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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初，中国革命博物馆遵照中宣部、文化部的指示，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具体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领导蔡若虹、江丰、王朝闻组织落实。参展的作者为北京、华东的几十位知名画家。几个月的时间，这些实力画家们为展览拿出了近百件绘画作品。
这是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次风云际会，绘画界各路诸侯的精品不仅在这次画展中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而且很多作品都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甚至后来一些作品还在中国美术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如《地道战》、《毛主席延安整风》、《强夺泸定桥》等等。
后来大家在总结中一致认为：好作品不少，但体现共和国成立的气氛不够。
当时谁也无法预知，这个结论为历史巨作《开国大典》的诞生打下了伏笔。
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李仁才对笔者说：“作为国家级博物馆所收藏的有关党史的绘画作品，没有一件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力作显然是不合适的。当时革命博物馆展览厅确实需要一件这样的好作品。”
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幅巨型油画：“开国大典”。
走进中国美术史的艺术殿堂，人们不难发现从商周时代到秦国统一，从大唐开基到清军入关——在中国历史各个朝代的开端都找不到流传至今的有关开国盛典的历史画，而要创作一幅新中国开国盛典的巨型油画，该是何等的气魄！
中央美院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院知名教授董希文。
几次为领袖、英雄画像，并参加过开国大典，由他执笔创作“当之无愧”
应该说这是一个公正的选择，更是一个历史的选择。
董希文在美术界早已声誉鹊起，他的画多次得到徐悲鸿、艾中信等著名画家的好评。
董希文生于浙江绍兴，杭州艺专毕业后又去湖南及越南河内深造，后又到我国西南、西部和西北地区学习、创作，曾在敦煌临摹壁画达3年之久。其素描、油画功底在同行中有口皆碑。
1949年初北平解放，董希文创作水粉画《北平入城式》。
虽现已说不清《北平入城式》的成功是否与点名董希文创作《开国大典》有联系，但董希文长于革命题材创作、长于人物画的本领确实是行内知名。
当年董希文手拿这张草图请教了许多画家，如徐悲鸿、艾中信、江丰、吴作人、罗工柳等。
值得一提的是，从草图上可以看出董希文创造性的突破有两个。第一个是草图上除毛主席侧身站在靠近中间位置，其他领导人都站在左边三分之一的画面，而右面则是广场群众，这样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似乎有失平衡。另外一个就是按正常视觉规律，在毛主席的右前侧应有一根天安门城楼的大红柱子。
美术界的同行们对董希文大胆的构图设想感到奇特并表示赞赏，认为第一个突破加大了领导人与广场群众一实一虚、一近一远、一少一多的对比效果，能更好地突出节日气氛。而第二个突破大家认为极为大胆，“抽掉”这根柱子，广场显得更为开阔，相反如果画上这根柱子反倒显得累赘了。
为了稳重起见，董希文还请教了几个建筑学家，大家对此均表理解和赞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很快，董希文投入《开国大典》的实画创作。
两个月后，巨型油画《开国大典》创作完成。
《开国大典》引起较大反响，并掀起了“油画中国风”的艺术思潮
《开国大典》完成之后被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厅。
画家艾中信曾作过如下分析：“从构图到设色，从人物到场面，它的气派很足以反映泱泱大国的风度。董希文把主要人物处理在不到一半幅面的左侧，不仅是手法的大胆，重要的是他懂得构图的大局……《开国大典》的大块色彩，通俗易懂，看起来似乎简单，但这大红、碧蓝和金黄（缨络和菊花）是有意安排的。它把一个风和日丽日子里一个庄严热烈的场面描绘出来……”
一些知名画家看了这幅油画之后，都认为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绘画精品。中国革命博物馆将这幅画展出后，在艺术界和社会上都引起很大的反响。
徐悲鸿看了《开国大典》之后非常兴奋，对此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董希文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应得一百分。”但他同时也以西洋油画的传统标准做了后半句评价：“也应扣掉五分，因为缺少一点油画特色。”
这里所说的“缺少一点油画特色”，是指这幅画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中国传统画的手法和风格。但这恰恰被很多画家认为正是《开国大典》的成功之处。如果按传统油画用光和设色的手法去创作，这幅画就不会有这种热烈的气氛。
艾中信说：“《开国大典》在油画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创造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油画新风貌。这是一个新型的油画，成功地继承了盛唐时期装饰壁画的风采，体现了民族绘画特色，使油画朝着民族化的方向发展。”
至此，绘画界掀起了董希文所一直倡导的“油画中国风”。《开国大典》无疑成为这一理论的典范之作，而这种思潮一直影响至今……
1953年，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油画《开国大典》。也是在这一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开国大典》印成年画在全国发行，发行量达到一个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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