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一个世代的时间，我们中国人的世界眼光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三十年前的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人出过国，外人到了中国的街头，都多是带菌者、危险分子、特务，今天的我们已经可以平常地看待外人了。七九八的先锋艺术家、北京的学者、环保志愿者、江浙商人、丽江的平民，甚至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姿态做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及中国特色的原教旨分子，都会跟外人坐在一起。

　　我们的进展是显然的，但又是缓慢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一如我们跟生活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一样，我们跟外人的关系也难得从容平常。跟国际惯例接轨也好、融入国际社会也好、做世界工厂也好，在跟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比如G  8成员国打交道时，我们至今少有真正的平等认知和交往，少有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少有友直、友谅、友多闻一类的共勉和分享。一如我们对自家的历史和现实说不清楚，对周边国家，如俄国、印度、美国等大国，我们在盲目中又有着冷漠、势利和狂傲。

　　在这中间，我们跟日本的关系是最为严重的。对日本的误解使得我们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反日分子，其甚者就是在2005年爆发的反日游行。在一个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就的前现代国家里，对邻国不是因为具体的政策而由相对应的阶层和社会集团表达利益诉求、国策呼吁，而仍是由学生和社会青年上街表达意见和情绪，这种反日游行跟一百年前的反日浪潮相似，多少说明了我们的成就要大打折扣。

　　我们今天处于一百多年现代转型的收获期，尽管未来尚不确定，但确实，我国国势不可阻挡地突破了“亚洲之中国”的封闭状态，进入“世界之中国”。一百多年来国际关系体系的改变，今天的我国终于在开放中受惠受益，并成为G  8们不能不正视的大国。如何面对这个摇晃站起来的“睡狮”或“大象”，是国际社会十多年来的新课题。直接的军战没有什么可能性，席卷多国的金融风暴以及大大小小的商战、贸易战没有吹动狮象毫毛，思想文化、知识技术等方面优劣立判却击不垮我国由老茧、糙皮或厚颜围裹下的心灵感觉。这一切，对其他国家如果还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对日本来说，却是意味深长的。

　　无论华夏变夷，一如第三第四罗马一样，日本曾有另一华夏中心之认知；还是脱亚入欧，日本成功地现代化，摆脱了华夏文明的制度影响，而成就了另外一种有日本特色的文明国家，但这一切都不曾得到中国“老大”的承认。成功者一言难尽的类似“衣锦夜行”感觉、富贵者不得返乡或返乡不为人知的寡淡、无从展览，实在是不利于自处并与他者正当有益地共处。日本一直寻找着角色，它曾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国家体系里优秀的持自己意见者，今天它又是民族国家体系里优秀的一员。它的勤勉、刻苦、敬业举世闻名，因此，它才会有浴火重生，废墟上迅速站起的国力。在发达国家的俱乐部里，日本是惟一的亚洲国家，但回到亚洲是它的必由之路，但它需要亚洲的承认。

　　这是一个较真生活的民族，也是一个渴望创造性认同的民族。1949年，年仅42岁的日本物理学家、京都大学教授汤川秀树因预言“中子”的存在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消息从斯德哥尔摩传来，“给战败的日本带来一束光”，让尚未完全从美军轰炸的瓦砾和战争的疲惫中站起身来的日本国民再次看到了自信和希望。这个民族确实值得自豪，自那时起，日本已经获得包括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化学、医学与和平奖的12个诺贝尔奖。诺奖大国，这个标杆性的世界知识生产前沿地带，证实日本确实接轨了世界知识，甚至它是世界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老大中国的汉语知识仍只是地方知识的一种而已。日本的硬通货日元曾经施惠于周边国家；而人民币当时只是盯紧跟紧而已。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中国人仍死硬地不给日本以理解之同情，反而一再敲打它的爆发、它的罪错。在今天，中国俨然全世界都得买账的对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也会超越日本，中国的块头无可争议地大过日本。在朝贡国家体系中，日本伸展得并不舒适遂意；它今天在民族国家体系里仍难望项背。无论爱恨与否，希望如何，跟这个目前还暧昧的不可理喻的大陆相邻，是日本的宿命。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在开放的国际社会里仍封闭地想象日本式民主的可怜可笑，我们仍把日本当作中国人的一个副本，可厌恶的乡亲，是一个无主体意识在远交近攻中有待征服的异族，我们从未想过，日本已经是一个可以交往沟通的它自己，日本有着强大而可持续创造发展的自性，已经是一个制度保证政治文化多元多样的社会，已经是一个有其应得荣誉、责任和权利的主体国家。日本的国民可以跟我们坐在一起喝咖啡，如果我们不带阴谋论的有色眼镜观察，他们是文明的、善意的、彬彬有礼的，甚至带有一点点儿怜悯地看待我们中国人———  当然有人会说日本人骨子里看不起我们，但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今天的日本人出现在我们面前，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文明的“活广告”。我们都知道做惯老大或大家长的人不习惯有人崛起，但我们仍得承认并习惯日本已经先富、争气、独立、出息、自成天地并给世界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我们应该给予人家荣誉、名分、权利，以促使它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应该在跟他们一起喝咖啡后完善我们自身。

　　这种比邻而居，本来可以是亲善的、和平争奇、相辅相成的。但不幸，由历史、政治家和国家尊严、利益纠缠不清的问题大大伤害了两国的邦交和国民心理。这是直到今天仍有待改变的事实。幸运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作家、科学家、思想家、普通国民乃至政治家都能明白，今天一国国民之福祉绝非建立在对邻国的征服或围堵之上。数千年的人类史证实，军战给当时的人民带来的无尽的灾难，而近代以来的商战和学战不过是一些忽视民漠的自大的概念，从来没有给本国和他国的人民带来持续的福利。边贸、互市一直是民族国家体系以前民众的愿望，消除贸易壁垒、与国际惯例接轨、给予国民待遇等一直是现代国家的人民的愿望。努力争取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福祉，这也包括从邻居那里受益受惠。

　　当今不少政治家多谨慎表态，而民众也多肆意发泄，肉食者鄙，民众乌合，都未能远谋。值得注意的是，中日两国仍有不少作家、学者，努力传达一种理解之同情和认知理性，以消除误解，为中日的新关系职尽绵薄。本书的作者刘柠先生就是近年来活跃在两国媒体间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以布衣之身致力于解读中日问题，他的日本观、中日关系观经历了一个过程。但自从他扬弃了民族主义，而进入一种更开放的民族主义境地，获得了自由民主的眼光和胸怀，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阐述本身也是文明的“活广告”，是文明言说和文明对话的体现，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一个中国作家推进两国国民亲善相处的情怀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