电话那端传来周小燕痛苦的声音：“张书记，我难受死了。我不能承受没有学生的生活，他们就是我的生命啊。”
　　1949年，周小燕踏进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从一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成为声乐系教授。从此，她的生命与学生联在了一起。
　　“学生是她生命中的唯一。”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上海歌剧院副院长魏松说。魏松是1973年进入上海音乐学院的，师从周小燕。他不能忘记，那时“动乱”没有结束，老师冒着被批斗，被逐出教师队伍的危险，在下课后把他和另一名学生罗魏领到自己家中，拉上窗帘，把耳朵贴在留声机声上，倾听那几张没有被抄走的法国旧唱片。这个从部队来的小伙子，正是从这里开始得到了西洋音乐的启蒙。从而成为“当今世界最优秀的男高音”、法国巴黎国际声乐比赛评委。
　　顾欣，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江苏省艺术剧院院长。他对记者说：“周老师这个人，就是为事业而生，为事业而活的。”1989年，成立不久的周小燕歌剧中心北上南京，与江苏省歌舞剧院合演意大利著名歌剧《弄臣》。这是亚洲地区第一次上演这出世界歌剧精品。已经73岁的周小燕，每天都在排练场。那天，她边后退边与学生说着戏，脚底一滑摔倒在地。她被诊断为大腿股骨骨折。这时候，大家都担心她受得了吗？她却自责给大家添麻烦，担心地说：“《弄臣》要弄勿好了。”她决定不离开南京，就在当地做手术。9寸长的钢针打进了她的大腿内。没几天，她就将演员一个一个叫到了病房，一个一个地辅导。演出那天，她摇着轮椅来了，悄悄地在观众席边的走道上看。幕间休息，观众们发现了她，立即拥上来。演出结束，她被人们推上了舞台。台上台下掌声一片，欢声一片。顾欣说：“这就是周老师，她的精神、品格，一直感染着我，影响着我。”
　　1984年夏，世界247名歌唱好手云集音乐之都奥地利维也纳，争夺第三届国际歌唱家声乐比赛的桂冠。中国派出了4名选手，作为领队与教练，周小燕与他们同行。过五关斩六将，中国选手全部站在决赛台上。最终花落谁手？当评委报出中国男高音张建一和中国女中音詹曼华同获第一名时，全场沸腾了。张建一是周小燕的学生。众目睽睽之下，他一下扑在了老师的肩上。他也感觉到老师的身体在颤动，贴着老师的耳朵，激动地说：“老师，谢谢您，今天是我30岁生日，我该怎样报答您啊。”张建一原来是浙江湖州玻璃厂的一名工人。是周小燕，将这位没有一点乐理知识的青年人，培养成世界一流的歌唱家。
　　在周小燕一长串学生名单中，先后获得法国第41届图鲁兹国际声乐大赛、多明戈世界歌剧大赛、挪威宋雅王后国际声乐大赛第一名的廖昌永，是一位赤着脚走进上海音乐学院的农家孩子。他记得，第一次在校门口见到周小燕，紧张的心怦怦乱跳，“吓”得逃到马路对面，连照面也不敢打。他不仅钢琴、乐理基础差，而且一开口就有浓浓的四川口音，这是学声乐的大忌。周小燕把他带回家，一句一句纠正。廖昌永学习十分刻苦，进步很大，本科毕业后，又成为周小燕的研究生。在廖昌永心中，周小燕不仅是自己的老师，更是母亲、朋友。因此，他在功成名就的今天，在众多演唱场合，最爱唱的一首歌是《老师，我总是想起您》。
　　1996年，周小燕的老伴、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病逝。他们在美国的一双儿女回来奔丧。临走那天，儿子看到瘦弱的母亲在沙发上直掉眼泪，心中很是不忍，就动员母亲和他们一起去美国。可周小燕不答应：“我不去。我的学生都在这里，我去那里干什么！”还有一幕始终在儿子的眼前：20多年前他在上海开公交车。正好，他开的这条线路，经过上海音乐学院。一天，他开着车，看到母亲推着自行车正与学生高曼华在路边说着什么。他一圈开回来，发现母亲还在与高曼华说话。回到起点站，他再开车上路，母亲和学生还在那儿，谈兴正浓。
　　“我想来想去，不知道我先进在哪里”
　　在周小燕客厅的墙上，挂着一行草体字：以真为美。真，是她为人为艺中最最看重的一个字。这个真，是一种质朴，一种境界。当有人赞扬她培养了那么多优秀学生时，她说：“如果说功劳，我最多只有三分之一。另外的一大半是学生本人的努力和其他老师及社会的帮助。”
　　其实，她不是一个追求结果的人，她喜欢和欣赏的是工作的过程，任何事都是这样。这是一件很小的事：一根绳子打了死结，怎么解也解不开，儿子就拿起剪刀，想剪掉算了。她看到了，连忙说：“你不要剪，我来解。”于是，她绕来绕去，终于把绳子解开了。在教学上，她看重的是教的过程，学生能不能从自己这里学到什么，而不是他们在以后获得了什么。所以，她多次对人说：“廖昌永成功了，张建一成功了，魏松成功了，他们能够为国家争光、做事是最重要的。至于是哪些老师把他们塑造出来的，我周小燕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这并不重要。”
　　当今，很多人，一出了名就货币化了。周小燕这个名字，在国际声乐界可以说辉煌了大半个世纪。但是，过去、今天，她都没有将它货币化过，今后更不会。她教学生不仅不收钱，还拿钱为学生办音乐会。她的家更是学生免费的教室和旅店。今天，活跃于世界各地舞台的李秀英，当年就因为生活困难，在老师家吃住了好几年。
　　89岁的她，今天仍带着学生。有一位学生挺幸福地对旁人说：“我是周小燕老师的关门弟子。”她听到后，问他：“我什么时候说过，你是关门弟子？”“那么，老师，您什么时候关门？”学生问道。“等我盖棺的那一天。”她回答道。她对记者说：“我是终身教授，就一定要教到再也爬不起来。”
　　几年前，她重回武汉东湖，寻访弟弟的墓。一切都变了，弟弟的墓怎么也找不到了。她的心里空落落的。她又一次感到自己是那么的“收支不平衡”：没有付出什么，却得到了许多。想想这些长眠于地下的烈士，他们得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
　　当她接受记者采访时，第一句话就说：“我昨天想了一夜，不知道我先进在哪里。我是一名教师，教学生是我分内的事。我这一生也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我也看过报纸上关于其他先进人物的报道，他们的事迹都是很感人的，但是我没有啊，我很平凡。我现在能够做到的就是向他们学习，让自己的形象对得起共产党员这个称号。”
　　2005年6月12日，中国电影音乐奖颁奖晚会在上海举行。作为颁奖人，周小燕来到现场。“周老师”“周奶奶”……200米长的红色地毯旁，观众发现了款款而来的她，立即欢叫起来。她走进会场，郭兰英、李双江……一个个亲切地拥抱她，久久不放。叫道：“周老师好。”被“扔”在一旁的儿子，见到这一场景，激动万分。他对记者说：“母亲是对的。在这里，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