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不久以前，和巴菲特吃饭要作为一种特权拍卖，而且在中国拍卖出的天价让巴菲特本人也吃惊。如今，盖茨和巴菲特找上门来到中国，中国的富豪们却纷纷“婉拒”，敢吃这顿饭的人不多，据说是怕在席间被“劝捐”。闹得盖茨和巴菲特赶紧澄清：没有“劝捐”一事，交交朋友而已。

盖茨和巴菲特号召数百位美国亿万富翁将至少50%的财富捐献给慈善机构

中国人的传统慈善观，显然需要刷新和修正。

“仁资”以市场为手段

中国的一些富豪心疼自己的钱，要留着养二奶或投资移民，或修豪华墓地等等，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靠写几个字改变他们是不可能的。冠冕堂皇地为他们辩护、称“裸捐”不合中国国情、甚至称盖茨巴菲特的行为违反市场原则等言论，则影响着公共意识，值得认真对待。

汇集起来，这派人的立场主要有三：第一，慈善事业把宝贵的资本从生产过程中抽走，放入消费过程，让穷人白白花掉而不是创造财富。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妨碍“把饼做大”。日后不管穷人还是富人，所能分的份额反而小了。

第二，盖茨和巴菲特这等珍贵人才，早被市场证明是创造财富的大师。他们退出创造财富的过程，不仅是个人之失，也是全社会之失。结果还是一样，饼没有做大。

第三，慈善浪费的事例举不胜举。特别是在中国，对慈善事业的制度管理机制还不健全，善款经常去向不明。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宜劝中国富人盲目捐款。

以上理论，不仅见于中文媒体，甚至也会在《华尔街日报》等西方主流媒体上出现，所代表的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派人多信奉市场调节优于一切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小政府的自由政治哲学，反对各种形式的财富再分配。

其实，这些观念大都出于对现代慈善事业的误解。

现代慈善事业，不是传统的慈善(charity)，即不是单纯对弱者的救助或施舍，而是philanthropy。这后一个词，在中文中也译为“慈善”，和charity无法区分，说明中文世界对两者之差异尚无基本概念。根据《牛津英语词典》，philanthropy的本意为“对人类的热爱”、“促进他人幸福的积极努力和倾向”、“为良好目的而捐赠资金”等等。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仁者爱人”也。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也把“促进他人的幸福”当做人的道德本能，关键也是个“仁”字，颇为接近孟子的“性善论”。把他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结合起来，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解读：人的“自私”来源于“自爱”。这种“自爱”的一个核心部分，则是“爱人”。因此，人在为自私的动机所驱动时，自然也会追求“爱人”之目标。在这一前提下，由“自私”的动机所驱动的市场竞争，会促进人类全体的福祉。

“仁者爱人”的一个直接逻辑后果，就是“慈善”（charity）。但是，这种“慈善”并不是philanthropy。西谚云：“给一个人一条鱼，你可以让他吃饱一天；教他捕鱼技术，则会保证他一辈子的温饱。”传统的“慈善”是给穷人一条鱼，philosophy则是要教给穷人捕鱼术，即穷人的“发展资本”。所以，我把philosophy试译为“仁资”，包含着“仁”与“资本”二义。

“仁资”和“慈善”之不同在于，它是以市场的手段、市场的效益，来达到“仁”的目标。如果“促进他人幸福”真是你本能的话，你就会像在市场竞争中“见钱眼开”、疯狂地积累个人财富一样，同样疯狂地寻求“促进他人幸福”的最有效的手段。这也难怪，在英语中用于描述市场经济的传统词汇是“资本主义”。最近则生出一个新词，我姑且译为“仁资主义”（philanthrocapitalism）。

“仁资”能化解社会矛盾

检讨西方的财富史你就会发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虽然确实是一种人性，但绝不是唯一的人性。应该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仁者爱人”都是非常强烈的人性本能。

亚当·斯密把晚年全部投入于修改《道德情操论》而迟迟不能封笔，一大原因就是面对物欲横流的现实，他对这两种人性的竞争最终会有个什么结果也没有把握。

所幸的是，在他身后，西方资本主义创造了人类前所未有的财富。在这场财富竞争中，最大的胜者，从卡内基、洛克菲勒，直到今日的盖茨和巴菲特，最后都遵循着“仁者爱人”的人性。以这种人性所主宰的市场经济，也发展得更健康、更有效率。

其实，即使是在盖茨和巴菲特身上，恐怕也体现着这两种人性的激烈竞争。1997年，CNN的创建人特纳(Ted  Turner)捐给联合国10亿美元，并批评当时的大款们抠门，而且特别点出盖茨和巴菲特等人的名字，要求他们“把那些你们自己也不知道派什么用场的财富捐出来”。对于这种“逼捐”，两人的回应是长期的沉默。

但是，不到10年的时间，他们作出了自己的回应：不仅要“裸捐”，而且盖茨基本放弃创造财富的生涯、全职投入慈善（即我们所谓的“仁资”事业）。如今，他们用特纳对付自己的手段来对付其他富人，开始了全球“逼捐”的行动。

目前没有人能知道他们两人在这十多年中的心路历程。但是，他们走到今天这步，必须完成两个超越：第一，以“仁者爱人”的动机超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动机；第二，以人类的集体福祉超越市场逻辑。这后一点，尤其需要解释。

市场竞争必须服从于人类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念。一旦市场竞争的结果与这些道德和价值目标相偏离，并且自身无法矫正，人类就必须通过其他方式进行矫正。甚至市场经济本身，也必须依赖这种矫正才能存活。

比如，梭伦改革，就是人类早期用政治手段对市场的矫正。当时雅典的贫富分化严重，大量自由人不得不卖身为奴，乃至这些卖身为奴的自由人和原有的奴隶加起来在数量上远远超出自由公民。如果不改变这种市场契约所形成的结果，他们很容易颠覆雅典的政治体制，富人也面临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结局。梭伦改革免除了这些卖身为奴的自由人的债务，等于剥夺了他们的拥有者的“私有财产”。这是对市场的侵犯，也是对市场的保护。

上个世纪早期，美国贫富分化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在“大萧条”中激化。人们如今已经忘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参议员Huey  Long。他作为极有煽动力的政治家，毫不掩饰其总统的野心，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有大量的追随者。他提出的“分享我们的财富”的计划是：政府保证每个家庭2500美元的年收入，5000美元的财产，其余部分全部没收。如果他不是在政治生涯的半途被人暗杀，罗斯福在1936年是否能赢得大选还很难说。后来“新政”对市场的矫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这个意义上，“仁资主义”试图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市场是进行资源调配、创造财富的最有效手段。但是，人们在市场上多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追求短期目标。这些个人利益和短期目标相加，最终可能使市场的运作脱离社会的目标，进而有了对之矫正的必要。如果市场本身不进行自我矫正的话，就必须依靠政府来矫正。结果是政府越来越大。

“仁资”比政府更有效率

美国在十九世纪末期跃居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矛盾。现代慈善事业，即“仁资主义”，就是在这一“镀金时代”诞生的。

卡内基和洛克菲勒等财富竞争的最大赢家，相信财富再分配的必要，同时认为由市场本身进行再分配比通过政府来进行要更有效。因此，他们仿照着大企业的模式创造了现代的基金会，以市场效率经营善款。

事实上，在这一财富再分配的时代要求之驱动下，以捐助而形成的基金会式的市场模式，和以“新政”主导的政府模式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如今反观二十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财富再分配，欧洲主要采取了政府模式，乃至大学等等基本都是由纳税人供应。美国则保持了较多的市场模式。没有卡内基、洛克菲勒所带动的“仁资”传统，常青藤等世界一流大学全以私立的形式提供公共服务的现实就不可思议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高度经济增长，则被称为第二个“镀金时代”，同样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带来了巨大的贫富分化。所不同的是，此时美国人对大政府感到厌倦，乃至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也在国会昂然宣布：“大政府的时代已经过去！”如果政府要从财富再分配的领域中有所后退的话，市场就必须行使更多的再分配职能。

盖茨基金会所做的也正是这一点。比如，卡内基一代人侧重高等教育，使美国大学成为世界一流。但是，如今美国的义务教育越来越破败，公共权力难以独自解决由此而来的危机。纽约贫困地区的一所公立高中Evander  Childs，因为毕业率仅仅为31%而不得不关闭。盖茨基金会则在原址上资助新学校，如今毕业率达到90%，证明了市场效率高过了政府行政。

由此我们可以回答开篇列举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所提出的三项指责：第一，“仁资”并非把资本抽出生产领域，而是形成一种“社会资本”，投资于长期的创造性目标。比如，美国二十世纪的崛起离不开一流的大学体系。事实证明，这种体系不能仅仅依靠“资本主义”，而是“仁资主义”的产物。

第二，正因为“仁资主义”强调市场效率，才需要盖茨这样一流的市场人才来经营。这也是盖茨本人把个人电脑和现在的慈善事业视为他一生两个最重要的业绩的原因所在。巴菲特把自己的善款大部分托付给盖茨，就像股市投资一样，也是遵循“仁资主义”效益最大化的原则。

第三，“仁资主义”不仅是捐钱，更是制度创造。没有良好的制度，不应该成为不捐的理由，而正是进行制度创新的契机。应该说，中国富人捐款虽少，但并非没有。不过，在“仁资主义”的制度创造上，则是一片空白。

中国在八十年代一穷二白，大家的注意力全在创造财富的市场上。如今中国已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当然必须研究分配财富的市场。中国的富人也应该好好地想一想，是否应该主动遵循“仁资主义”的原则将财富捐出来、推进全社会包括自己的长远利益？