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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芙康:文学需要什么样的评论?
发布时间:2009/10/2  阅读次数:14500  字体大小: 【】 【】【
        中国社科院的李建军,很多年前,寄给我们批评长篇小说的稿子。一读,就知道这位作者对路子,《文学自由谈》添了新同志。他的文章,很勇敢,说三道四全然无顾虑,又很单纯,没有绕进文坛的人际关系。他曾宣称,他景仰的文人中,鲁迅第一。可能是爱屋及乌,这个乌,是鲁迅先生乌黑的胡须。于是,印象中的李建军,上嘴唇总养着一撇鲁迅式的短胡。我其实不是要说他的胡子。想说的,是他做评论的状态。有一段时间,他张扬李四,质疑张三,除了整体的估价,更多的是,从作品的细部辨认黄金与黄铜,很详实,不虚乎,常叫人有板上钉钉的感觉。比如他拿一些名家的长篇作靶子,很像是显微镜下使解剖刀,或者说人家这个词用“过”了,那个词用反了;或者说人家这句话叠床架屋了,那句话残缺不全了。总而言之,话不留情,却都在理,又含着见识。便觉这样就好,无论对读者,还是对作者,隔靴搔痒、隔山放炮的废话越少,就越有警醒和提高。  

        但是有一天,我俩通电话,我却鬼使神差地劝他改弦易辙。我说,不要学我,给人改稿,终无出息。就连一些有志向的编辑,给别人改了几年稿子,往往都洗手不干,当作家去了。作为评论家,吹毛求疵于作家的字、词、句,你说得全对,也不显得你多高明;你部分说对,或不小心大部说错,肯定反落话柄。所以,偶一为之,可以。但如过于上心,当作正事来做,只会像背人爬泰山,流大汗、挣小钱,费力不讨好。  

        其实,我这样说,是期望他不要孤家寡人,应该与时俱进,让自己的评论罩上时尚的光圈。  

        建军显然不以为然,但并不驳我,听他电话里时而浅笑两声,表示出他的大度。不过后来慢慢发现,他的批评文字,似乎有意无意在减少甚或避免从前的“琐碎”。于是让人感觉,不断修炼自己的李某人,已渐渐显露出大牌评论家的气象。  

        大牌评论家动笔,异于寻常写手的地方,甚多。最突出的特征,可用“宏大叙事”概括。这四字无须过多解释,也不必四处搜罗例子。从一段时间内的文艺类报纸上,你可以找到许多范文。尤其是隔三岔五,整版整版地弘扬某人某书,则通常是宏大叙事的集中展演。此外,在各式各样的文学研讨会上,亦可随时欣赏到宏大叙事的丰采。对此,想必读者都已多有领教,这里不做啰嗦的描绘。  

        只想说,宏大叙事,语声高亢,属于主旋律;词藻高蹈,适合打广告。之所以能大行其道,绝非偶然,是商品经济时代的产物,深得上下左右各色人等的青睐。发展下来,自然而然就成了评论的一种格式和尺度。  

        有一回,在北京研讨天津作家王松的小说。事后一家报纸要刊出发言“纪要”,我于是免了客套,整理出一段话,大意是:我和王松虽同居一城,平日各忙各的,反倒没有机会聊天。前年,看过他一部小说,有几句阅读心得想说给他,因无缘碰面,故至今未遂。那部小说是一次参观活动的产物,我一直觉得,写作者平日深居简出,干活儿辛苦,偶遇热闹场合,完全可视为呼朋引类的放松与调节。从组织者的角度看,采风之类,无非是行为艺术范畴内的表演。既是表演,张罗者全有目的。作家们被盛情相邀,写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的,投桃报李,用文字“配合”一下,倒是说得过去。而惟有小说这种样式,作急就章式的呼应,则大不合适矣。所以趁今天祝贺王松的机会,说出一直想说的话——作为已经步入成熟期的小说家,已经成为不容文坛忽视的小说家,一旦进入创作的构思与操作,最好能以一种纠缠般的劲头,揉搓自己熟悉的题材。凡属陌生领域,又未经先行吃透,则应避免涉足。姑妄言之,仅供王松参考。  

        我这样说,哪里只是让王松参考。因为王松这回的写作,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其实是个偶然,此前在题材上,不曾有过功利的表现。但就整个创作界看,并非个案,说给大家,或许有用。但等到“纪要”出笼,独独少掉这段话。记得那日与会者叙事多宏大,颂词满堂飞。我的试图不同的声音,其实取舍已定,自无发声可能。常言说,世道如何如何,瞧瞧各类研讨会,对文坛之世道,也就可窥一斑。  

        宏大叙事,以鼓励作家为己任。其实,作家是不用鼓励的,尤其不宜用宏大叙事的方式去鼓励。依我多年体会,很少有作家真心诚意地当自己是学生。他叫你“老师”,可能出于出道不久的礼节。羽翼丰满之后,仍尊你为师,往往已演变为一种调侃。所以,对于作家的创作,你不妨实话实说,完全不必用虚话宠他。也是一次在北京参加研讨会,庆贺重庆作家张于新书问世。此书图文并茂,皆出自张于之手,令与会者惊呼一片。有人说,昨晚拿到书,大受震撼,彻夜难眠,今天来的路上,还收脚不稳,连翻几个跟头。据我耳闻,张于好身手,又能写书又能画画,实在多才多艺。他的文章好,能签高版税;他的油画好,能卖好价钱。我当场受左右感染,也特别想赞美他,而费劲想出的好话,却全有人先我出口。但见张于还算扛得住,花言美语的颂歌前始终面带谦恭。我犹豫半天,还是说了一段非表扬的话:  

        张于出版了一本展示他才华的书,今天又收获到丰富的鼓励。这是不容易的。很为我的老乡感到高兴。以后的日子,张于如果想油画玩得更好,文章写得更妙,让这两件事情齐头并进,当然是我们期望的。但这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如果做专业,张于最好在画和写之间有一个选择,不然你的两头通吃,势必两头扑空。因为文学界不会承认你,美术圈也会置疑你。被人说三道四的结果,你可能就被耽搁了。你看眼下文学艺术圈里头,通吃、横扫的角色,一定是具有非凡的创造才能的人,或者一定是具有非凡的忽悠才能的人。但我说的可能大错,提出来仅供张于参考。  

        我又说了个仅供参考,其实并非只想说给张于听。人在世上,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全才是极少的,“术业有专攻”的规律是不可以违反的。宏大叙事者不管这些,只要被研讨的“才子”高兴就拉倒。散会后张于说我讲得对,其模样很真诚,我也就放了心。我这人的性格,自知有弱点,说话常无遮拦,又生怕惹人赌气。  

        看而今的评论,宏大叙事已经蔚然成风。听发言,看稿子,很容易就打头碰脸,叫人避之不及。有时候,忽然心中一动,不禁想起李建军,竟有些怀念他前些年的批评姿态,也就往往同时心生反省。建军当初的方式或许并无错,与虚张声势的宏大叙事刚好相反,不妨称之为“文本细读”吧。文本细读,搜寻作品的瑕疵,就像庄稼地里除草捉虫;寻觅作品的优长,就像夏收季节田间拾麦穗。都得头顶烈日,都得弯腰动手,都得出力流汗。其实有过田野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农事劳作除了辛苦,也常会有其独有的快乐和诗意。而那些撑着太阳伞站在田坎上赞美劳动的人,甚至凭靠电视画面讴歌丰收的人,哪里会有切身的体会?  

        这些年,就我目力所及,文本细读的评论越来越少,甚至濒于绝迹,导致生态失衡,忘乎所以的作家因此越来越多。我翻开一部长篇,在紧挨着的千把字里,遇到九个“笨蛋”;我翻开另一部长篇,在头两页之内,撞见六个“历史”。前者是为了体现作家的性格,后者是为了展示作品的深度。这两部捉襟见肘的小说,都受到了热捧。热捧者正是那些惯用宏大叙事的评论家。小说区别于说书,不仅仅要故事,更要强调语言。有人会说,说书也属于语言艺术。此话不错。但口头的艺术语言与书面的文学语言就是不同,且有大区别。光从实际情形看,若讲说书的普及,其家喻户晓,小说连个零头都赶不上。但是否因此就可以说,曲协的编制应扩大,作协的机构应取消呢?评论家的文本细读,往往正是对文学语言的评估。如果这种评估也能蔚然成风,上述成群结伙的“笨蛋”和“历史”,早就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山西有个李国涛,主要写小说,偶尔也写评论。最近读他一篇成一小说的读后感,文字安静、素朴。不把成一的小说一句一句地读过,是断然写不出的。尤其读到最后,他挑出小说中的“余之寒舍”四字,看似寻常,却让人玩味不已。宏大叙事的眼神儿,在这些细微之处,只会飘忽而过。又读过一段胡适谈张爱玲《秧歌》的话。胡适收到《秧歌》,整整三月才写出那些评价。时间不短,一是证明胡适忙,二是证明胡适确实读书了。接着,胡适谈到了粥、麻饼、棉袄之类,铺陈得如何之好,又说到了同一个人第160页的年岁与第205页的差距等等。所有的话,谨严实在,没有一句露出虚热的征兆,令人心有所悟。看李、胡的文章,关注点似乎全在细微处,其实才是大手笔。读过他们那样的评论,往往会随之产生读原作的冲动。  

        而我们许多评论家,责任重,项目多,总是在赶路,风尘仆仆,大步流星,三步并作两步走。消消停停地读书,可能只是一种遥远的记忆了。候车、候船、候机的空当,翻翻书而已啦。轮到写文章、发言,你叫他文本细读,还不等于叫石头开花,公鸡下蛋;而回到他宏大叙事的强项,可以说眨眼就有,张嘴就来。  

        反看我自己,同样读书有差距。不过我虽混迹于批评圈,但主要是为评论家做事。组约他们的稿子,编发他们的文章,然后,奉寄他们的稿费,于是与他们中的许多人保持着良师益友的关系。所以,我说的话,绝无得罪评论家的主观故意。为着文学批评的发展,我只是想象着,不论你采用什么方式进入文学的评论,你可以像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一样思考,但也应该像正常人一样说话。最终期望的是,从真正的文学意义上,用我们诚实的话语,找回批评的价值,找回学术的权威,找回评论家的良知和尊严。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见着评论家,叫出的那一声“老师”,透着诚恳,又略带羞怯,那才是真正学生的敬畏。  

        这里,我引用谢世不久的学问家任继愈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文章结束:“不能用一时的行时或冷落来评量学术上的是非。有了这样的认识,心胸可以放得开一些,不至于追逐时尚,陷于庸俗。”
来源: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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