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脱下了大衣，也拖把椅子，坐在煤炉边，向他笑道：“哪个徐先生？”诗雄哟了一声，瞪眼望了我道：“你难道不晓得，我和徐志摩先生十分要好。自然在大学名教授里面，还有其他姓徐的，可是和我最说得来的，还是志摩先生。”我笑道：“这泰戈尔再传弟子一句话，怎样说法？”诗雄道：“志摩先生的诗，是学泰戈尔的，我又学志摩先生，岂不是再传弟子？这并非我师生互相标榜。老张，我把今天所作的诗念给你听，你虽是作旧诗的人，你也不能不心服口服。”我笑道：“心服口服，我对于你的诗，早就如此了。看你这个架式，这首诗一定不错，我这里先洗耳恭听。”诗雄站在我面前，左手拿了那张五十磅的蜡光横格子纸，右手半举着，比了姿势，笑念道：“皓洁遮盖了，一切罪恶，屋上树上地上，都换上了银色的绒衣，风在半空经过，像快利的剪刀，在人面上且刮且飞。一条弯曲的胡同，冷静得像在夜半，两旁的屋宇，萎缩得那样低，那样低！墙头上的枯草，有些颤巍巍。是那墙角落里，有一张芦席，上面铺着雪，下面露出蓝色的破衣。呵！这里躺着一个人呢，他没有气息，也不知道这世界上的是非。怪不得每日那狂风中的惨呼：‘修好的太太老爷’。今天听不到了，咦！”他念到这个咦字，将手高举起，嗓音拖得很长，瞪了大眼望着我，这分明是海派戏子拉长了嗓子，尽等台底下那个满堂好，我不能不给他捧一捧场，于是鼓了掌道：“好极！好极！这用我们斗方名士的大长语来批评，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你在哪里看到了这一个路倒，发生了这正义感。”诗雄道：“我并没有看到这么一个雪中死人，不过想当然耳。”我道：“你要这一类的资料，我大可供给，但小诗不够，必写成长诗，才能发挥尽致。”诗雄摇摇头道：“我不作长诗！”他很干脆的答复了我这一句话，我倒有些愕然。问道；“为什么不作长诗呢？”他从从容容把那张五十磅洋纸折叠好了，揣到怀里去。因坐下答道：“徐志摩先生不作长诗，所以我也不作长诗。”我道：“原来如此。徐先生之所以不作长诗，是不是因为泰戈尔也不作长诗呢？”诗雄顿了一顿，笑道：“这个我没有问徐先生，大概如此吧？”我道：“这话且丢开，你二次光顾，必有所谓。”他道：“你这里有《宋诗别裁》没有？借一部我看看。”我道：“这种书，你贵校图书馆里，不有的是吗？”他道：“我们老朋友，谁知道谁，我也不妨实告。现在我正和人打着笔墨官司，讨论宋诗。我若到图书馆里去翻书，显着我肚子里没有存货。”我道：“但不知你讨论哪几个人的诗？”他道：“我是讨论谢康乐、鲍明远两人的诗。”我笑道；“我兄错矣。此两公的诗，不在《宋诗别裁》之内。”他道：“宋代这两位大诗人，别裁里还没有他的诗吗？”我道：“《宋诗别裁》选的是赵宋诗人之诗。”诗雄道：“难道这两位不是宋人，我也查过人名大辞典，决无错误。”我笑道：“你当然历史比我熟。宋代不止一朝。”他举手搔着头发，沉吟了一会。我笑道：“似乎南北朝的时候，南朝有个宋代。开国的皇帝，是刘裕。小孩子念的《三字经》上，有这么一句书，‘宋齐继’。不过我手边没有人名大辞典，我也不敢说我一定对。这里是出我之口，入君之耳，做老朋友的，有这么一点责任。”他哦了一声，不由得红了脸，便缓缓的坐了下来，因强笑道：“也许是我弄错了。我就没注意到这个六朝宋代去。”我笑道：“你该请请我了。你和人家打笔墨官司，要把主人翁的朝代也给弄错，你说得怎么有理由，你也赢不了人家。”诗雄只好笑着向我拱拱手，因道：“怪不得呢，我在《唐宋诗醇》那部书上，拚命的翻，也没有翻到这两人的诗，我还以为是编书的人，漏了这两个。那么，这两个人的诗，要在什么书上找？”我道：“那就多了！图书馆里诗集部里可以找到专集，历史名人编的古诗钞里面必定都有，一折八扣书的《十八家诗钞》也有。但是哪部书里有详细注解，我腹俭得很，一时不能举例。”诗雄拱拱手笑道：“你骂人不带脏字。当了我的面，你自己说是腹俭，不过你挖苦我我也值得，免得我在刊物上公然失败。”他一服软，我倒老大难为情，抓了他的手，连连摇撼了几下，笑道：“对不起，对不起，我也不过是和老朋友开开玩笑。其实我应当郑重出之的，不该俏皮你。”诗雄笑道：“没关系，没关系，我也应当受一点刺激，以后也可下点读死书的工夫。不过这也不能怪我，自五四以后，一年我没有正经上过一天的课。一来是罢课日子太多，二来是鼓不起上课这点勇气。反正不上课我也可以毕业。说到这里还闹了个笑话，有一天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跑到课堂上去。不料空洞洞的，全课堂并无第二人，不见有上课景象。跑出课堂来，向人一打听，原来是星期。你看，我会把什么日子都忘了。”他说了这一篇话，把话锋转移开了，我当然也就不必追着再问什么。他坐了一会，抬起手臂来看了一看手表，便去衣架上取大衣。我道：“又在下猛雪，你何必走，在我这里偎炉烤火，谈谈天不好吗？”诗雄道：“今天下午四点钟开会，我是干事之一，不能不到。”我道：“你们这样忙于开会，和社会上可能发生一点影响？如其不然的话，这也是牺牲光阴的一件事。”诗雄道：“口说无凭，你如有这个兴趣，可以去参观一次。”我道：“我既非会员，又非学生，怎样可以去参观？”诗雄道：“你难道不是一个新闻记者吗？”我被他这句话鼓动了，便笑道：“那也好，我顺便去瞧瞧各位名人。”于是我也穿上大衣，和他一路出门。今天他们开会的地点，倒离我的寒舍不远。二十分钟后，我们已经到了会场了。这是法学院一个小教室，天色不十分黑，那屋子里已经电灯通明。隔了月亮门，这边是个小院落，并排有若干厢房，窗户纸通亮，乃是教授的休息室。拉开风门，里面一阵热气向脸上扑了过来，正是屋子正中生好了煤炉子，火气生得呼呼作响。屋梁下垂了几盏电灯，照得屋里如同白昼。在教育费三四个月未发的今日，这第一个印象，让我有点出乎意料。沿屋子四周，陈设了七八张半新旧的大小沙发。许多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学了教授们那个架式，架起腿，半仰着坐在那里，学校里校役，对于这些大学生的伺候，有甚于伺候教授，在每人面前，都斟上一杯滚热的香片茶。那茶杯有的放在椅扶手上，有的放在茶几上，热气向上升，与茶几上几盆梅花相映辉，反映着这里很清闲，所欠缺的只是各人口里没衔上一只烟斗。诗雄将我引进来了，大家见是位生客，不知我是何校代表，便都起身迎上前来。诗雄笑道：“这位密斯脱张。是上海《大声报》驻京记者，每次发表通信，鼓吹文化运动，各位都看见了。今日我在路上遇到他，听说我们开会，他想来旁听一次。我和他虽是好朋友，这事也不能做主，特意引来征求大家同意。”说着，一一和我引见。第一位是会长了。他戴了玳瑁边圆框眼镜，梳着西式分发，灰色爱国布皮袍子上，罩了半旧的青哗叽马褂，马褂纽扣中间，斜夹了自来水笔。他和我握着手，自称唐天柱。呵！这个名字是很熟的。报上每逢什么民众开会，必定有他到场，而且还有演说。本星期，在报上青年学子们有一篇宣言发表，正是他领衔，于是我微弯了腰，连说久仰。其次介绍的是副会长和几股干事。那文书股干事袁大鹏，白净瓜子脸儿，眼罩金丝托力克眼镜，身穿半旧蓝湖绉皮袍，外罩干净无皱纹的蓝布大褂，细条个儿，不过二十岁，透着是个调皮角色。他和我握着手笑道：“密斯脱张到这里来，我们是很欢迎的。我们的行动，正要……”说到这里。他换了一句英语“To  be  made  known  in  the  newspaper”。这句话他虽吐音不十分清楚，算我半猜半懂了，便笑道：“兄弟就为了找消息来的，贵会如有消息要发表，那算我来着了。”我们这样谈着，不过那位正会长唐天柱先生，在脸上现出一种犹豫不甚赞同的样子。我立刻站了起来，向他声明着道：“若是会长觉得未便招待新闻记者，我就告退。便是国会，有开秘密会议的时候，也随便让旁听的人退席，这没有关系。”那位副会长罗治平，是个白胖子，穿件灰布袍子，笼了袖子坐着，倒带些忠厚相，便呵呀一声，笑着站起来，因向我点头道：“这是密斯脱张的误会。因为我们这里，从前预备了旁听席，并没有人家，于今就没有这种准备了。其次呢，我们开会的仪式都是平民式的，若是由新闻记者笔尖下加以形容，那大概是很有些不堪。”我笑道：“那绝无此理。当新闻记者的，也有他的技巧，他决不能为了一次随便写文字，打断了以后的消息来源。干脆说一句吧，无论站在公私哪一方面，我都只有和各位帮忙的。”说到这里，恰好那外面院子里叮叮当当摇起了一阵铃子，正是到了开会的时间。会长便拉着诗雄匆忙的说了几句，他和一些干事们纷纷出门而去。诗雄和我独后，悄悄的向我笑道：“会场上少不得总有点辩论的，凡事都请你和会长帮点忙。”我这才明了会长所以犹豫的原因，便笑道：“你打了招呼，我自然就明白。这样说，你是站在会长一方面的了。”诗雄道：“我无所谓，我对于这会，并没有什么野心，你回头在会场上看就明白了，你随我来。”说着，牵了我衣襟一下。我随在他后面，走进那小教室，里面热烘烘的，屋角上那铁炉子正烧着大量的红煤。讲台上那红长方桌，上面蒙了雪白的新白布，两只白瓷盆子供着红梅花，踞着左右桌子角。会员们在课堂座位上，纷纷就席，每人面前，都放着一套文具，和一大套文件，颇像个会议的样子，我被胡诗雄引导着，坐在右端屋角孤零的一个座位上，面对了会场的会员，似乎是新设的一个新闻记者席，这总算客气极了。这时，大家入座，那位会长先生，从从容容走上讲台去，拿桌上一个铃子，直挺板住面孔，站在讲台中间，叮叮当当，将铃摇了一阵，依然放在桌上，对全会场的人看了一看，然后回转头来，也向我看了一看，这才面对了台下道：“现在开会。”铃子摇过之后，全会场寂然，一点点什么声音没有。会长道；“今天这会有两件大事，一件是预选出席上海大会代表，一件是讨论大会宣言，我们应当提出什么意见。这两件事我们先办哪样？回头请大家决定，现在请文书股袁干事，报告各种文件。”那袁大鹏听了此话，手里捧了一叠文件，站将起来，走向讲台。那会长便慢慢的走下台来，坐到第一排椅子上去。袁大鹏将一叠文书放在桌上，一面翻着，一面向讲台下看去，口里报告了道：“第一件是张干事李代表请假。第二件是……”他手里乱翻着，口里轻轻地又来了两句英语，我仅听到他说了两句；“梭累”。他翻了一阵，终于是把要找的那张稿件清理出来了，他两手捧了念道：“平民夜校来信一件，要求本会承认他们为大会一个单位。第三件羊尾巴胡同住户伍子干来信一件，说他曾在中学读书，现在因贫辍学，要求本会承认他是个学生。”类似这样的文件，他一直报告过了十七件，方才下台。会长唐天柱又走上讲台去，来了两手，向大家行了个注目礼。然后道：“本席在各位未讨论之前，有几句话要发表，先请副会长来主持议席。”于是罗治平副会长上台去，唐天柱退在议席上，他站在第二排椅子中间，先报了一声席次号数，二十四号。我明白了，这是学的国会开会的那一套国会里人多，恐怕书记不相识，无法记录。这小屋子里才统共二三十人，我第一次见面，就记住了他是唐天柱，倒觉他报号一举，令人不解。他道：“本席所说的是我们的志趣问题，也就是派代表到上海去，先要认清的一点。自五四运动以来，我们的奋斗的精神，已振动了全球。可是，我们是谋人民得到解放，是谋社会得到改造。我们的目的，不但不是谋做官发财，而且要打倒一切以升官发财来投机的分子。我们这些做文化运动的人，报上常有名字宣布，他要做官，要发财，除非改名换姓，设若他仍用现在做文化运动的名字去做官，去和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恶势力妥协，不但我们可以反对他，社会上也会加以唾弃！”说完，全场噼噼啪啪一阵鼓掌。他说到这里，嗓子提高了一点，因道：“现在是民国九年，我保证，到了民国十九年，民国二十九年，我们依然为‘解放与改造’而奋斗。设若到了民国十九年，民国二十九年，我们这一群里，大之有做总长做次长的，小之有做局长做科长的，除非他们另用其他技巧与才具得来，那是另一问题。若是借了五四运动奋斗者的名义去做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只有我们都死了才罢休。有一个人在，我们必当鸣鼓而攻之！”全场人一阵大鼓掌，我被他的话刺激了感情，也跟着鼓起掌来。唐天柱见大家鼓掌，他益发精神抖擞。昂了头道：“那为什么？因为‘五·四’运动，是最纯洁的文化运动，最神圣的革命行为，它在历史上，有闪烁千古不可磨灭的价值。若是只造就些大学生去做政客官僚，不但侮辱了无数热血青年的心迹，也在历史上给予后人一种疑虑。本席说这篇话，并非无的放矢，听到一点风声，江浙方面，所谓某某两大帅，很想当我们在上海开会的时候，要来加以引诱。甚至我们在津浦车上，他就要来联络。这一点，我们必须先为声明，绝对不睬他们。本席今年二十二岁，到民国三十年，也不过四十多岁，大概还没有死。我愿意到那个时候，在会场开会的人，大家常常还见面，看看我们这自负站在时代思潮前面的人物，到那个时候，还在干什么？我们今日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将来是不是还为一个时代思潮前驱者？有道是路遥知马力，那就可以完全发现出真面目来了。今天开会，有新闻记者席，我先开了这张支票，我个人决不借今日会长的资格，做那无聊无耻行为的敲门砖！”说完，有一部分人跟了鼓掌，大概是会长的同党。他又道：“我说过了这篇话，可以表明我的态度。本席对于出席上海大会的代表论争，并不放弃。”说完，他坐下去。那个副会长罗治平，两个指头将他鼻梁上架的一副玳瑁眼镜向上撑了一撑，向台下点头笑道：“本席也有话说，请会长主持议席。”他说毕下来了，唐天柱走上台去，立刻会场上一阵骚动，好几个人站起来抢着要发言。唐天柱两手同摇着道：“请坐请坐，大家都有发言的机会。”一个操着衡山山脉口音的青年，站在议席中间，挣红了脸道：“会长，本席要求先发言。”唐天柱对他看了一看，因道：“可以的，但是请以十五分钟为限。”交代完了，这位先生，也不待旁人坐下，像放了爆竹似的，立刻发表起演说来，虽然我的耳音，极有训练，但是对于他的言论，依然不甚了解，只有解放，改造，奋斗，牺牲，一联串的新名词，仿佛可以捉摸，但是他并不顾及人家懂与否，左手接了桌沿，右手举了个拳头，高过额顶。说到最紧要处，说什么力竭声嘶，简直头角上青筋，根根直冒。台上这位会长，自然是只有瞪了眼望着他。便是在台下的这些会员，有的伏了案上看文件，有的拿了铅笔画桌子，有的彼此相望微笑一笑，我看了，倒替那位发言先生难受。正是在这样透着宾主无聊的当儿，忽然风门一拉，有两样此时正摩登而引人注意的东西闪出来，便是两方最大的红毛绳围巾。这东西，正有两位小姐，将来披在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