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度自杀  

        妈妈从50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这十年间，虽然也创作、演出了一些好戏，赴香港、赴欧洲巡演，也为国争了光，但戏运、风头远不如40年代。尤其是历年的政治运动，使妈妈在精神上、艺术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妈妈个性刚烈，遂有了建国后的两次自杀。加上早年在北京一次，共有三次以死相抗的悲壮之举。在人格委琐、溜须拍马、惧上压下成风的世道，刚正不阿正体现了妈妈的崇高与美丽。  

        第一次是在北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有一位名叫刘漫天的“接收大员”、将军。妈妈以一出梅派嫡传名剧《杨贵妃》走红京城，引起戏迷狂热追捧。“刘大员”看了“杨贵妃”醉戏更醉色，转辗托人，与妈妈相识，诓称交友，实怀叵测之心。一夜，在某官邸重演“醉酒”，刘某欲施非礼，妈妈坚决不从，逃回家中，大哭不已。“刘大员”恼羞成怒，恶语、威逼相加。妈妈不胜恐惧，想起慈父当年不让她演戏的忠告，正是不幸而言中。明天，明天怎么办？我还能演戏吗？这样的日子我要过吗？一连串的问号像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门坎；一幕幕黑色的屏障又像是一座座山，压得妈妈喘不过气。“社会太悲凉无情了，我一个弱女子不能对付这恶劣之环境……”妈妈留下绝命书，服了毒。幸得大舅言少朋发现及时，急送医院，捡回妈妈一命。妈妈以自身清白，向旧社会、恶势力抗争，妈妈抗得壮烈、美丽。

        第二次也是在京城。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妈妈一觉醒来，换了世道。陈毅市长是个开明市长、诗人市长，进城之初关心、鼓励演艺界，鼓励妈妈继续演戏，就像鼓励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能为旧社会服务，也能为新社会服务”；就像鼓励旧工商界、企业界继续开门、升火……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妈妈的“言慧珠剧团”，请演员，发包银，上舞台，去外地，不断演出，神清气爽，钱也赚得满钵满罐……妈妈演戏的积极性高，参加社会活动的积极性亦高。抗美援朝，妈妈积极响应“捐飞机、捐大炮”活动，参加义演，涌跃捐款；参加慰问团，亲赴朝鲜，一下汽车就问:“志愿军在哪里？伤病员在哪里？”深得志愿军高级指挥员杨得志赞赏，杨将军后来来上海，专程到华园看望妈妈……妈妈从朝鲜回来，以朝鲜人民的生活为题材，移植、改编了朝鲜的古典名剧《春香传》，公演于人民大舞台；演出非常成功，每场演出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那时妈妈还自导、自演经过她移植、改编的越剧《梁祝》……妈妈心情舒畅了三年。

        但是良辰美景不长。很快，轰轰烈烈的公私合营，如火如荼。妈妈的私营剧团——解放初期如火如荼的“言慧珠剧团”，很快陷入困境，濒临散伙。“公私合营”？凡“公”均好吗？妈妈习惯了市场经济、艺术规律的固有轨道，“公”能行吗？报纸上天天宣传“公”是康庄大道，“私”是独木小桥。过了一些时段，更多的私人剧团加入了国营的行列，连一些当时有名的演员都成了国家干部，拿国家工资1300元，1100元。这区区1000工资对火热火爆、月进万金的“言慧珠剧团”算得了什么？不单单是钱，更重要的是——妈妈进“公”后能像在自己的剧团那样，自己作主和自由发挥吗？妈妈一向视舞台为生命，进了“公”以后能经常有戏演吗？这是她深为怀疑和忧虑的。大势所趋，“言慧珠剧团”只得逐流。

        逐流就能顺畅吗？东剧团不要她，西剧团不要她；一会儿混个“特约”，一会儿屈从小剧团。1954年，北京的戏曲剧团搞体制改革，妈妈赶到北京，想进大剧团——北京京剧团，但受半年多冷眼。一个在旧上海、旧北平红遍天的“平剧皇后”、“女梅兰芳”，竟被挤兑得像个见不得人的“小媳妇”。一个才艺双全之明星，落到此等地步，令妈妈不禁唉声叹气。更大的打击是，她辛辛苦苦、满腔热情从朝鲜移植过来的心血《春香传》，上座率高、观众欢迎，却被停演。为请求复演，她四处奔走，求领导接见，大风雪里她像《春香传》那样被“冷冻”了几个小时。就这样，妈妈消极了，团体垮了，身体也垮了。受屈，灰心，万念俱灭……一死了之！依然是兄长言少朋救了妹妹，我的大舅救了我妈妈两次命！妈妈醒来后的第一句话竟是:“我要和文化部长通话！”回到上海后，从北京传来话说，所有她在北京的遭遇一切不要外传，以考虑影响。妈妈在文章中说:“不外传，为了维护影响可以的。可是事情总是瞒不住的。”更令妈妈愤怒的是，“在一些传言中，说我是乱搞男女关系，生活腐化，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引自妈妈的文章。）妈妈一气之下，打算从此不唱戏了，连唱戏的“行头”都卖了……妈妈二度自杀的消息传到梅宅，梅夫人福芝芳心急火燎地赶到医院，把妈妈接到梅宅，加以精心护理，终使妈妈再次获得新生。这是妈妈的第二次自杀。两次自杀，均由哥哥言少朋回天。

        第三次自杀，有丈夫在，但我的“好爸”俞振飞却又“聋”又“哑”……1966年9月10日之夜，好爸是真的“睡不醒”？还是“一夜失眠”？  
        “托孤”之夜  

        妈妈的自杀除了政治运动不可逆转的因素之外，亦有夫妻情感破裂的推波助澜，对此好爸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1966年，我已是小学四年级了。9月10日“托孤”之夜的情景，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那一夜的详情也是好爸俞振飞一直回避的。吃过晚饭，妈妈把我拉到她的房间里（妈妈与好爸已分居多年），妈妈给我50元钱和一块小黑板，还在我的小口袋里塞了一块手表。“清卿，乖儿子，妈妈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妈妈不停地摸着我的头，“妈妈走后，你要听好爸的话，明天是礼拜天，你到公园里去玩。”妈妈哭着跟我说话，我呆呆地看着不停地用手帕擦着眼泪的妈妈，“小黑板给你写字，你要好好读书；手表给咪咪姐姐。”这一夜，是我见到妈妈的最后一面。（妈妈走后第二天，我就把这50元钱交给了好爸——因为在我的幼小心灵里，妈妈不在了，好爸就是我最亲的亲人了。现在回想起来，在我童年的时候，也就是妈妈和好爸结婚后的头几年里，好爸对我还是很好的，我们“一家三口”相处得也是融洽的。因为那时妈妈在，好爸是住在妈妈买来的华园里，就是为了博得妈妈的好感，他也会对妈妈的“心肝”好一点的，这是常理）。  

        妈妈吩咐完我以后，就拉着我来到了好爸房间，母子俩就这样站在了我的继父面前。我见妈妈“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来，清卿，给好爸跪下。”妈妈拉着我的手，看着我，要我也像她一样，跪在俞振飞面前。我被妈妈惯得脾气犟，有点儿不愿意。“清卿，听话——给好爸跪下！”妈妈再次要求我，口气有点儿恳求与命令的味道。于是我跪下了。妈妈对我说:“清卿，好孩子，你以后要听好爸的话。”妈妈对好爸说:“孩子交给你了，你要把他抚养成人。”好爸说:“我有饭吃，他也有饭吃；我有粥吃，他也有粥吃。”这言下之意再明白不过的了:你放心走好了，孩子就交给我吧！向好爸交待完后，妈妈就把我领到了我的房间，让我睡下，并跟我说:“乖儿子，你好好睡觉，我与你好爸再说会儿话。”妈妈的这句话，是她在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这也是母亲和她心爱儿子的诀别！说完，妈妈就离开我到好爸的房间里去了。

        妈妈说要“与好爸说会儿话”，在妈妈即将要离开这世界之前，她到底与好爸说了些什么话，真是天知地知了。所有见报的妈妈临别前的话语与交待，都只是好爸给出的版本，两个人的对话，只有活着的有话语权。后来，我曾听保姆说过，在我睡着以后，妈妈一直坐在我的床沿，默默地看着我，足足坐了半个多钟头。半个多钟头里，妈妈和我说了多少话？我听不到。妈妈要离开我，离开这个世界，心里一定翻江倒海啊！人间最凄是诀别。咪咪姐姐（徐常青，京剧演员，妈妈的干女儿，长期住在我家里——清卿注）告诉我，妈妈临走前留下了五封遗书，给丈夫，给我，给学校，给咪咪姐姐，给冯喆。给冯喆的一封信是由咪咪姐姐送去的，内容也是关照冯叔叔，在她身后要多关心她的儿子，想不到冯叔叔后来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了。可惜，这五封妈妈留下的信，除了给咪咪姐姐的一封外，我至今也没有看到其他四封妈妈的遗书，我也一直在找这四封妈妈留下的亲笔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