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出了以鲁迅等一批文学大师，鲁、郭、茅、巴、老、曹，还有沈从文、钱钟书、冰心等等。虽然也有一些文学大师成色虽然并不怎么样，叫起来有点勉强，但还不至于让人觉得别扭。

        可解放后一直到现在，偌大个中国，再也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文学大师了。王蒙不够格，贾平凹不够格，莫言不够格，余华不够格，……领过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一大堆作家，没有一个够格的。除了余秋雨自告奋勇半推半就“大师”的称号，我们没见过那个作家在正式场合被称之为“文学大师”。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作家还是作家，然而，人也不再是那群人。现代人的价值观已经面目全非。功利化的价值观无孔不入，渗透到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文学也不能幸免。

        新中国不出文学大师，有人把原因归咎体制，我认为此种说法值得商榷。同样的体制，为什么科技界能出钱学森这样的大师，人文学科却交白卷？当年鲁迅他们，也是在体制内领工资，却并不影响这些大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所以，板子一味打在体制的屁股上，痛快是痛快了，却有失偏颇。

        也有人认为，“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把原因归咎“盛世”。这是不确的。究其实，所谓“幸”与不幸，其实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有时候，国家不幸，大环境不好，但作家个人的生活境遇比较好；有时候大环境好，即盛世时代，作家个体的生存状况却很糟。这就不好解释。比如，李白杜甫是出生在盛唐时期的大诗人，李白大杜甫十一岁，两人又都经历过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是唐代中期的一次最大内乱，是唐代从大治到大乱的历史拐点。李白和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都创作出许多优秀之作。你说李杜是乱世出的大师还是盛世出的大师？这就不好界定。“诗穷而后工，愤怒出诗人”是一种情况，“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也是一种情况，不能将二者绝对化。改革开放后中国不出文学大师，文革十年那样的“乱世”，同样出不了文学大师。可见“盛世说”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我觉得，伟大作品的诞生，大环境并非是决定因素，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作家本人，别把过错都算到时代身上。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不能本末倒置。盛世有盛世的大师，乱世有乱世的大师，不能一概而论。

        那么，怎样的人才有资格称之为“文学大师”呢？用毛泽东评价鲁迅的话来说，就是能“动天下之心”。这是文学的最高境界。在我看来，大师之大，不在著作等身，不在胡子长短，在于人格和文魄之大，在于其作品传达的伟大精神和普世价值。

      一提大师，多数人会想起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国学大师是中国的特产，西方国家是没有这个称谓的。国学的概念看起来挺吓人，其实内涵和外延至今还没有搞清楚。治史没有出类拔萃的成就，文学也没有特别出色的作品。但许多学者的学问是明摆着的。怎么办呢？有人便想起了一个新名堂：国学大师。这样一来，学问家的身份问题便解决了。名字排在文学大家和史学大家之中，也不会觉得掉价。

        陈先生有学问，人格大，有大师风范，这两点不容置疑。但陈先生也有重大硬伤，就是没有“文魄”，没有拿得出手的鸿篇巨制。《柳如是传》是陈先生的大作。我觉得，一个写秦淮八艳的东西，独立精神和和自由思想再多，也没有多大社会意义。三国时代的祢衡，“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够可以了吧？但他的文章写不过曹操。政治家比专业知识分子学问还要大。这就是境界问题。迂腐之辈，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寻章摘句，笔下虽有万言，思想不能入世，文章再华丽也没有用。文章没有普世价值，如何动天下人之心？一厢情愿唯我独尊，优越感无中生有。走到那儿都是扯着自己的头发腾云驾雾，不知天高地厚，找不着北。这是酸儒知识分子的毛病和局限。恐怕也是现代作家对陈寅恪一类大师敬而远之的一个原因。

        鲁迅太难学，学陈寅恪又吃力不讨好。于是许多曾经踌躇满志的作家，蹰踟在准大师门前，“此间乐，不思蜀”。

        因此，我认为，中国不出文学大师，原因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成名作家太浮躁，沉不下来；二是无名作者缺乏成长的土壤；三是现代生活对文学的谈化。

        首先，是成名作家的浮躁问题。许多作家成名之后，船到码头车到站，便开始吃老本，不思进取，千方百计想办法把名气变现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尽可能利益最大化。文学成了作家谋取名利的道具。作家不是被“圈养”，就是被商业收编，无法实现精神和灵魂突围。作家的物质GDP是上去了，精神CDP却一直负增长，入不敷出。自身一团污浊，何以宁静致远？内心一团漆黑，如何照亮别人？

        这些年来，大部头的作品汗牛充栋，灾梨祸枣，就是缺乏大思想，大手笔。许多长篇小说，不是鸡零狗碎集锦，就是宏大叙事“叙”过了头，人物对话占了较大篇幅。这些对话，洋洋洒洒滔滔不绝，毫无个性特色可言，要么是有文无学，要么是有文无采，让读者昏然欲睡。文学文学，一是文采，二是学问，即思想。文学最基本的两样东西都不具备，也搞个100万字的长篇小说出来，打灯笼也找不到几句能让人记住的好句子，一个象样的人物没刻画出来，这样的文学垃圾，如何打动人，征服人？

        平心而论，成名作家大都是有一定才气者。市场经济，许多人一夜暴富。富豪的剧增让作家心理失衡。浮躁长驱直入，浸淫传统作家的骨髓，无法守住寂寞，守住清高。文学功利化的紧迫感与日俱增。每个人都想以最小的付出获取最大的利益；每个人都想天上的馅饼往自己的头上砸。作家不但影响不了社会，而是被社会的灯红酒绿牵着鼻子走。文学最大限度被物化和细化，导致许多作家在讨价还价中创作，锤炼的不是语言和思想，而是鸡虫得失。文学丧失了敬畏，大家彼此彼此，谁也不管什么大师不大师。做人格局小，何来作文格局之大？这个时候，作家写出来的作品也就可想而知。

        作家自暴自弃，批评家又帮不上什么忙，于是中国作家集体沦陷，还美其名曰和谐。批评家本是作家的诤友，但现在的许多批评家成了作家的酒肉朋友、红包朋友。作品争鸣变成了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吹拉弹唱”。真正的文学批评却变成了骂人或“炒作”。文学缺乏批评，如同官员缺乏监督。作家创作平庸文字，就象贪官大肆贪污一样心安理得，寡廉鲜耻。于是，文学泡沫泛滥成灾，文学大师成了读者望眼欲穿的海市蜃楼，遥不可及。  

      其次，是无名作者缺乏成长的土壤。当下的文学期刊，大都江河日下，风光不再。据一位业内人氏透露，不少省级文学期刊，比内部刊物更“内部”，除了图书馆，订阅的读者不超过一百本。某些文学期刊成了编辑和作者自娱自乐的“圆桌文学”，数来数去，就那么几个和切身利益相关的人在看。文学期刊的影响力更是日渐式微。如果没有媒体和网络的配合，靠单打独斗，不管这些文学期刊如何声嘶力竭，要吆喝出一个“著名作家”，难度较大。所以，无名作者要想在等级森严的文学格局中破壁成功，没有不菲的金钱和强大人脉做后盾，根本没有可能。

        千里马常有，伯乐也常有。问题是，缺乏利益链条，千里马和伯乐之间难以产生交集。当下的文学体制，缺乏优胜劣汰机制。体制内的文学期刊编辑，无论素质怎么低劣，编发怎样烂的作品，都不用担心被炒鱿鱼。国家给这些人提供粮草，这些人却以作者的衣食父母自居。优越感不请自来，颐气指使从天而降。这些人无论如何因循守旧，固步自封，都不用担心自砸饭碗。

        另一方面，是文学粉丝对文学新人的排斥。伪作家太多，伪大师太多。这些伪作家伪大师，到处招摇撞骗，严重透支了读者的信任。于是，每个文学粉丝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敌意，想方设法避免成为他人成功的工具。于是，文学粉丝变得势利无比，学会吝啬赞美。即使读到一流的文章，如果是无名作者，他也会不屑一顾，嘴角上翘，大声叹喟大师难觅。

        赞美赞美，见到美好的东西，情不自禁，赞不绝口，这是人的本能。但是，功利时代，人类的本能已经逐渐退化。一些人宁愿把赞美烂在肚里，也不想让它找到正常的出口，让他人白捡便宜。这是人性的悲哀，更是文学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