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还有一个诗人，即兴念了首诗。他说，我听了你们的《黄河大合唱》很有感触，诗中说：“‘黄河’唱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的血管是黄河的支流。”就是说通过《黄河大合唱》让他和祖国贴得更近了，“黄河”在抗战时是一支鼓舞全国人民奋勇抵抗侵略者的战斗号角，如今又成了团结全世界华人发挥极强凝聚力的诗篇。这就是刚才你讲的，“黄河”为什么七十年还久唱不衰的根本原因。

　　“黄河”经历的坎坷岁月

　　严：“黄河”流传这么长时间，也是很坎坷的。一是在中国十年动乱的时候，有人说《黄河大合唱》是王明投降路线的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曲。冼星海真伟大，在投降路线的词上写出了革命路线的曲子，这是什么逻辑！后来我对他说，你别这样讲了，这样讲不好。当时除了有八个样板戏以外，还能拿出点什么东西？有人说《黄河大合唱》可以唱啊！那就唱吧，但词是光未然的，那怎么行，光未然还在“牛棚”里呢。于是就来改词，什么“指导员，我问你，前线有啥好消息？”真滑稽。改来改去最后改不下去了。后来，周总理说了句话：“这是历史，不要改了。”改不了词就唱不成了，于是就留曲不留词，这样就编了一部钢琴协奏曲《黄河》，它是把《黄河大合唱》腰斩了之后的产品。

　　王：这样的话，就不是八个乐章了。

　　严：三个乐章，钢琴协奏曲《黄河》“出身”不好，但表现还不错，因为除了样板戏没有别的东西了。国内老百姓一听协奏曲《黄河》，都说：呦！怎么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呀。在东欧的演出也挺轰动。之所以说《钢琴协奏曲黄河》“出身”不好，是江青把《黄河大合唱》拦腰斩断的产物，可是它“表现”不错，协奏曲就保存下来了。

　　后来到了1975年的时候，钱韵玲写信给毛主席说，《黄河大合唱》这么多年都不唱了，当年您听的时候，还鼓掌叫了三声好，可见还是好作品，今年是星海去世  30周年，是不是可以演一下。1975年那个时候正好是邓小平出来工作，就批下来了，用原词唱“黄河”。“四人帮”手下的文化组后来不能阻拦了，但规定我们照原词唱可以，但不准写纪念两个字，就叫“冼星海聂耳音乐会”。在民族宫演出了三场，又到北京工人体育馆演。还规定不准写纪念文章，不准进行宣传，就这样演出完了就完了。

　　北京演完之后，上海也跟着演。据说他们不知道不准在报上写文章的事，结果冒出了一篇评论文章，说“黄河”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魅力和吸引力。文章登出来了，主要讲了三条，我觉得不错。一是为什么一个曲子长时间在人们心中起作用，是因为作家的世界观的问题，因为星海把自己的出路放在民族出路的里面，而不是放在民族出路的前面，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放在一起，他在写作品的时候，不是为了自己要索取什么东西。二是长期创作实践的积累，1938年在抗战期间，星海在武汉半年写了200多首歌。三是生根在我们民族音乐的土壤上。我觉得这样的讲话比较中肯，比较实在。

　　《黄河大合唱》也算是“四人帮”垮台前的一个信号，“黄河”十年不能唱，到现在能唱了。无独有偶，台湾也是不准唱“黄河”，台湾1945年唱过，1949年就不准唱了，说《黄河大合唱》每个音符都是共产党的声音。中央乐团1985年到香港演出了一场,当时有台湾人到香港听了说：“咱们中国人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呀！”他们回去就要演，但是当局不让，说这是共产党的东西，后来才同意只能演两段，“黄河颂”可以唱，“黄水谣”可以唱，别的都不能唱，其它乐章都是共产党的宣传。就这样，40年的时间里不能演，直到1989年。这一年(从台湾)来了一个人，拿的是香港中旅的出入证，这个人叫杜黑，音乐家，是国民党将领的后代，跑到我这里来，找到我拿走了总谱。到了1989年7月1日，在台湾演出了“黄河”，演了两场，非常轰动。

　　王：在台北演的吗？是全本？

　　严：是在台北演的，是全本。我们的总谱，通过秘密渠道拿到了台湾，当时在台湾的报纸上争论得很厉害。后来国民党办公厅主任宋楚瑜出面说话了：只要是把个别词改了就好。于是就改了三个地方，一是“新中国已经破晓”改成“全中国已经破晓。”其实那个时候“黄河”里写的新中国是蒋介石讲的新中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提到的新中国是在1941年写的，1939年写“黄河”的时候怎么知道1941年时候的事情呢。其实那是指蒋介石在1938年说过的“抗战的新中国  ”。当时台湾的年轻人不知道，一说新中国就是毛泽东的新中国，所以就改了。还有是“为国家当兵去，太行山上打游击”。太行山上是八路军啊，那不行！其实那个时候在太行山上打游击的不只是八路军，也有中央军和二战区的部队，于是改成：“为国家当兵去，大家齐心打游击。”还有就是“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劳动民众是孙中山使用过的词语，也被改成“全世界受苦的人们”。不管怎样，改的还不算讨厌，这就能唱了。

　　国共两军全球同胞共唱“黄河”

　　王：两岸的思维方式有时挺接近的。

　　严：改了以后演出了两三场，效果不错，老年人流泪，年轻人兴奋。后来1990年他们到大陆先后与中央乐团和上海乐团联合演出。大陆的乐队、合唱队，台北的合唱队近100人参加，在我们的大厅排练，杜黑指挥。当大厅响出“黄水奔流向东方……”的歌声时，我脑中一阵热血涌动。当时我想，两岸炎黄子孙，人为地隔阂  40年都不能来往，一曲《黄河大合唱》把两岸人民的心连在了一起。两岸的合唱队员一起排练，互相交流，交换一些纪念品之类的。台湾演员都是业余的，有医生、会计、工程师，干什么的都有。有人问台湾的一个小伙子是干嘛的？他回答大学毕业后参军了。参加什么军？他回答说，我参加的是“国军”啰。台湾人大学毕业要服两年兵役。当时李初建是我们的男高音声部的，小伙子问李初建参加的什么军？李答，我参加的当然是“共军”了。这就是“共军”、“国军”一起唱“黄河  ”，上世纪30年代是国共两军一起打日本，现在是一起唱“黄河”。

　　在香港，1985年8月搞了一个黄河音乐周，演出了1000人的《黄河大合唱》，中央乐团去了100人，去了一个乐队的首席杨秉荪。我们音协是五年唱一次“黄河”，他们年年唱“黄河”。海外的华人对祖国的感情特别深，要记住100年来中国被侵略的历史。他们说，过去香港搞联合演出，亲台湾的是一拨，亲大陆的是一拨，搞宗教的是一拨，但“黄河”把这三拨人汇集在一起了，也教会了一些外国人唱“黄河”。那次是我指挥的，排练了一次，合了一次就上台了，他们年年都演，全曲都会背。今年7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又要唱“黄河”，我提出要求咱们可要背呀，全球的同胞都能背“黄河”，咱们还拿着谱子唱，说不过去。

　　香港同胞，台湾同胞，东南亚同胞都是背的，连美国人唱的时候也是背的。因为背的感情不一样，演唱的时候，看着谱子感情的表达就差远了。《黄河大合唱》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香港，《黄河大合唱》演了30分钟，谢幕用了15分钟，1万多人不走，我在台上下不了台。怎么办呢？哪有这么长时间谢幕的，后来想了个办法，把一束花转献给星海生前的亲密伴侣钱韵玲同志。这束花送出去以后，转移了视线，我就跑下了台。

　　王：冼星海是怎么去世的？

　　严：星海在1940年5月离开延安与几个搞电影的同志去苏联完成一个延安纪录片的后期合成任务，后来其他的几个人先回来了，等他要回来的时候，边境封锁了，回不来。之后他流浪到乌兰巴托，从乌兰巴托也回不来了，那时候国民党对外蒙古也封锁了，他又到了哈萨克斯坦，之后就病倒了，住在一个房东家里。房东是母女两个人，房东的女儿一直照顾他。

　　那个时候，共产国际每天给他一公斤面包。1941年苏联开始卫国战争，生活非常困难，配给的面包，他和房东母女一起吃。后来有一些搞音乐的朋友把他送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医生说他患的是肺炎。星海是在那儿去世的，葬在莫斯科近郊，骨灰盒上面写的是“致爱国主义者黄训(冼星海的又名)”，下面写的是“妻子和朋友们”。上世纪90年代，苏联为了加强中苏友好，就派人把骨灰送回来了，由苏联大使馆、文化部各出一个人护送骨灰到北京，暂时存放在八宝山，存了有一年多。1995年又送到广州“星海园安葬”。

　　王：他在苏联期间写了很多作品？

　　严：星海在莫斯科有很多朋友。在武汉的时候写第一交响乐，第二交响乐，在延安也一直在写，到苏联对这些作品进行了整理。

　　王：这些曲子都留下来吗？

　　严：大都留下来了，但没有演出，某些作品由于生病加上奔波，也有些力不从心的地方，有一些笔误，后人进行了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些同志认为星海的东西不能动，有些爱护冼星海的年轻人认为，本来是笔误，应该改。那个时候我们中央乐团要演冼星海的作品，李德伦要改，吕骥就不同意，说不能动，说这是你们洋学生对星海的不尊重。后来就组织一个审查团，有音乐院的，也有延安出来的，大家在一起看谱子，看该改不该改。最后的结论是同意李德伦修改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