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很不同意顾彬的评价

　　顾彬先生说的语录———中国文学是垃圾———尽管顾彬先生申辩说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但这样的语录要改变很困难。我们要允许汉学家的误读，同时要保持差异性。我觉得这种态度是我所欣赏的。其实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未必全是顾彬先生的误读，同时还有媒体的误导。但我们中国的文学研究者要保持自己的差异这是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差异性，就是无作为的差异性吗？

　　90年代初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一起合写了一篇文章试图提出“中华性”的问题，但很快地被国内学界打压下去了。因为人们从中看出一些民族主义的味道。杜维明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很值得重视，他说西方学者都有“知识谱系”，但中国当代学者是没有“知识谱系”的。这句话是很刺激我的。我觉得我从21岁的时候开始读康德黑格尔，一直到今年我还出了一本关于德里达的书，我非常清楚我做这项研究面对的知识谱系是什么，但作为中国的学者，我又确实不知道怎么从老子、孔子再到马克思、福科和德里达来建构一个协调而清晰的知识谱系。因为知识谱系的不清晰，我们的立场和方法也并不明确。

　　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洪子诚研究了五十年，我研究了快三十年，但面对世界文学的框架，我们没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的发言权？中国文学60年的历史，我们有没有办法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中来给它确立一个价值？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看待和评价它？我们在这一世界性的语境中的立场是非常混乱的。我们没有办法在世界文学的价值体系中解释这60年。

　　顾彬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我是非常佩服和赞赏的，尽管对你的立场和观点我依然有批评。但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我是不太同意的，甚至很不同意。

　　唱衰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存在

　　如何评价1949年(或更早些1942年)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关键是如何给出文学史的和文学价值的评价，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难题。中国在那个时期那么多的文学家，甚至有些人是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国文学献出了一切。而我们如果仅仅是用“政治化”来概括这个时期的文学，用“集权专制”底下的意识形态的附属品的文学来给予定位，这对那个时期的人是不公平的。我们现在重读《红旗谱》、《创业史》、《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等作品，我觉得那不仅仅是“政治”二字可以封存住的。我在上课时，随便在《创业史》中抽取出一个场景，一段描写，即使是现在的80后学生都十分欣赏。他们说想不到那时的文学写得那么的精彩，那时描写的人物并不亚于现在的文学水准。当然历史背景不一样的，有很多被“政治”这个概念完全遮蔽的东西，我觉得今天可以用新的理论理解和阐释它，打开另一个空间。

　　我以为今天的中国文学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说这句话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是不会有人同意的。我是孤掌难鸣。在今天我会更加地孤立。其实唱衰中国当代文学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主流的媒体和中国的批评界就存在的。因为90年代退出批评现场的一批人也认为中国再也没有好的文学。媒体的兴起也围攻文学的一个场所，因为媒体是要“骂”才有人看。他们觉得骂文学最安全，骂别的很困难也不专业，所以到处是骂文学的。所以顾彬先生的言论正好中了中国媒体的计，至少和他们是“一拍即合”的话。你这么有分量的人，代表着世界文学水准的人说这样的话，所以媒体一下子就把它渲染得无边无际。于是很长时间我们都不敢说中国文学好。

　　对当代汉语小说的几点肯定

　　我今天要壮着胆子为当代汉语小说说点肯定性的话：其一、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例如，阎连科的《受活》。其二、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能够穿透现实、穿透文化、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如贾平凹的《废都》与《秦腔》。其三、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永远的异质性，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汉语自身的写作，按汉语来写作：例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其四、汉语小说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例如，莫言的小说，从《酒国》、《丰乳肥臀》到《檀香刑》、《生死疲劳》。

　　我强调要有中国的立场和中国的方式，并不是要与西方二元对立，更不是要抛开西方现有理论知识及其美学标准另搞一套，而是在现有的，我们吸收西方理论及知识如此深重的基础上，对由汉语这种极富有民族特性的语言写就的文学，它的历史及重要的作品，做出中国的阐释。这与其说是高调捍卫中国立场，不如说是在最基本的限度上，在差异性的维度上，给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普遍美学的中国美学的异质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