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1909-2004），字季同，别号宇同，河北沧县人，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岱年先生1933年任清华大学助教，1936年写成名著《中国哲学大纲》。1952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78年起张岱年先生担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1979年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张先生被推为会长。张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著作等身，有极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建树。他又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导师，桃李满天下。2004年4月24日，张岱年先生因患心肌梗塞引起心衰竭，不幸逝世，享年95岁。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孔子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  
　　1909年5月出生于北京，原籍河北省献县。父亲张濂，光绪（1903年）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长兄张崧年（张申府）是中国现代哲学家，对张岱年的学术道路选择产生了直接影响。1928年，张岱年考入清华大学，旋即退学，又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被录取。1933年大学毕业时，因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被清华大学哲学系聘为助教，从事哲学专业的教学工作。“七·七”事变以后，清华大学南迁，他滞留北京，闭门著书。1943年任教于私立中国大学，聘为哲学讲师。抗战胜利后，1946年清华大学复校，回清华大学哲学系工作，1951年晋升为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直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54年至1955年与冯友兰先生共同开讲新观点的“中国哲学史”课程，1956年至1957年写成《宋元明清哲学中提纲》。1957年以言陷入“反右”扩大化的网罗，五年后才恢复教学工作。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又遭受批判。自1957年至1967年十年间，不能正常地进行学术研究工作。1979年北大党委宣布1957年张岱年属于错划，恢复了名誉和待遇。197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为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课程。1982年又开始招收中国哲学中博士研究生，任博士研究生导师。1978年末，中国哲学史研究会成立，被推为会长。1989年改任名誉会长。1983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80年代将授课讲稿整理成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又出版论文集《中国哲学发微》、《求真集》、《玄儒评林》、《文化与哲学》、《真与善的探索》、《思想·文化·道德》；又撰写了专著《中国伦理思想研究》及《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刘鄂培、钱耕森等学友建议编印文集，于是编印《张岱年文集》6卷。90年代河北人民出版社建议编印《张岱年全集》，收录1995年以前的论著，  共8卷。
　　在二十至三十年代中期，先后写了《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颜李之学》、《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中国思想源流》、《关于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谭理》等重要哲学论文，第一次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唯物论思想，阐发了中国的辩证法思想，显扬了中国人本思想，而且做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解释社会人生的尝试。受张崧年“列宁、罗素与孔子，三流合一”思想的影响，张岱年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的思路：今后哲学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在方法上，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在理论上，将现代唯物论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中华民族正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1935－1936年，张岱年写成五十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以哲学问题为纲，分别叙述其源流发展，以显出中国哲学的系统条理，其较高的学术品位为学界所公认，至今仍是中国哲学专业的必读书目。1942－1944年间，以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先后著成《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和《品德论》等书稿，分别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形式逻辑定律、唯物论和人生观，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完整的哲学结构。  

——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100周年  

文化哲学研究的先驱者  

冯国瑞  

　　在上个世纪30年代,张岱年先生综合汲取了前此的和同时代人的优秀思想成果,比较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在文化哲学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作出了杰出的历史性贡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张岱年先生不愧是文化哲学研究的先驱者。  

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研究文化发展的规律  

　　狭义地看,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的精神领域。文化领域存在着复杂的矛盾现象、特点和规律。因此,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文化问题。张岱年先生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发表于1935年《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十九、二十期的《西化与创造——答沈昌晔先生》一文中,他指出:“一切文化都有其内的对立,内的矛盾。”同年3月18日,在发表于《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十期的《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张岱年先生认为:“文化现象有其规律”。因此,研究文化问题,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把握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张岱年先生在这方面见解独到,别树一帜,他在《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又指出:“文化是发展的”,而这种发展“都是符合辩证法的。”正因为文化领域是合乎辩证法的发展过程,所以,“研究文化问题,当用科学方法,然而于一般所认为的科学方法外,还须用‘对理法’……惟用对理法,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张岱年先生所说的“对理法”,就是唯物辩证法。  

社会主义是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实现。作为社会这一复杂的动态网络系统中的重要子系统之文化系统,其演进过程的唯一正确方向就是社会主义文化。  

　　张岱年先生指出:欲谋中国新文化之建设,欲谋创造中国之将来,世界文化之趋势是不容顾及的。他还认为:“中国人要参赞化育,必须依靠科学;要实现天下大同,则舍社会主义别无途径。……而欲‘通天下之志’、‘天下为公’,只有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才能变理想为现实。”当然,就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直接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在当时尚无现实的可能性,只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但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方向,并为此而做积极的准备工作。张岱年先生指出:“社会主义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社会主义的世界性的文化必然要到来,中国必将产生新文化而成为那世界性的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人应当“时时作转入社会主义文化的准备。”这是鉴于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作出的论断。张岱年先生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现在中国也不可能,然非永远不可能。且中国文化抬头之日,必在世界已成为社会主义的天下之时。”因此,“现在的中国,在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文化之前,只能是一个大过渡时代,在这大过渡时代,应能完成过渡时代的工作。现在中国的文化工作,必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准备工作。”在这个准备阶段,中国人必须有坚定的文化建设的目标,并且为之而不懈奋斗。张岱年先生指出:“文化创造之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之创成。”文化发展的根本方法:创造的综合  

　　发展文化的根本态度与根本方法是什么?张岱年先生认为:“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什么是“创造的综合”?张岱年先生指出:“所谓创造的综合,即不止合二者之长而已,却更要根据两方之长加以新的发展,完全成一个新的事物。”这种“创造的综合”是以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对文化加以综合的创新或创造的。张岱年先生指出:“‘对理的合’则不惟必综合两方之好处,且更创造新东西以主导之。……‘对理的合’则是创造的综合。”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综合了黑格尔的对理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成立对理唯物论,更是创造的综合。”正是由于应用唯物辩证法研究文化发展之智慧启迪和马克思、恩格斯所作的“创造的综合”之榜样示范,并且结合中国国情,因此,中国文化如何遵循“创造的综合”之前进道路,也就清楚地摆在国人的面前。对此,张岱年先生指出:“文化创造主义”即是一方反对保守旧封建文化,一方反对全盘承受已在没落的资本主义文化,而主张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之创造。张岱年先生进一步认为:“惟有信取‘文化的创造主义’而实践之,然后中国民族的文化才能再生;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国民族才能复兴。创造新的中国本位的文化,无疑的,是中国文化之惟一的出路。”总之,应当汲取中外文化之精华,同时要“勇于创新”。  

　　“创造的综合”这一发展文化的根本方法,张岱年先生后来把它表述为“综合创新论”。这个“综合创新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综合汲取中外文化之优长,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理论。这一理论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对于中外文化的交融、创新,已经起了并将继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坚持文化哲学研究中的认识辩证法  

　　恩格斯指出:“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列宁认为:“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无止境的接近。”在文化哲学研究问题上,张岱年先生坚持认识辩证法,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丰富、深化、发展了他在30年代的思想,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学术品格。  

　　1984年5月,在为《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文收入《张岱年哲学文选》(上)时,张先生在该文末尾加了一段“附说”:“这是我30年代初期所写关于文化问题的文章。当时我对文化问题很感兴趣,有自己的主张:一方面我反对‘全盘西化’,另一方面我也反对所谓‘发扬国粹’、‘读经复古’,认为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文化问题。但文中对儒家‘仁’的学说的评价,未免肤浅笼统,这是一个尚待深入钻研的理论问题,今后当试图作进一步的剖析。”后来,张岱年先生果然对中国文化“作进一步的剖析”。在1990年8月12日发表的《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一文中,他指出:“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四长、四弊。四长是:1、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2、重视相反相成的思维方法;3、肯定道德自觉的人格观念;4、爱国爱族的牺牲精神。四弊是:1、尚道忽别的致思心习;2、不重实际探求的学术方向;3、忽视个性自由的人际观念;4尊尊新新的传统陋习。”在1992年4月12日发表的《中国文化的光辉前途》一文中,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独特的卓见睿智,最主要的有五点:1、对于天人关系的深切理解;2、对于群己关系的正确认识;3、‘民之秉彝’的人道观;4、以和为贵的价值观;5、‘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精神。”  

　　张岱年先生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对文化哲学问题的探讨,在30年代他的文化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丰富、深化和发展。这表明,他在文化哲学研究的问题上,自觉地坚持认识辩证法。不仅对文化哲学问题这一客体作唯物辩证法的分析,而且主体自身的认识过程和认识方法也遵循着唯物辩证法,他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