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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1887一1939)汉族，浙江省吴兴县人。原名夏，字中季，少号德潜，后更为掇献，又号疑古、逸谷，笔名浑然。常效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称为疑古玄同五四”运动以前改名玄同。语文改革活动家、文字音韵学家、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著名思想家。
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习师范，与章太炎、秋瑾等人交往。次年入同盟会。1908年，始与鲁迅、黄侃等人师从章太炎学国学，研究音韵、训诂及《说文解字》。1910年回国后曾任中学教员、浙江省教育总署教育司视学、北京高等师范附中教员、高等师范国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辑、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等。他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语文改革活动、文字、音韵和《说文》的研究等几个方面。
在语文改革运动中，他是冲击封建文化的一员猛将。他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态度很坚决。他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致陈独秀的白话信，并敦请他人用白话作文。《新青年》也在他的倡议和影响下于1918年第4卷第1号始用白话文出版。他是国语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17年，他成为“国语研究会”的会员，1919年，他成为“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员，并任常驻干事。1925年，他与黎锦熙一起创办并主持《国语周刊》。“国语统一筹备会”于1928年改组为“筹备委员会”，于1935年又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他都一直任常务委员。1931年，任国音字母讲习所所长。1928年，他曾任辞典处国音大字典股主任。1932年，与黎锦熙共任《中国大辞典》总编纂。曾参与审订由吴稚晖编写的《国音字典》。
1920年，《国音字典》由当时的大学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成为全国文字读音的标准。后经修订，更名为《国音常用字汇》。钱玄同为增修委员、起草委员，并负责最后审核。1931年定稿，改用北京语音为标准音。1932年由大学院（即教育部）公布，取代《国音字典》，成为全国标准读音的根据。他为该书写的《说明》对北京音系及其历史和概述所取音读都做了细致的描述。他还积极主张汉字改革。认为汉字难认、难记、难写，不利于普及教育、发展国语文学和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主张废除方块汉字。“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成立后，他为委员。在他参加的“数人会”的努力下，“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制订出来并于1928年由大学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成为“国音字母”第二式（第一式是“注音符号”）。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4次大会上，他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成为“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1934年，又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并自己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2300多字。1935年，大学院公布了其中的324个字。这是历史上由官方公布的第一批简化汉字。此外，他还倡导使用新式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念法、汉字横行书写等。作为一位语文改革的活动家，他为国语统一和汉字改革先后提出近20个议案，发表几十篇文章，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音韵学研究方面，他的代表作是《文字学音篇》（北京大学出版组，1918年）。这是一篇全面论述传统音韵学的著作。其中既继承了章太炎等的传统音韵学的成果，又受到了高本汉的现代语音学研究方法和观点的影响，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被多人用做大学教材。此外，他还著有《〈广韵〉四十六字母标音》（《国语旬刊》1929年第1卷第9期）、《古音无“邪”纽证》（《师大国学丛刊》1932年第1卷第3期）、《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师大月刊》32周年纪念专号）等。其中多用现代语音学的知识分析音理，拟测古音，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在文字学方面，他著有《说文部首今读》《说文音符今读》和《中国文字学说略》（《教育今语杂识》1910年第1期）、《说文部首今语解》（《教育今语杂识》1911年第5、6期合刊）、《中国文字形体变迁新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1919年第1卷第1期）等论著。
1887（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九月十二日，钱玄同生。原籍浙江吴兴（清湖州府归安县）。姓钱，名夏，玄同以字行。少年时字德潜，改掇献。号疑古，有时自称疑古玄同。父振常，清光绪间举人，曾官吏部主事，晚年为绍兴、扬州书院山长；又在苏州工作。年六十二，始生玄同。玄同从幼生活在苏州。兄钱恂，号念劬，清末曾任中国驻日本、英、法、德、俄、荷兰、意大利等国使馆参赞及公使。钱恂夫人单士厘（字受兹，浙江萧山人），是我国最早迈出闺门、走向世界的知识妇女之一（比秋瑾、何香凝出国都还早），著有《癸卯旅行记》、《归潜记》、《清闺秀艺文略》等。钱恂比玄同大三十四岁，单士厘在《清闺秀艺文略》跋语中称玄同为“玄同小郎”（“小郎”即“夫弟”），玄同和其侄稻孙的年岁差不多。
清光绪末年赴日本国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在日本国拜见章太炎（炳麟）于《民报》社，章太炎介绍他加入同盟会，同时听章太炎讲文学音韵学。结识的许多章门弟子，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
宣统年间归国，任浙江嘉兴中等学校国文教员。辛亥革命后，钱玄同先在杭州教育专署任科员、视学；1913年到北京，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教员。后又长期在国立北京大学兼课。1917年加入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为会员，兼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致力国语运动。北京高等师范系今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钱玄同从1913年到北京高等师范执教，连续在北京师范大学任专任教授二十余年。他讲授的课程，以音韵学为主，还有“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并长期任国文系主任。
1917年，他向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投稿，倡导文学革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揭幕人之一，成为鼓吹新文化，攻击封建主义，提倡民主、科学的勇士。他提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口号，明确了新文学革命的对象。他在一篇《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的《写作大纲》中提出改革大纲十三事，如用“国语”作文；规定语法之词序；小学课本、新闻纸旁注注音字母；文章加标点符号；用阿拉伯号码和算式书写数目字；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等，都是有关文化教育方面重大改革的首倡。
《文学学音篇》是钱玄同1917年在北京大学预科讲授文学学音韵部分的讲义。它是中国第一部音韵学通论性的著作，首次把古今字音的演变划分为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现代六个时期，形成了第一个完整的汉语语音史分期方案。这种历史的观念，超越了传统音韵学有点有面而没有历史的研究方式。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观念指导下，《文学学音篇》首次把近代音列入研究内容，指出《中原音韵》是近代北音的上源，拓宽了音韵学的研究范围。从历史的观念出发，钱玄同分五章系统论述了古今音韵的发展。他从“注重之点，尤在应用方面，不以考古为重”出发，把论述重点放在“于考古通今，其用甚大”的《广韵》和由读音统一会讨论制定，当时尚未正式颁布的国音字母—注音字母上。
1918年至1919年的《新青年》杂志，钱玄同是轮流编辑之一。在这期间，他曾动员鲁迅给《新青年》写文章。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是钱玄同催促他写出的头一篇作品，并且头一次用鲁迅作笔名。如众所周知，《狂人日记》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 钱玄同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也是很显著的。他所著的《文字学音篇》是我国高等学校最早的音韵学教科书。数十年来，影响颇大，迄今仍为音韵学家所称引。当代许多音韵学家如罗常培、魏建功、白涤洲、赵荫棠、王静如、丁声树等或是他的学生，或受过他的教益。名史家黄现璠曾是他的研究生。钱玄同对于“经学”创见甚多。他有两句名言：“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他发表在《古史辨》上讨论上古历史和儒家经书的文章，独见很多，影响很大。郭沫若对钱玄同在古史研究方面的一些观点非常赞赏，说：“这些见解与鄙见不期而同，但都是先我而发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钱玄同在国语运动、文字改革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他把文字音韵学精深的学术研究应用到国语统一、文字改革的实际工作中来。他既是国语运动的理论家，又是语言文字工作的实干者。他早年积极宣传汉语改用拼音文字，曾采用国际音标制定汉语拼音字母。后来他和赵元任、黎锦熙等数人共同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1935年他抱病坚持起草了《第一批简字表》。可以说。建国以后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钱玄同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做过很多坚实的奠基工作，他称得起是文字改革工作的前驱。 钱玄同反对封建主义文化制度，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写过一篇《关于反抗帝国主义》的文章，他把反帝和反封建两项战斗任务结合起来考虑，主张一面积极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一面用民主、科学思想和现代的文化知识“唤醒国人”，使国人爱护自己的国家。他也说过“欧化”，说中国根本改革之路在“欧化”，他对“欧化”的解释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九一八”事变后，他痛恨日本国帝国主义。
1933年，日寇侵入华北，他曾把眷属送到上海去住，自己也想离开华北到南方去。当年他写信给黎锦熙、罗常培说，自己“既无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能力”，只能以教书“骗钱糊口，无聊极矣！可耻极矣！”可见他精神的痛苦。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开始，北平沦陷，北平师范大学西迁陕西。钱玄同因病未能随校赴陕，也未能南下，只得留在北平，1938年春，他恢复了旧名“钱夏”，表示“夏”而非“夷”，不做敌伪的顺民。他常间接寄语随北平师大迁至城固的好友黎锦熙等，说“玄同绝不污伪命”。
1939年1 月14日，钱玄同还到孔德学校处理李大钊的遗留图书《九通》，把它卖给当时的北京女师大，帮助解决李大钊的子女生活窘迫问题。1月17日，钱玄同忽然右脑部溢血，在德国医院逝世。 钱玄同逝世后，当时的进步刊物《文献》上发表署名乐颜的《悼钱玄同先生》中说：“五四”时代文化运动中钱玄同的“斗争精神的表现几在任何一位同时代的斗士之上”，“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是现代转变期的代表人物”。又说：“平津沦陷以后，北方文化界处于暴日的铁蹄之下，居境非常悲惨；但钱先生保持着高洁的节操，虽和钱稻孙有叔侄之亲，和周作人等有友好之谊，仍然不受包围，不被污辱，这种难能可贵的民族精神的表现，也是使得我们感动兴奋的。壮年以斗士领导青年，中年以学者努力学术，晚年以义士保持名节，钱先生总算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国家民族的一位完人了。”
钱玄同最早提出废除汉字口号。其子钱三强是著名的物理学家。
八十年前，有一位三十二、三岁的中年人在四处奔波。他身材不高，戴着近视眼镜；夏天穿件竹布长衫，腋下夹一个黑皮包。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了高谈阔论的声音。他就是钱玄同。之所以四处奔波，是为了约稿，或跟友人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面临的种种问题。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中，钱玄同可说是一员骁将，一位急先锋。他虽然并不是发难者，但却最早给发难者以强有力的支持。1917年初，当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钱玄同立即在该刊2卷6号发表《通信》作为声援，内云：“顷见5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此后，钱玄同又发表了《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等重要文章，提出了文章应加标点符号，数目字可改用阿拉伯号码，凡纪年尽量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元，书写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移”等主张。钱玄同的出阵，使陈独秀、胡适在寂寞中深受鼓舞。陈独秀对钱玄同的“崇论宏议”表示“钦佩莫名”。他在复钱玄同信中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不景从也。”胡适说，钱玄同对他的赏识使他“受宠若惊”，“自信心更强了”；又说，“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尤其重要的是，钱玄同将“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确定为文学革命的对象，击中了当时摹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选》所选骈体文的旧派文人的要害。钱玄同认为：“六朝的骈文满纸堆垛词藻，毫无真实的情感，甚至用典故代替实事，删割他人名号，去迁就他的文章对偶，打开《文选》看，这种拙劣恶滥的文章，触目皆是。直至现在，还有一种妄人说，文章应该照这样做。《文选》文章为千古之正宗。这是第一种弄坏白话文的文妖。”可见，钱玄同是从更新文学观念和促使文章发展与时代发展步调一致的角度反对“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
作为文学革命的声援者和呐喊者，钱玄同并不兼事创作，一生未做过一首新体诗。但是，钱玄同却有很深的文学造诣。早在清末留学时期他就跟章太炎先生合办《教育今语杂志》，用白话文撰写论文。坊间流行的《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文章多出自钱玄同手笔。归国后他又在浙江办过《通俗白话报》。第一篇近于白话的论学书，就是钱玄同与陈独秀在《新青年》3卷6号发表的通信。《新青年》杂志从4卷1号起刊登白话文章，使用标点符号，也是钱玄同宣传、鼓动、争取的结果。此后，钱玄同用白话撰写了大批杂文，对守旧文人和封建遗老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的文风慷慨豪放，有如长风穿谷，奔流击石，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有较高建树。
催促新文学作品诞生并予以奖掖支持，是钱玄同“五四”时期又一历史贡献。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就是鲁迅在钱玄同的敦促下创作的。为约请鲁迅替《新青年》写稿，钱玄同常于下午4时来到绍兴会馆，一直聊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到位于琉璃厂的北高师教员宿舍——他把这种长谈戏称为“生根”，意即坐下不走，屁股生根。张勋复辟失败之后的1917年8月，钱玄同跟周氏兄弟在补树书屋的老槐树下有一场石破天惊的谈话。当时鲁迅正用钞古碑的方式消磨岁月。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好比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而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钱玄同斩钉截铁地反驳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于是鲁迅终于答应了钱玄同的请求，写出了振耳发聩的《狂人日记》。对于胡适尝试用现代白话作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不用古语，不抄袭前人诗里说过的话，钱玄同表示“非常佩服，非常赞成”，赞扬他“知”了就“行”，以身作则，做社会的先导。
然而，钱玄同的学术造诣主要还是体现在文字学中的音韵部分。他既得章太炎先生真传，又能综合顾(炎武)、江(永)、孔(广森)、段(玉裁)、戴(震)、严(可均)诸家之长，铸古融今，自创系统。由于他能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研究古韵，卓然成为音韵学界“古今中外派”的集大成人物。
在中国近现代的国语运动中，钱玄同的建树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审定国音常用字汇(历时十年，合计一万二千二百二十字)。二、创编白话的国语教科书。三、起草《第一批简体字表》(计二千三百余字)。四、提倡世界语。五、拟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此外，他执教近三十年，开设过“古音考据沿革”“中国音韵沿革”“说文研究”等课程，为中国语言学界培养了大批英才。
在评介钱玄同的学术成就时，我们决不能忽视他在史学界的贡献。他既反对“泥古”，又反对“蔑古”。他辨真伪，审虚实，求真信，成为了承袭清代道咸年间今文家极盛余绪而又启发现代用科学方法扩大辨伪运动的第一人。一般人多以顾颉刚为古史辨运动的领袖人物，殊不知在这方面对他启发最大的是钱玄同，是钱玄同要他重新清理今古文之争的公案造成了他辨古史的动机。早在1920年，钱玄同对顾颉刚说：“今文家攻击古文家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具一齐撕破。”顾颉刚认为这是一个极锐利、极彻底的批评，是一个击碎玉连环的解决方法。他回忆说：“我的眼前仿佛已经打开一座门，让我们进去对这个二千余年来学术史上的一件大公案作最后的解决。”
任何人的学术成就都不是孤立取得的，都不可能与其人格无关。凡是跟钱玄同先生接交过的人都能感受到，他是一个个性十分鲜明的人。他为人正直，生活俭朴，论学无门户之见。与人交谈时话多而急，庄谐杂出，尤娴于近代秘闻轶事。“打通后壁说话，竖起脊梁做人”就是他的处世原则。他坚信凡事总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因而能服膺真理，追赶时代。他年少时一度赞同保皇派主张，认为“皇帝圣明，德泽广被”，因而撕毁谭嗣同的《仁学》，斥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书》是“叛逆之论”。1903年至1904年间受章太炎、邹容影响，很快就确立了民族民主革命立场，剪辫排满，义不帝清。
不过，钱玄同也有一个遭人非议之处，那就是偏激。钱玄同也承认，他的主张常涉两个极端，十分话常说到十二分。但这种“偏谬精神”往往包含着合理的内核，其核心是反封建精神。在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也几乎要流血的旧中国，在跟肉体和精神均已硬化的顽固派作斗争的过程中，非有大力难开新地，非有坚兵难摧敌垒。
钱玄同晚年因国事蜩螗，外寇侵凌，常满腔孤愤，抑郁难语，“魂忽忽若有之，出不知其所往”。自热河沦陷后，他有约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但同时也使他更坚定了反帝爱国立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经留日的钱玄同即与日人断绝交往。1933年5月，他书写了《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墓碑》。1936年，他跟北平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提出抗日救国七条要求。日寇占领北平后，钱玄同复名钱夏，表示是“夏”而非“夷”，决不做敌伪的顺民。他蛰居养疴，誓不伪命。1939年1月17日因右脑溢血猝逝，终年52周岁。
钱玄同一生在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国语运动、古史辨运动以及音韵学诸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的国家、民族决不会忘记这种使它们引以为自豪的历史人物。由于钱玄同多议论，少著述；加之他对于旧作采取了一种近乎苛求的态度，以致他的文章还从来没有系统搜集，辑佚成册。虽然钱玄同并未因其少著专书而损及其学术声誉，但他的文章未能结集出版，毕竟影响了他学说的传播，不利于对他进行全面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准确的历史定位。
不耻向学生求教的大教授
钱玄同虽说在判卷方面架子极大，但说到治学求知，钱先生则是虚怀着谷，常常不耻下问，充分体现了一位著名学者严谨的治学风范。
钱玄同在北大讲授的是音韵学。他口才流利，思维敏捷，讲课时滔滔不绝，风趣诙谐，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但是，在一堂讲授广东音韵的课后，他竟收到了一位广东籍学生李锡予的信，对他的讲授提出了不同意见。
钱玄同认真地阅读了李锡予的来信，认为李讲的有道理。下次上课时，钱先生当众宣读了李的来信，他不仅表扬了李锡予，还坦率地承认，自己不是广东人，对广东音韵确实是不甚了解。同时，他还希望同学们都能独立思考，对他讲课中的不当之处，多多提出批评与纠正。钱玄同作为闻名中外的著名人物，竟能不耻下问，虚心向学生求教。他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深深地赢得了广大师生们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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