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仲夏五月，刘邦在洛阳南宫大摆酒宴，欢庆灭项羽、建大汉的胜利。觥筹交错之际，刘邦起身举杯，一改平时的粗鲁随意，以难得一见的郑重庄严，且带几分文雅地说道：“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史记·高祖本纪》）  

      此时距汉军垓下灭项羽仅五个月，距刘邦氾水北岸称帝仅三个月，汉朝百官群臣正沉浸在胜利的巨大喜悦之中，却也颇感惊诧困惑：明明是一场实力极其悬殊的争斗，咋个结局竟全然相反？原本正气凛然且强大得无与伦比，战无不胜的天下霸主，咋个转眼间就一败涂地，不仅丢了爱姬丢了天下，还落得个死无全尸的结局？而原本流里流气又兵少势单，每战必败的被贬小侯，咋个惊魂甫定就独揽乾坤，江山美人要啥有啥？  

        刘邦的讨论题目一出，群臣各抒己见，大殿中立马人声哄然。乱嚷嚷一阵后，都武侯高起、信平侯王陵同时起身，代表群臣正式回答刘邦的提问：“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这正是在场群臣的共识。四年前，汉中拜将坛上，韩信就是用这样的对比打消了刘邦内心的深度自卑，鼓舞了他发兵东向与项羽争天下的斗志。这几年，刘邦也正是按照韩信的建议，“与天下同利”，拿官位和封地调动起诸将的积极性，从而以弱胜强，做了至尊。  

然而，刘邦却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对高起和王陵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镶，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将自己与项羽的得失之因归结为能不能用人才，更明确地将自己取天下的奥秘归结为用了张良、萧何和韩信这三个人杰。王陵、高起讲利益驱动，刘邦讲人才作用，都有一定道理，都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但刘邦既是皇帝，站得似乎也更高一点，所以“三杰”之说从此就成了汉之所以得天下的定论，更成了后世历代统治者纷纷效法，众多史家反复称颂的名论。  
二  
刘邦的“三杰”说，乍听起来确实只是赞扬了三个最杰出人物—谋略张良、后勤萧何、军事韩信。但只要将这“三杰”的身份、来历和他们在楚汉之争中所发挥的作用稍加分析，就会明白，这个粗言秽语不离口，见了儒冠儒服就反感的文盲皇帝，其实是在由衷地倾诉内心深处对文士的特别看重和对文化的无比崇仰。  

张良出身于世卿世禄的韩国大贵族，其祖父和父亲相继担任五代韩王之相。韩国被秦消灭后，张良家虽不当官，却依旧大富大贵。按先秦贵族家风，张良自幼读书，历拜名师，加之自身极富天才，所以早就学有大成。他初学儒，通礼；后从黄石公学兵，精其秘传《太公兵法》十三篇，自负可为“王者师”。张良出生之年史无明记，但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的父亲张平卒于韩悼惠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50年），那么，即便这年张良刚出生，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初见刘邦时，他也应是40多岁了，其学养和阅历都堪称标准大知识分子了。也就是说，打一开始，张良就是以大文士、“王者师”身份出现在刘邦面前的。  

韩信因出身贫寒，且终生从事军事，所以两千多年来，人们只把他当成一介武夫，顶多看做一个自学成才的军事家，其真实身份很少有人留意过。但是按照事物发展规律，任何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必得先具备一定基础，韩信也不例外，他之所以能“登坛拜将一军惊”，一出手就战无不胜，成为楚汉之际最杰出的军事家，因为他本来就天赋极高、抱负远大，是做好充分准备要干一番大事的有志之士。  

史载，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先秦长期推行并形成一种制度和传统，民分士、农、工、商，世代相继，各从其业，正所谓“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秦灭六国始破除这种旧制，但旧习却一时难除，特别是过去的士人之家还是以做吏为荣。  

韩信为什么首选为吏？为什么因家贫无钱打点，择吏落选以后，宁可蹭饭、钓鱼，也不愿及时就业去打工经商？因为他出自士人之家，秉性又孤高自负，硬是放不下士人的架子，而且士人的旧习难改，依然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务农做工、经商一样都不会。韩信人穷志在，衣着举止仍旧士人做派，所以当他饿着肚皮在护城河边垂钓时，善良的漂母对他说话时全用敬称。本来是看韩信饿得可怜而舍食给他，却尊其为“王孙”，还说自己的舍食是在向韩信“进食”，完全是下层民众对贵族子弟的语言和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