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30岁出头的年轻船工田洪光，就在昏暗的马灯下，记下了这些故事。可是一次靠岸时，他的小驳船与轮船相撞，“轰的一声”，驳船尾巴被撞出了一个大洞，“丢了扫把、衣服、布票、叶子烟、半斤盐巴、半斤菜油和几斤米”。
他辛辛苦苦记录的那些资料，也顷刻间顺着江水漂走了，“当时真是好心痛哦”。不过因为“年轻，记忆力好”，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这个被工人们称作“爱写作的田师傅”，决定重整旗鼓再写一遍。
这一次，为了安全起见，他将记录下来的资料和自己辛辛苦苦攒钱买的书一起，藏在从农村老家带来的巨大的米柜里，甚至还在上面小心翼翼地上了一把大铁锁。可倒霉的事情再次发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那时还在上小学5年级的田家记得，一天下午，菜园坝街道上的几个“代表”背着背篼，到家里搜查“老田收藏的封资修”。母亲已经吓得不敢搭腔，而田家还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这个小女孩很积极地告诉代表们，“我知道爸爸把东西藏在哪里。”甚至，她还把父亲平常偷偷藏着的钥匙也递到了代表面前。
米柜被打开。代表们将《红楼梦》、《水浒传》、《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小说，连同田洪光最珍视的手稿，胡乱地塞进背篼里，全部没收了。事实上，当这几个代表卸下背篼，也只是老田一家的邻居。一天，田家正在楼下玩耍，忽然发现楼上飘下来一些碎纸。原来，父亲当做宝贝一样收藏的书，被代表的孩子们撕碎扔掉了。
至于田洪光的手稿，从此无影无踪。
如今已经退休的田家还记得，父亲下船回到家，发现米柜里空无一物，简直气疯了，“他拿起皮带，把我狠狠地抽了一顿。这是我记忆里，他唯一一次打我。”
人们不能忘记自己从哪里来
几年之后，进入大学的田家懂得了父亲当时的愤怒。可当2006年，父亲提出想要出版这本书的念头时，她却无法表示赞同。说起来，她算得上是手稿最初的“半吊子”读者，“120多万字，哎呀，头大，实在看不下去”。
现在想来，这个固执的老人其实早就制订了出书计划。退休后正式写书时，田洪光变成了一个“节俭得吝啬”的人，甚至就连买两分钱一盒的火柴，他也不肯打开自己的荷包。十几年过去了，他的全部积蓄有3万多元，“就想用这些钱出书”。
可是，没有哪个编辑愿意费力气读完这样一部长篇。没办法，这个重担落在了田家的身上。尽管父亲提出，“字可以小一点，纸可以薄一点，但文字最好不要删”，不过因为出版社的要求，初稿里的内容还是需要大量删减。
大女儿还记得，半年时间里，自己每天总要花上5个小时编辑这本书。她打通了原来不甚清晰的故事梗概，删掉了许多“有头没尾的故事”。可当看到眼前的删节版，田洪光简直气坏了。
他郑重其事地用黑笔写了一封信，并请老伴做邮差，捎给在报社工作的女儿。
“田家，”老人一本正经地这样称呼，“我承认，我是不懂语法和标点符号，但是经过几十年的苦写经验，还是有点知识，懂得树（塑）造人物的语言和个性形象。”
在长达6页的信里，老人抱怨，女儿把很多她“认为多余的细节删掉了”，“如果按照报刊杂志的观点，桡夫们的下流习气和庸俗语言及很难懂的语言（方言或船工术语），都应该删去。这样就失去了时代性，就不称桡夫了。失去了历史时代风气。”
他甚至质问：“如果只为迎合现代青年人的情趣，用现代的华丽词藻，那还有啥子历史？”他打定了主意，这些书“情愿不卖钱，也要原汁原味”。而最理想的情况，是“作为历史的货料罢”。
甚至现在，遇到前去探望他的客人，老人也会拉着对方小声地抱怨：“原稿中对人的评论和咒骂，几乎都是桡夫们自己说的。现在，把那些说话人都去掉，好像这些就是我作者说的一样。”一个短暂的停顿过后，他发现客人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就继续说道，“我可是经过反右时期大鸣大放的人，有些作者骂了人，所以被打成‘右派’，可要不得。”
当田家从母亲手里收到这封信后，虽然“哭笑不得”，但也决定重新收录父亲想要保留的故事。眼下已出版的这本以川江上“乌泱泱的拉纤队伍”为封面的书，纸张并不精美，行距也比一般新书更小。
儿女们赶在父亲80岁生日时，将这本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书送给父亲，这当然是他最好的生日礼物。田洪光还没学着练习作家的排场，有朋友要他签名，这个矮小的老人就将手上的蓝布袋铺在马路的石阶上，席地而坐，用随身带着的黑色马克笔签名。
甚至，这个腿脚不太方便的老人，还常常到新华书店，满足地看着书架上摆着的那几本新书。可如同人们所预想的一样，这本书的销量很差，它们的位置从门口不断迁往最僻静的角落，最终，下架了。
老人并没有太多表现出自己的沮丧，但儿女们知道，“他感到很悲哀”。这些厚厚的书册和手稿一起，只能堆在家里。田太权记得，一次，父亲突然问起他是否认识图书馆的人，“送给图书馆吧，只有在那里才能保存时间长一点。”
这个一辈子也不懂网络的老人感叹，“现在的年轻人尽数上网去了，很少看书。只恨自己生不逢时，命运不好碰上了上网的时代。”可没有人想到，这一次，网络改变了这些孤独书册的命运。
今年3月，在微博上有着十几万粉丝的田太权“织了个围脖”，这个艺术家将“老爸的故事”浓缩为一条100多字的微博。第二天他再次打开微博时，“吓了一大跳”，这个普通老人的故事已经被转发接近1000次，而评论也已经接近500条。
这个“固执而倔强的老人”的经历令网友们唏嘘。有人热心地建议，“转告你父亲，精心保存资料，将资料多拷贝两份。用方言真实记载底层生活社会万象意义重大，功莫大焉。”一个广东的“80后”提出，“想支持一下，不只是买回来做摆设，而是认真地看一下，这是一个人一生啊，多珍贵。”
老家就在重庆的人说，面对这本书仿佛“看到了故乡，高高的朝天门，激魄的两江汇”。曾经登上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的青年作家春树，也在等待了13天之后终于买到了一本。“令人敬佩！”她用自己的黑莓手机发布了这样一条微博。
“上海迷糊女青年”已经读了一部分，感觉这“就像外婆跟我絮叨的故事一样，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书，人们不能忘记自己从哪里来”。
“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创作中惯用镜头记录历史的田太权看着这本《死了没埋的人》说。
田洪光讲述的，是当下以及未来的年轻人再也看不到的长江。直到今天，这个大半辈子与江船打交道的老人还能在本子上清晰地写下十几个险滩的名字。不过，炸药和大坝，终于让这一切都消失了。如今，它们只留在了老人的笔下。
他在长江边上生活了一辈子，过去住吊脚楼，现在变成了水泥房。可是楼道里依旧没有电梯和电灯，墙壁都已经发霉，单元门口是卖水果的小摊、米粉铺子和“小周旅馆”。
但是，他还是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房子，只因为这里“看得到长江嘛”。有时，他会像个孩子似地趴在自家的窗台上，指着远方说：“看到江对岸没有？原来总是沉船，因此建了个庙，压了一条红蛇在下面，后来的船就都平安啦。”
他又指着楼下的一片，“这里原来就是堰塘，前面是一片裙带石”。他兴高采烈地回忆起来，自己就在这里拉滩，“如果走得不好，人可是要被踩到水里去的”。
只不过，在他手指的方向，长江已经改变了面貌。小庙早就消失了。楼前，是一座看不见尽头的双层立交桥。堰塘成了“珊瑚公园”，铺满草坪，棕榈树在其中生长。一个穿着红色T恤的年轻人正在晨跑，“这里原来是什么样子？我可不晓得。”
不只在田洪光的眼里，甚至对于田家和田太权来说，长江似乎还停留在过去的样子。那时，每年夏天江上涨水，江畔的吊脚楼总会有几层被淹没。有时，洪水淹到3层楼，住在4楼的田家人就要躲到另外的高楼屋顶上避难。
这时，田太权会跳到江里，从窗子里游回家。做好稀饭，挖点泡菜，放进平日洗衣服的木盆里，再从洪水中游过去端给家人。
更多时候，江水淹没了菜地，这群江边长大的孩子就发展了一项名为“捡浮菜”的娱乐活动。一次，田太权发现对面飘过来“一片大布料”，正准备游过去捡回家，可稍一靠近，才发现那是个已经被泡得发涨的“水大棒”（浮尸），“真是又好玩又恐怖”。
直到今天，他们甚至还常常从相同的噩梦中惊醒，“涨大水了，房子倒了”。洪水一过，总是给地板上留下了腥臭的污泥，但人们只是整理一下屋子，“生活还在继续过”。
眼下，这对50多岁的姐弟坐在江滩上喝茶。身边的人打起了麻将，对岸是重庆华丽的夜景，而河道里的，是无声的长江。田家不由得感叹：“过去，长江是很野性的，现在，简直温顺得不可思议。”
或许正因如此，已经83岁的田洪光老人，总觉得自己的使命还没有结束，“我要再写一本，写写解放后的船工”。尽管老伴会担心，“你还写，都是快要死掉的人了。”可是他一本正经地回答，“我算了一下时间，我还能活个六七年，总能够再写一本出来。”
有时，田洪光会想起自己年轻时熟记于心的川江号子。他学着纤夫的样子，身子向前倾，双手好像紧攥着一条纤绳，然后用并不嘹亮的嗓音唱起来：
一见南津关，
两眼泪不干，
心想回四川，
难上又加难。
田家还记得，在自己小的时候，这样“悲凉的号子”常常从很遥远的地方，传到她和弟妹们的耳中。但如今，当田洪光推开自己的那扇窗户，川江上，再没有号子声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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