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标志着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变革，中国的文化以及文学艺术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毛泽东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新中国文艺发展方向的指导性文献。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等，成为发展文艺事业的基本方针。

艺术要服务于大众，艺术家首先要从人民大众的实际需要出发，要了解他们关心的问题和艺术接受的能力。在延安时期，人民大众的主体是工人、农民、士兵；1949年之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包括知识阶层在内的城市居民的比重日益增大，人民的范围也由此扩大。变化不仅发生在数量上，而且更反映在他们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上。艺术服务的对象的变化，必然反映在艺术的各个方面：从创作题材、形式语言到展示方式。

人们在讨论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方针时，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这仅仅是指艺术的普及或大众化的层次，而不是指高雅的艺术形式。其实，艺术服务于大众不仅是对那些通俗易懂艺术形式的要求，而且是新中国艺术发展的基本方针。  

新中国的美术创作之所以没有在普及的层面上止步，一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是要在满足和人民审美需要的基础上提高他们的艺术欣赏水平，适应他们的精神需求；二是我国有一支矢志于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和训练有素的艺术家队伍。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探索艺术创作奥秘，他们逐渐懂得，为大众服务的艺术同样要追求形式美感，要具有艺术感染力。  

美术的成果

在20世纪一段很长的时期，出于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的需要，从西方引进的写实艺术受到一些文化启蒙学者们的推崇。他们认为，用写实的艺术语言叙说历史和现实事件，刻画真实的人物形象，配合政治斗争，能启发和动员群众参与社会变革。由此，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写实艺术成为主流。西方自文艺复兴至19世纪的现实主义美术受到欢迎，而西方的现代主义则受到排斥和拒绝。从艺术平衡学和艺术多元论的观点看，新中国五六十年代的艺术格局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在西方20世纪现代主义思潮迭起、写实艺术走向全面式微的情况下，在中国崛起的写实艺术潮流，也是一道耀眼的风景线，从世界艺术的大格局看，它与当时苏联、东欧的写实主义艺术一起也成为西方现代主义的制衡力量。

至于新中国写实主义美术的成果，应该说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突出表现在写实油画、版画、雕塑和国画人物画方面。这些美术门类中的众多的人物形象，组成了中国现代人物形象的长廊，生动地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反映了屹立于东方的新中国的形象和人们的精神面貌。  

20世纪以来形成的中西融合的写实传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并没有中断，虽然它不断受到现代主义和前卫艺术的挑战。一些执著于写实风格的艺术家继续在钻研写实技巧，使写实艺术更为精进、纯粹，突出的例子是21世纪初在北京形成的中国写实画派。  

新世纪的美术探索

在中国画领域，人们在反思了上世纪一段时间“改造”中国画所走的弯路之后，对笔墨语言更加关注。但是具体到人物画创作，人们认识到，西画引进后重视写实造型能力和提倡写生方法，对中国画的人物画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即使在山水画领域，适当引进西画的造型观念与技巧，也是有益于创新探索的，李可染的山水创造成果便是最好的例证。  

探索性或前卫性的艺术可能为人民大众服务吗？我想回答是肯定的。读读有关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文献，我们便可以了解西方这些前卫艺术家不少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他们要把艺术从象牙塔圈子里解放出来，要让艺术从博物馆走进大众。他们的做法也许比较激进而不可取，但是他们拥有的这一理想值得我们关注。  

艺术上的“懂”也是一个广泛的、不确定的概念，许多人同时看一件艺术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喜欢或欣赏，甚至有不同的理解，即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不能用旧的思维方式要求每一件作品立即为绝大多数人认可。当然，一时只为少数人理解和赞赏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征服越来越多的观众，这一点已为中外艺术史上的无数事实所证明。不过前提是，这些艺术家的心态是纯洁、真诚的，心里是装着社会大众而不是谋私利的；是符合艺术规律和有前瞻性眼力，而不是靠胡作非为或一味追求荒诞怪异来哗众取宠的。

显然，在新形势下坚持和执行艺术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方针对艺术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仍然要积极支持和大力扶植易为大众所理解、接受和欣赏的艺术品类和形式，在这项工作中要注意提高“俗”艺术的格调，防止和抑制可能出现的低级趣味；另一方面，要积极扶植高雅艺术，培育能反映我们时代精神，有鲜明民族气派的艺术品。  

对我们艺术家来说，不论用何种方法从事艺术创作，心里要永远装着哺育着我们的广大人民，要从他们的根本利益出发来从事自己的艺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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