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本质发生了变化④，那些具有原属本质的事物还会适应人吗？
文学艺术的本质性功能还能保持下去吗？这些过去绝对无意义的、从不引人怀疑的问题突然凸显在人的面前。
数化特征显现之前，在人本质异化过程同时致使事物异化这一现象出现之前，哲学和宗教从来没有怀疑过
文学艺术对于人的功能。就离我们最近的情形来说，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分配给
文学艺术的任务就极其重大，本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和时代中的人类社会形态都是当时当地占优势的生产方法的产物；并且从社会形态所包含的关系中产生了如政治法律宗教哲学文学和艺术这样一些高级活动的‘上层建筑’。这些活动并不像有时人们想像的那样可以完全用经济来解释。”⑤马克思同时认为也不是全然只有经济状况才是积极的因素，艺术必然与那个给予艺术家以训练和闲暇从而使艺术成为可能的社会制度一起停止繁荣，艺术家自己可能是为了质疑社会制度，揭露其繁荣的各种原因而工作的，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发生了令人惊诧的变化，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在实际工作和理论上出现了把艺术专门当作一种武器的倾向，
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强化。在完成了它的初期服务于斗争的任务，代表一个阶级完成统一的、代表阶级性的价值观后，托洛茨基质疑中带有确认地说，之后的社会还有没有艺术文化？它可能只有政治文化。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是，辩证法因素经常导至社会的宗教，不是导致社会的艺术，人类的想象力已经想象得到重新创造人类社会的可能性。威尔逊说我们决不能忽视人类精神试图超越
文学艺术本身的最初的努力。但是已经无法阻止了，在社会需要决定论的基础上，也可以建构
文学艺术的工具性价值体系----虽然建设这一体系是以牺牲
文学艺术的本质功能为代价。
文学艺术遭遇的问题不仅仅是关于人与社会的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在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前置于理论构想前期和斗争过程中时，被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对于“社会需要论”是“合理”的。社会需要决定人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社会需要决定必须让人拥有统一的价值观，即要求人不断认识自己，不断完善自己，令自己达向一个更高更新、更政治的存在，
文学艺术就必须服务于人的这一类发展，那么，
文学艺术为此发挥的作用将不亚于政治，如此一来，就会确如托洛茨基所说，这样的社会真就不需要
文学艺术了，或者
文学艺术成为高于人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
对于萨特来说，这显然是荒谬的。萨特说“艺术创作的主要动机之一当然在于我们需要感到自己对于世界而言是本质性的”⑥。
文学艺术除此应该没有比这一点更为正确、更为重要的功能，如果社会发展到了一个不需要
文学艺术的时代，如果
文学艺术不再为让人感觉本质存在，不再创造大思想清除社会对人的本质存在的遮蔽，那么社会与
文学艺术将同样遭遇被异化的荒谬结局。
实际上，宗教、哲学、科学、政治对人的改造并不成功，宗教、政治并没有阻止人类放弃最具自然性的本质。当数化人借助本质动力，毕其全部智慧获得利益、创造利益，图谋活得更欢乐、更荒诞、更幸福、更自由、更自足，托洛茨基所说的
文学艺术这一意识形态工具，也被数化人弃如敝履。哲学的人、科学的人、宗教的人、意识形态的人之后的数化人融汇了物质与精神的所有可能性，不得不通过
文学艺术虚构捕获利益是高尚的行为。
人类发展各阶段，基本上是围绕社会需要决定社会形态，社会需要同时决定各类斗争的形式以及斗争的对象而展开的，革命与斗争的焦点总是触及人的存在，总是人的本质与非本质的展开与折压，漫长的斗争史上，受伤的不是哲学、宗教、科学与政治，只会是人，如此境况下，当人性受到戕害，具有大思想的
文学艺术作品就成了人类心灵的避难所。“尽管这些现象光怪陆离，尽管有那些混乱和野蛮的争斗，精神三角形实际上在缓慢但坚定地，以不可遏制的力量向前向上运动”⑦。在这个精神三角中，无论
文学艺术离大众多远，但在精神巅峰上总是存在希望。只要人愿意花费力量攀登，总会找到一些启示。不过，当关于人的概念出现内涵上的偏执与外延上的非全面性，由于价值的不完整性与决定的单一性之间的不一致就造成了某些问题。“这些问题以实际冲突的形式出现，而且它们通常具有道德的成分”⑧。这些冲突和斗争便以
文学艺术的形式在关于“人”的概念上发生。残酷斗争损耗了人的所有理性，疲倦的人离那个精神三角的顶峰越来越远。
康定斯基在他那个年代就发现精神三角“下面最大区域之一都已经达到呼出物质主义‘信念’首批口号的地步”⑨。物质与精神在关于人的概念上失衡，必然分解精神三角的稳定性，必然导致人建立对于物资的信仰，同时导致人更大规模地向三角底层回归，三角底层出现最大化，处于三角的精神之巅的
文学艺术也日益缺乏感召力。而此时
文学艺术并没有意识到此种危险已经出现，还不急于摆脱社会需要决定论，认为自身的价值就是源于社会需要论而坚定不移地改造人的本性和完善人的政治行为。在数化主义框架下这显然是反人性的。而人目前绝不是宗教概念上的人，也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人，同时也抛弃一度拥有的纯粹理性，那么，艺术再现改造说，通过艺术让人符合社会需要，显然就有太多被数化人冷落的理由。
谁错了呢？是艺术错了还是人错了？其实，
文学艺术与人两者都错了，虽然首先是人变化导致危机发生，但
文学艺术因精神指向不够鲜明也在某些范畴怂恿人变化。这让我们不得不遭遇到这样一个大问题----如果
文学艺术的本质是不变的，
文学艺术对于人类是否具有永恒性价值？虽然托洛茨基说过，按照一个良好的政治计划发展下来，今后可能只需要一种政治文化，但是历史深处的声音并不如此肯定。在脱愚期、反桎锢期、中世纪、工业文明时代、黑暗社会、专制社会，人一直需要艺术拓展精神空间，需要艺术提醒社会确认、遵崇人的本质，人也通过艺术表达情感与理想来获取胜利。如此一来，似乎只要能回答“什么样的
文学艺术”才有利于人类发展这一问题，
文学艺术的所有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可是这个问题久拖未决，进入数化时代，人与社会的斗争重心转移到与概念的斗争上来，相对于数化人，既往的一些关于人的概念-----希腊哲学的人（科学意义上的）、宗教的人（精神意义上的）、文化道德的人（理念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的所有关于人的概念，都带有相对的束缚或者说制约性，只有数化人这一概念----从生物角度来看可以说是最自由、最自主、最自足，最本质了，数化人抛弃了理性决定论、精神决定论以及社会需要决定论，而完成按照个体利益需要决定论来存在，来决定社会形态，决定人的行为。也就是说，数化人是根据个人需要来决定文化，那么，人在数化主义时代是否还需要
文学艺术保持其不变的本质，人是否还需要传统意义上的
文学艺术，
文学艺术对于数化人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
文学艺术是否会像宗教一样，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一种没有精神实质的文化形式，这都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文学艺术几乎与宗教、哲学、科学一同构成社会四核心文化，在某些特殊社会阶段，
文学艺术甚至是宗教、哲学、科学、政治思想的集合体，在人的求索阶段为人提供最切合人性存在的价值观，避免人成为单一的宗教人、单一的意识形态人、或是片面理性的科学人，让人摆脱宗教的命令以及革命理论的规划，自主能动地不断认识自己、完善自己、发展自己，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更高更新的自我存在。在面对人的本质方面，
文学艺术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生命体需要什么样的利益才能更好发展、使生命间的关系更和谐。
但是，大部分思考在数化人面前终结，当数化人的存在原则决定社会形态和文化价值时，
文学艺术之作为艺术而存在的本质与精神几乎就是数化人的精神悖论。艺术精神源于大自然，它不像宗教那样规定人，不像意识形态学说那样改造人、规划人。
文学艺术提示人必须秉持“人不会大于人、人不会大于物”这一法则，人的一切行为必须使生命间的关系更美好，如果某一社会政治行为借宗教、哲学、科学之义破坏这样的法则时，
文学艺术就以其独特的批判精神唤起社会良知，恢复法则，她最大的意旨是在人、社会破坏自然法则的情况下修正一些不法行为。如此一来，
文学艺术就成了数化人生活的障碍，艺术精神面临着只需要物资保障的数化人的抛弃。加上
文学艺术自身无法预料重重阴谋会在哪个时期发生----人考虑绕开
文学艺术，就像人早些年绕开宗教、政治一样，独自生活，即使陷入全面孤独也在所不惜。
一些经典
文学艺术作品已经体察到上述问题，在人这一尺子面前，宗教强调的人对于上帝的责任消失得无影无踪，政治强调的社会目的与人的生活错锋而过，政治设计的高级的、理想的社会不再吸引人。人的尺子上刻满疏密有间的利益刻度，人这个概念中的精神部分几近消失，物质部分得到凸显。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的
文学艺术，几乎失去了作用对象。因而，这个时代，
文学艺术的修正主义功能与感召意义，以及批判精神再也得不到任何回应。没有什么比遭遇不予理睬更为惨绝了。
这究竟会铸成了什么样的事实和错误呢？中世纪、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西方，专制时期、被殖民时期的东方，
文学艺术总是人的避难所，人总需要在艺术中避难，人的灾难也丰富着
文学艺术的价值，艺术在被摧殘时也在人那里获得不息的生命，这是因为
文学艺术还可以做人的避难所，还可以提供人需要的共同价值。目前，人与艺术都“被数化”，人不再需要共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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